文革日记（8）：抄录大字报——戚本禹讲话
1966年11月15日
早晨8点，到到烟台市委接待站访问，接待人根据我们提出的问题回答：目前运动的主要方向，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提倡大串连，要步行；贴大字报不是斗群众，不提倡贴同学的大字报，不要转移目标。
又到水产学校串连，该校已无多少人，大字报不少，师生多数外出串连。烟台的大学、中学基本如此。
戚本禹同志讲话（也代表关锋同志）
(10月24日晚在《人民日报》编辑部)
我是在火车上听到的这篇文章（指社论），我是赞成一批革命派到外地去的。外地有些地方斗争很激烈，很艰苦。我希望有组织的去，把中央精神、《红旗》十三期社论、林彪同志讲话精神带出去，起促进作用。当然，在那里要先当学生，后当先生。刚才我接见了西南地区的同学，他们那里很艰苦。谭立夫到广州去了，你们也可以去么！
多数派出去也好嘛!我在车上碰到一个同学，他很坦率地说；“我是保工作组的。”他出来一趟，就认识到了，就承认了，就不保了。还碰到一些同学，他们也没有说我是保工作组的，可是同他们讲话中，可以看出来是保工作组的。可是出来以后，也就是炮轰这个，炮轰那个，就不保了。老是保，受围攻，就变成了革命左派，都是压出来的，越压越革命。（关锋同志插话：“反动的围攻，出革命的左派。”）对！反动的围攻，出革命的左派。他们出去，大部分会变成你们的战友。坐不坐火车，不是绝对的。我们提倡走路，（关锋同志插话：“毛主席的意思。”）为什么呢？因为有一种倾向，有些高干子弟，如谭立夫，他们住招待所，要好房子，还要乘飞机，不像话！我们就是提倡走路，还有些地方不让群众出来。说什么影响运动，妨碍生产等等。怎么办？就走嘛！我们就是要鼓励这种精神，这就是造反嘛！走路是革命，可以冲破障碍，冲破封锁。在北京，你们的条件多好，你们可以找总理，可以找中央文革，还可以造反，写大标语，写大字报。你们造反还冲过了金水桥。在北京，你们可以大闹天宫。可是外地就不同，省委一卡，就没地方去了。毛主席指出来要走，兰州地区有几个同学，受压制不让出来，不给火车票，他们就走，这是最好的办法。后来我们知道了，打电话，他们才在半路坐上了火车，到了北京。
以上是我们领会毛主席提倡步行的含义。还要重写一篇社论，这就是你们造反的功劳！
（北航《红旗战斗队》战士问：“都走了，控制不住怎么办？”）
你们不要给我施加压力，有办法，能控制得住。那么一说，全通的。我们相信你们能安排好的。
（北航《红旗战斗队》战士说：“是不是把队伍拉出去打一阵？）
好！还是让群众讨论讨论。我看还得留一部分，还是让群众讨论。
北航《红旗战斗队》整理 北京商学院红反军翻印
11月15日抄于烟台
编后话：王力、关锋、戚本禹（简称“王、关、戚）是文革初期红极一时的风云人物，结果不久又被打倒了。当时，我们跟着高喊“打到王、关、戚”的口号，到处张贴批判他们的大字报，但不清楚具体原因和事情真相。
写这篇博客时，到网上查了一下，粗略得知，他们三人对文革初期的打、砸、抢，冲击军队、外国使馆等极左行为负有直接宣传、煽动责任。为了控制局面，经周总理提议，毛主席做出指示，由杨成武具体实施，对他们三人实行“请假检查”，软禁起来。文革后，王、关被开除党籍，戚获18年徒刑。
戚本禹，1931年生人，山东威海人。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科科长、《红旗》杂志历史组编辑组长、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红旗》杂志副总编辑、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1983年11月2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聚众打砸抢罪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2016年4月20日在上海病故。 日记中提到的《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即1966年10月2日出版的《红旗》，发表的《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一文。这篇社论是关锋、王力起草，陈伯达签批的。在这篇社论中，根据文革小组讨论确定，报毛主席同意，第一次公开提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概念 值得慎思谨言的是，目前网络上浩如烟海各种资料，有许多出自有关人员的回忆文章或传说，受舆论导向和政治氛围的影响较大。“文革”中许许多多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只有若干年后，国家档案解密，才会揭开事实真相，显示出历史的本来面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