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 玉
1906年出生，又名李兴唐，山西崞县（今原平）人。1926年加人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北平市委职工部部长、中共天津市委书记、中共唐山市委书记、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等职。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在山东领导抗日武装斗争。抗日战争期间，黎玉在山东担任党政军的主要领导，为开创山东的抗日新局面做出了重大贡献。解放战争中，为保卫和建设山东解放区做了大量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市委秘书长、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第八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农机部副部长。1986年5月30日在北京逝世。
■口述人：黎小弟（黎玉之子）
1929年1月至1933年7月，中共山东省委先后遭到敌人十多次的破坏，致使此后一直与中央失去了联系，分散在各地的共产党员四处寻找党的关系，上海中央局也曾派人到济南寻找山东党组织，但均无所获。在这种形势下，我父亲黎玉于1936年4月受北方局的指派，以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的身份到山东恢复和重建党组织。
结缘山东
我父亲之所以被派到山东，与他此前的一段工作经历有关。
1935年春节前，我父亲担任河北省委巡视代表兼直南特委书记，被组织上分配到河北濮县一带做组织发动群众的工作，实际上他到的地方就是今天山东聊城莘县古云集镇。当时由于连年自然灾害，老百姓生活十分困难，粮食歉收，没有饭吃，更别提去当红军了。这个时候，他考虑必须先解决大家吃饭的问题，于是就在古云集镇的徐庄搞了“分粮吃大户”的活动。组织一些农民进步分子到有钱的大地主家，开仓放粮，不伤及生命，不拿钱，不抢财产，不扣人质，就是要粮食。我父亲当时身背大砍刀，让人一托，就跳到地主家大院里去了，把门打开，大家“呼”就进去了。首先把地主控制住，告诉他不会杀你，就是要点粮食。大家就装粮，装完粮食就走了。这样的行动一共搞了两次，大家积极性就高了。我父亲借这个机会组织了“穷人会”，短短几天就发展了二三百人。
1939年10月，八路军第一纵队与山东纵队指挥机关合并办公后的合影。前排黎玉（左一）、徐向前（左二）、朱瑞（左三）、陈明（左四），第二排（左一）王建安、罗舜初（左二）、白备五（左五），第三排谢有法（左三）。
“分粮吃大户”的消息很快传到了与莘县相邻的冠县，在济南乡村乡村师范学校担任地下支部书记的赵健民恰好是冠县人，他很快也得知了这一消息。据他分析，这有可能是党组织领导的一次活动，于是赵健民想方设法与我父亲取得了联系，并写了一份关于山东党组织的报告托我父亲转交给中共中央北方局。
1936年初，我父亲将见到赵健民的情况和他的报告一齐向组织上做了汇报，不久他便接到了去山东工作的通知。1936年4月，父亲骑着朋友送给他的破旧自行车，离开了他当时工作的冀鲁豫边特委，单枪匹马来到济南。从这时起，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父亲在山东整整工作了十三年。
武装起义
1936年5月1日，在济南四里山的坟地里召开了中共山东省委的重建会议。根据北方局的指示，除我父亲担任省委书记以外，赵健民任省委组织部长兼济南市委书记、林浩任省委宣传部长。当时为了避免暴露，暂时不用省委的名称，而是以山东省工委的名义开展工作。
那段时间，我父亲都是今天在这儿住，明天在那儿住，从来没有说在一个地方住过两三天的。记得他曾经住过的一个叫曹家巷的地方，就是现在济南朝山街附近，据说那个大杂院里面住着警察厅的厅长，但是我父亲认为越危险的地方也越是最安全的。他在那里住了几天以后，觉得武家尤其是老母亲特别好，就把他们武家三兄弟都发展成了共产党员。其中武老二就是武中奇，后来他们一起组织发动了徂徕山起义。
在我父亲和山东省委的积极努力下，山东各地的党组织迅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党员达到了二千多人。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将山东省工委正式改称中共山东省委，我父亲任书记、张霖之任组织部长、林浩任宣传部长、景晓村任秘书长。9月在太原召开的北方局工作会议上，刘少奇提出“共产党员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的号召。
在这次会议上，我父亲向北方局提出：山东要搞武装起义，希望北方局给我们派一些军队干部。很快，就从延安派了八名红军干部，其中有洪涛、廖容标、韩明柱、赵杰、程绪润、周凯东、郭盛云、廖云山等。我父亲如获至宝，马上把他们作为领导武装起义的军事骨干分配到了准备起义的地方。同时，我父亲也想到了在韩复榘的监狱里面，还有四百多名共产党员。这个时候，中央派张经武、彭雪枫等到山东来做统战工作，于是经过积极的营救和交涉，赵健民、理琪、宋澄、姚仲明等四百多名共产党员陆续出狱，立刻投入到筹备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的工作中。
1940年10月，黎玉在沂水孙祖
我父亲当时认为，起义的时机必须是日本人立足未稳、国民党政府军队溃逃撤退之际，我们要利用这样一个时机拉起抗日大旗。再就是经费自筹，那时候没有谁给钱，也没有钱，所以很多老共产党员都是回到自己家里，把家产变卖了来筹集经费，那真的是为了民族大业，舍身忘己，这样的故事有很多。
在山东省委的统一部署下，山东各地先后发动了冀鲁边、鲁西北、天福山、黑铁山、鲁东、牛头镇、徂徕山、鲁东南、泰西、鲁南、湖西等一系列抗日武装起义，其中徂徕山起义是我父亲亲自参加领导的。当时，可谓手无寸铁，连枪也没有，也不会打仗，也不会扔手榴弹，但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大家叫群策群力也好，叫白手起家也好，拿着最简陋的刀跟枪，就敢打日本鬼子，就到前线去战斗。一个省发动了十几路武装起义，可以说是中国抗战史上的奇迹。而且武装起义的规模，从起义开始就拉起三万多人，这个数量也是很了不起的。最后在这个基础上组建了八路军山东纵队，成为直接向中央军委的战略发报的单位。后来我父亲也讲，起义的成功和山东的民情有关系，山东人豪爽、侠肝义胆，敢于在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我觉得这也是党的群众路线的一个光辉的范例，真正的是把人民群众通过共产党给组织起来、发动起来了。
异军突起
队伍拉起来之后，我父亲很快意识到军政干部的缺乏、武器的落后、战斗经验的不足都成了困惑发展的重要问题，于是在1938年2月底，他扮作商人的模样，启程赶赴延安。当时日本人还没有占领徐州，所以他们就是到徐州坐火车去西安，再转到延安，当天就见到了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这些领导人。他把山东党组织发动武装起义和建立抗日游击队的情况汇报后，毛泽东真的是觉得喜从天降，当即就答应了我父亲提出来的需要军政干部和电台的问题。毛泽东还详细的问了部队实行什么纪律，我父亲说是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毛泽东有些出乎意外，问我父亲，你是怎么知道“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我父亲回答曾在街上捡到一张传单，宣传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觉得很好，就保留起来。直到组织武装起义时，他就拿出来宣布部队执行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当时他并不知道这是毛泽东为红军制定的。毛泽东还在当时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称赞了山东的工作，并指着我父亲说：“这就是山东省委书记黎玉同志，他在山东拉了队伍、搞了武装。黎玉同志！你站起来，让大家认识认识。”我父亲后来还经常回忆起这段往事。
毛泽东决定首先派郭洪涛率干部五十余人，携带两部电台去山东。而后又跟我父亲说准备派赫赫有名的红军战将罗炳辉去山东。当时罗炳辉人在武汉，我父亲按照毛泽东的指示，随即又马不停蹄地赶到武汉，向周恩来提出请求，但最终罗炳辉因配合周恩来做统战工作，离不开，不能到山东工作。这时候，我父亲再次遇到了张经武，并说服他到山东工作，再加上江华、吴克华、胡奇才等高级干部，以及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毕业的学员共一百六十人，从延安出发经西安、太行、冀南，返回山东。
1943年9月，黎玉与谢青在日照结婚合影，自此谢青与黎玉相濡以沫，历经风雨，相伴终身
我父亲和张经武他们回到山东后，先到的岸堤，然后又到了王庄。在王庄，根据中央的指示，他们把山东所有的游击队给整合成一支战略上统一指挥的游击兵团，就叫做八路军山东纵队，张经武任指挥，我父亲任政委。八路军山东纵队的成立，标志着所有山东的部队进入了一个正规化的阶段。此后，山东纵队经过五次整军，逐渐成为山东战场上极具战斗力的一支主力军。
山东纵队本身就是一支山东人民的子弟兵。他全力以赴地保护老百姓，这才出现了这么多可歌可泣的八路军掩护老百姓转移、进行“反扫荡”的光辉事迹，使老百姓的利益得到了最大的保护。
记忆拼图
我父亲有一个最大的特点——爱学习，爱看书，做笔记，我很是钦佩！我父亲觉得特别重要的东西，他一定会让秘书抄录到他的笔记本。我已经发现过好几个，一个是他自己追悼一些烈士的讲话，再就是给别人的信或者别人写给他的信，他认为比较重要的，都会抄在笔记本上。
有一次，父亲在家写材料，我坐在他旁边，他就拿出来他以前留下来的文献，一个小厚本。我在那儿翻，我看了两个半小时，他在那里写他的东西。后来我就问他：“爸，你这个写了多长时间？”他说：“我也就写了两个多小时。”我说：“你比我看的时间都短呀？”他说：“那些东西都在脑子里。”我说：“让我写得五六个小时。”他说：“那时候战争年代没有写东西的时间，我就是利用睡眠时间，第二天要给人作报告了，你不能到那里随心所欲地讲，你要把讲什么都写出来。”
他的这些材料怎么保存下来的呢？是交给了一个老房东，他将笔记本放在皮箱里，房东将皮箱放在水缸里，再挖地三尺把水缸埋地底下，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才拉回来的。所以他那些文件、相片能保留下来，也是山东沂蒙老百姓给保存下来的，那也是用生命给他保留下来。
1944年6月15日至10月1日，山东军区在日照县碑廓镇召开军事工作会议，罗荣桓亲自主持这次会议，总结山东军区军事工作经验，统一各级指挥员的军事思想、明确今后作战的主要方向，会议于10月1日结束，罗荣桓、黎玉与参加山东军区军事工作会议的全体同志合影。第一排罗荣桓（右一）、王建安（右三）、周长胜（右四）、李福泽（右五）、陈士渠（右七）、黎玉（右八）、王吉文（右九）。第二排华楠（右四）、张仁初（右八）、梁兴初（右十）。
我父亲生前跟我说的最多的，就是关于山东的事儿，他跟山东的感情很深。我听山东当地的老百姓说，他走到哪儿，比如说他到了日照，老百姓在莒南听说了，就连夜做煎饼，推一宿推车到那儿去给他们送吃的。那个时候这种关系和感情，真是像一家人。听说我父亲到了一个村子，在房间里有个小油灯，外面看着一直亮着，警卫战士就在这房子周围地上抱着枪合衣而睡。房东看着这灯也不灭，我父亲一直在那儿写呀写呀。第二天早上五六点钟，房东到那儿去一看，所有人都没了，灯也灭了，人也不在了，警卫战士也都不在了。那个时候就是那样，工作、生活和战斗，他不能讲，不能说我们走了，跟你道个别，没有那事，来无影去无踪，那是战争年代。你说他睡几个小时？我估计也就睡两个小时。
我父亲保存下来的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其中有他的工作笔记本，还有他自己写的文章，还有很多手稿，他都把它拿纸包上，放到保险柜里，他在的时候我们不能动。他和我母亲走了以后，我才打开来看。我就看到我父亲把他自己的文章（不知道从哪儿印刷的）扯下来，拿着线给它钉上。我就知道他很看重这个，都是他自己的讲话，还有当时很多的资料，都是和他有关的，当然也有些和他没关的，一大堆。
于是，我就开始慢慢地从这些资料中去还原我父亲的形象，觉得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也越来越清晰、越来越高大……
采访：胡媛 王玉霞 郭然
编写：胡媛
关于黎玉在山东抗战经历的采访酝酿已久，直至2016年新年伊始才最终成行。恰好2016年也是黎玉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的年份，因此我们的采访也有了一些特殊的意义。
在反复查阅有关资料的过程中，总是很难清晰地把黎玉个人的经历从山东的整个抗战历史中抽离出来，他已经与山东抗战的进程深度地融合在一起，以至于让人误以为他原本就是山东人。其实，黎玉的原籍在山西，而且一辈子保留了山西人吃面的习惯。自从二十几岁出来闹革命，几次被捕入狱，都是山西家中的老父亲变卖家产筹集赎金才使他得以脱身，而他自从参加革命以后，他几乎没有再回过山西老家，反倒是在山东一待就是十三年。
1960年,黎玉全家合影。前排左起：谢辉、黎玉、黎小弟、谢耀、谢青。后排左起：黎晓波、黎莉、黎端明、黎小岭、黎晓新
黎小弟说，小的时候父亲总是让他汇报思想情况、汇报学习情况，因此很不爱跟父亲讲话，不喜欢在父亲面前总是像个战士对首长那样。有时候，父亲还会跟他们下棋，但又总是爱悔棋……但是，作为家里年龄最小的一个孩子，黎小弟陪伴父亲渡过了他晚年的大部分时光，他也因此得以与父亲越走越近。退休之后，黎小弟更是把时间和经历都放在了对父亲生前的笔记、手稿等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对山东抗战历史的研究上。
通过这些研究，黎小弟对父亲有了更多的了解。他说，“父亲喜欢记日记，那日记里除了工作上的事儿，还有很多尽是“骂”我的事儿，这个对我不满意，那个对我不满意。我当时觉得这点小事儿他也记在日记里。但他对主席的感情很深，有时候他会在日记里写：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毛主席接见他，哎呀他这个激动啊！毛主席说：‘黎玉同志，你怎么样?很好吗？’他说：‘我很好！’”。
2016年4月25日，黎小弟作为中国抗战老战士后代代表受邀参加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举行的澳新军团日纪念活动，他胸前佩戴的是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纪念章。
黎小弟发现，在父亲的内心深处，始终有一种无法撼动的力量，那就是信仰的力量。这种力量支撑他克服了战争年代的一切困难，也支撑他在逆境中能够始终乐观、向上。
撰写：胡媛这幅近似模糊的照片，向我们展示了一段清晰而曲折的革命历史，那巨大的爆炸声至今还回响在历史的天空……
照片(上图)拍摄于1940年12月，拍摄地点位于沂南县双堠西南面的一个叫侍郎宅的村庄。上面两位人物当年在山东赫赫有名。一位是山东战时工作执行委员会主任黎玉（中）， 另一位是八路军山东纵队参谋处长罗舜初（左）。这两位站的地方是侍郎宅圩墙的一角。他们来这里看什么“风景”？这可不是一般的“风景”，他们拍照前发生的那一幕，是任何“风景”都难以比拟的，它注定载入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史上。据黎玉的儿子黎小弟介绍，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罗舜初的夫人胡静拜访黎玉时，黎玉还专门向胡静聊起这幅照片的前后故事。
黎玉告诉胡静，他对沂蒙山区的圩子、炮楼印象深刻。他说圩子、炮楼几乎村村都有。为什么有那么多圩子和炮楼？主要原因就是这里饱受匪患之苦，沂蒙山区土匪之多之凶残中外有名。为了保全百姓，好多村庄就修圩子建炮楼。日军来到沂蒙山区后，日军到处修碉堡，日军也同样对圩子和炮楼格外关注，当然只关注那就不是日军的秉性了。他们通过威逼利诱等方式，让村里的头头脑脑人物成为他们的帮凶，有的村庄圩子炮楼就成了反动顽固势力的屏障，借助这些屏障和我抗日武装力量进行抗衡，侍郎宅就属于这种情况。
1939年春夏之际，日军出动两万余人分十余路对我鲁中抗日根据地进行了规模空前的大“扫荡”。他们实行堡垒政策，以大、小据点为依托，步步为营，“蚕食”我根据地。一些顽固势力坚持反共立场，趁机利用其占据的圩子、炮楼与我作对。那时候对敌斗争很是艰苦，说“艰苦”，那是我们现在的人们难以体会到的。那时候虽不是冷兵器时代，但我们八路军和地方武装使用的武器和冷兵器差不了多少。对付圩子和炮楼，最有效的武器就是威力巨大的大炮了，射程远，杀伤力大，但当时别说山东纵队，就是八路军一一五师，大炮也属于奢侈品。为什么呢？因为八路军在长征的途中为了快速行军的需要，几乎所有的重武器都在途中被扔掉或者被蒋介石的追兵缴获，剩下的也残破不堪，能使用的已是寥寥无几，而大炮这种重武器更是能扔多少就扔多少，实在不行就沉入大江，所以八路军到了陕北以后可以说是没有一门大炮。以后从日军手里也缴获过大炮，但大炮的移动的速度缓慢，对于要速战速决的游击战来说，只能眼睁睁的看着缴获到的大炮就地掩埋或是被炸掉。另外，一一五师进山东对当时的“国民政府”来说属于先斩后奏，是以“东进支队”护送彭德怀的名义,不能兴师动众，还要翻过太行山,穿过平汉路,带重型武器不太现实，而八路军的边区制造所只有制造手榴弹和地雷等简单武器的制造器材，造大炮的机器八路军早期也是没有的，直到1942年新四军先于八路军开始生产迫击炮和炮弹，八路军1943年才开始生产，而打侍郎宅的时间是1940年底。
当时鲁中抗日根据地有兵工厂，但制造不出攻坚的武器，如何克服我缺乏火炮等重武器的困难，成为我打破敌人的封锁和“蚕食”的一大难题。为了有效地摧毁敌人的碉堡、炮楼，有的部队尝试着制造“土大炮”:把榆木中心掏空，做炮筒，结果一点火，炮弹没出去，先把“炮”给炸毁了。
有的把辣椒收集起来，想制成“毒气”熏倒敌人再进攻；有的把浸过油的棉花团绑在公鸡腿上，点火后将公鸡抛向敌人的炮楼；还有的部队采取古老的擂鼓呐喊的方法爬城强攻，结果都不理想。
有一个人物历史会记住他——王凤麟。当时，王凤麟任山东纵队一旅二团的副团长，黎玉对此人赞赏有加，黎小弟说，他父亲在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的时候，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怀念王凤麟。王凤麟是黎玉去延安向中央求援干部时，党中央派到山东近两百名干部中一位优秀的军事干部。当时在中央组织部工作的李富春向黎玉介绍这批干部情况时，特别介绍了王凤麟的情况。
王凤麟出生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一个贫苦农民家中，原名叫李芳，“七七事变”后才改名叫王凤麟。“九一八”事变后，他和两个哥哥，相继参加了我党领导的抗日救国斗争。起初，他从事地下救亡活动，不久便加入了共青团。一九三二年，党组织派他到马海山部做兵运工作。马海山投敌后，王凤麟响应抗日联军行动，发动一营士兵起义，参加了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王凤麟任军直特务连连长。特别难得的是，王凤麟受党的委托，于一九三五年底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过两年。在这两年中，他学习并参加了“工兵班”，在一名德国教员指导下掌握了娴熟的军事爆破技术，王凤麟所学的爆破技术在沂蒙大地派上了用场。
在沂水王庄北边的山村中，王凤麟和抗大一分校有个叫赵志坚专门教工兵的教员，办起山东纵队第一个爆破训练班，培养骨干，传授爆破技术。王凤麟同志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因陋就简，带领学员自制黑色炸药，传授炸碉堡、城寨以及用石雷、踏雷、蹚雷杀伤敌人的技巧，把训练班办的生动活泼，为以后各支队应用爆破技术攻克据点，开展地雷战，粉碎敌人的“封锁”“蚕食”，打下了初步基础。
侍郎宅村有无侍郎这样的问题，就像当年山东党政军领导一样，不是我们关心的重点，村里有个刘超峰（刘越松）地方反动武装头子让我们部队的领导异常重视，此人一贯坚持反共立场，民愤极大。1940年12月，为了打击这个无恶不作的地主武装头目，山东纵队首长命令特务团攻下刘超峰的反动堡垒。
侍郎宅不是普通的一座宅院，而是一个村庄，为了写这篇文章，我专程前往看看这个一度让人揪心的村庄。现在这个村庄基本都拆迁了，已经剩下不多的几户村民，我找到了一位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当过村会计的老人，他叫高主人，他告诉了我其中一些细节。
高老说，他出生的那年正是八路军攻打侍郎宅的那一年。他说，他们村可不是个土围子，圩子是用巨石垒砌起来的，刘超峰就想凭借这个圩子和八路军作对。高老还说，同样是刘姓地主，离他们村二十华里的垛庄燕翼堂，人家捐款献地就和共产党八路军关系好，而这个刘超峰经常打根据地，还抓捕党政军工作人员和家属，八路军下定决心要炸了它。
高老向我比划着，八路军挖了几百米的坑道，把炸药送进圩子东南炮楼下，“轰——”，把炮楼端了。
山东纵队第一次使用爆破攻坚获得成功，黎玉和罗舜初一定要到现场看个究竟，这张照片就这样留了下来。
黎小弟告诉我，这次攻打侍郎宅已经是第二次了，在这次攻打的半年前，抗大一分校第二、第五大队配合山东纵队等发起了西起徒山，东至侍郎宅的反黄沙会战役。这次战役最大的战果就是抗大学员们通过这次战斗，创作出了流传至今的《沂蒙山小调》，但黄沙会老巢侍郎宅没有攻打下来。这也给刘超峰有恃无恐的本钱，他没有想到的是，半年后一切灰飞烟灭。
侍郎宅爆破技术让敌人心惊胆战，他们开始加厚城墙，我们也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研究出很多爆破技术。随着技术、战术的日趋成熟，山东八路军不仅可以运用爆破拔除一般的敌人据点，还可以对县城进行爆破攻坚。1944年，我军就是运用多种爆破技术，仅用了两天的时间，就解放了日伪联合设防的沂水县城，全歼日伪守敌1000多人。还有异常坚固的临沂城墙，也是我们的爆破技术掀开了临沂城新的一页。
侍郎宅的那声轰响远没有结束，黎玉说，这爆炸声传到了毛主席的耳朵里了。原来曾任八路军山东纵队副指挥兼一旅旅长的王建安向毛主席汇报了山东部队实施爆破的经验，毛主席听后十分重视，认为在我军转入城市攻坚战中应该重视和推广爆破战术。我查到了一封毛主席1948年7月16
从电文中看到毛主席对山东的爆破技术熟稔到何种程度：“太原空虚，有乘胜夺取可能，••••••攻城方法望采用山东部队所使用者，既迅速，伤亡又少，又节省炮弹炸药。即是在火力掩护下用少数人（甚至一个人）携小量炸药置于城根，炸成一洞；再用同样方法置炸药于已炸开之洞内，炸成更大之洞；第三次，用大量炸药置于该洞，即可能成功。”这封电报简直就是一篇关于“爆破”的说明文。
（作者为临沂大学影视创意研发院院长）
我:
后看上硠，立村南依黄云山，据白氏家谱，明洪武间由郯城迁居。村南紧靠黄云山，雨季山洪暴发时，水石相激，硠硠有声，故有村名“硠”。后下面再立一村，始分名上硠、下硠。
我:
后说崖子。普通话无此音，当地人读“yai”子。
明朝洪武年间，徐氏来此立村，因村取址山岭顶部，当地人称岭为“崖头”，故名崖子后，后来前面又立一村，故分称前、后崖子。
我:
再讲东师古，原名“石固”，也是先有“石固”，后西石固立村，根据方位乃分为东西石固。
据陈氏家谱，明永乐间陈氏由山西迁此。因村北石群坚固，直逼蒙河，折向东流，村因名“石固”，后演变为“师古”。
与雁岭演化为岩岭，石虫崮演变为石崇崮类同。
我:
先讲梭庄，先有东梭庄，当初名为“梭庄”，据光绪二十年重修八楼刘氏家谱：“刘氏原籍海州，明初迁沂之西南百五十里梭庄立业。”因村背山而立，村后山酷似牛头，故名“牛头山子”，远望北面山形，像极一头牛，因牛头山形似牛梭头，故立村后取名梭庄。该存至今存有八楼刘之一楼遗址，在村南部。东梭庄建村在前，故明初再建一村时，根据东西位置，分别叫东、西梭庄。
我:
我家后面的山西面前部山坳里还有一个山泉，俗名“牛逼泉”。软性水，特适合饮用，我爸妈每天步行六里去取水，喝久了缓解体内结石症状，铁壶水垢为之一空类
我:
@李布 不确考，应该是牛梭头，我们庄后东边山头叫牛头山子，西边的山是牛身，中间山谷为通道，恰似耕牛的梭头
她的一只翅膀垂着，翅膀的根部仍在流血。她在受伤后，没有能力飞行了，于是落到了地面。她应和着那只孤雁的凄叫。在鹅群中，她是那么地显眼，她的神态以及那身漂亮的羽毛使周围的鹅群黯然失色。她高昂着头，冲着天空中那只盘旋的孤雁哀鸣着。她的目光充满了绝望和恐惧。
天空中的雁阵一排排一列列缓缓向南方的天际飞，惟有那只孤雁在天空中盘旋着，久久不愿离去。
天色近晚了，那只孤独的雁留下最后一声哀鸣，犹豫着向南飞去。受伤的雁目送着那只孤雁远去，凄凄凉凉地叫了几声，最后垂下了那颗高贵美丽的头。
一、从1938年夏到1939年底，为落实党中央在“蒙阴以东、莒县以西、泰石路以南创建沂蒙根据地”的指示，中共山东省委、八路军第一纵队等机关先后抵达上述区域，即今沂南县西部地区。1939年10月，以此为沂蒙根据地主体的南沂蒙县委和南沂蒙联防办事处成立。年底，以沂南西部地区为主体的沂蒙根据地已初具规模。
但是，这里还不是我党领导的完全意义上的根据地，辖区仍驻有国民党临沂张里元的政府和部队。
1940年1月5日，抗大一分校从晋东南东迁沂蒙东高庄后，成立民工团，派出文工团，参与孙祖战斗，加强了沂蒙区我党和武装的力量，有力推动了沂蒙根据地的壮大、拓展。3月，南沂蒙正式改称为沂南县。国民党张里元部逃往东蒙山一带后，策动黄沙会、地主武装，与抗日军民摩擦、对抗。于是，鲁中抗日根据地开始了反封锁、反“蚕食”、反“摩擦”的斗争。
一
侍郎宅，位于沂南县双堠村南，坐落在美丽的朝山脚下，蒙河南岸。成村于明朝万历年间，历史悠久，民风纯朴，因村里曾出了个史姓兵部侍郎，其宅院坐落于此，故名“侍郎宅”。
这里，流传着一个美丽的传说。
那是明朝万历年间，村里有个姓史的老人去世了，家人雇来吹鼓手，“呜哩哇啦”地操办起丧事来。
出殡那天，天朗气清。但就在下葬的一刹那，风云突变，狂风四起，竟然“唰唰”地下起雨来。
说来也怪，突然，那抬棺的杠头上一下子落满鲜花，如同在扁担上开的一般。
更奇的是，天空中居然下起了鱼！那从天而降的生灵打得乐队的鼓“嘭嘭”直响，就像有人打奏一样。这时，出现了更为神奇的一幕：有两只狼在不远处的山上“呜呜”直哭。
孝子正纳闷呢，偏偏有人惊慌地问孝子：“看，那是什么？”
当地人俗称狼为“犸猢”，孝子随口用“犸猢”马虎搪塞过去了。但“犸猢”毕竟是狼啊，所以这家后来就真出了一个兵部侍郎。
艳羡之余，人们不无惋惜地说，要是孝子当时说“是狼”，史家就会辈辈出“侍郎”的。因皇帝御赐宅第盖在本村，村名遂叫“侍郎宅”。
这就是“鱼打鼓，狼送殡，扁担开花时来运”的传说。
但，传说毕竟是传说，查遍明朝先后144个侍郎，没有一名姓史，但这并不妨碍侍郎宅传说的美丽。
后来，莒南大店大地主刘朝峰迁居此村，堂号“青纺院”。他在村外拉起了围墙，故侍郎宅在当地又有“围子”的别称。
封建王朝后裔刘朝峰（刘越松），仰仗张里元，伙同汉奸刘乃林，同日寇勾结，与人民为敌，公开阻挠破坏我群众工作，抓捕我过往抗日军民。八路军多次争取，他不但不改变态度，反而气焰日嚣，民怨沸腾。
1940年6月初，抗大一分校第二、第五大队配合山纵及及沂南垛庄区委、区分队、青抗先、游击小组，发起了西起豆山，东至侍郎宅的反黄沙会战役。
经两昼夜激战，我军攻克朝仙桥、尚庄敌据点，收复公路以南大片地区，迫使反动地主武装和黄沙会退至石屋山以南。但是，未能攻破黄沙会老巢侍郎宅。一时间，伪顽有恃无恐，不可一世。
二
1940年秋，上级决定，抗大一分校配合山纵特务团再打侍郎宅。
虽说侍郎宅是个土围子，但围墙用专门从外地运进的巨石构筑而成，周长约五六百米，墙高约五六米，高大厚实。四角设有炮楼，墙外还挖有深沟。南面是佃户草房，虽已拆除，但断壁残垣，仍起屏障作用。
南凭朝山，北临蒙河，东、西、北三面视野开阔。但围墙突兀而建，四野一马平川，外无任何副防御设施，属孤立之敌。
经过整训，山纵战斗力不断提高，但当时鲁中根据地的兵工厂还无法制造攻坚兵器，装备上既无大炮，也少重机枪，仅靠步枪、手榴弹和少量轻机枪作战，且缺弹少药。攻取侍郎宅，注定困难重重。
果然，刘超峰龟缩在土围子里，固守不出，山纵几次强攻，均未奏效。
一分校训练部部长袁也烈和副部长阎捷三召集学员开“诸葛亮会”，人人出主意，想办法。工兵教员赵志坚思谋了一会儿说：“我看可以在敌人想不到的地方挖地道，送上几个大炸药包，炸出一个突破口，然后部队一冲就进去了。”
“对呀，这个办法好!围墙再高也顶不住炸药轰啊!”
这个主意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袁部长也兴奋地补充道：“哎，到时候找一口棺材，把炸药都放好了再送进去，集中爆破威力更大。”
于是，学校推荐赵教员协助部队，担任技术指导，并确定使用黑色炸药爆破围墙。因为当时黑色炸药在乡村可从爆竹工人家收集，也可就地制作。
10月间，赵志坚带领尚炜、马骏驰等部分学员进行了反复侦察。发现侍郎宅东南角的场院里有一间闲屋，距东南角炮楼约有数十米。
指挥部队包围土围子后，工兵们就从村边开挖壕沟，挖到看守场院的屋子里。再从屋子里挖掘通向炮楼的坑道。
由于当时没有仪器，为准确掌握方向、深度、距离，赵志坚教员使用了土办法。他用红缨枪从坑道向上穿孔，穿通后夜间用香火作标记。夜间施工运土，分毫不差。
赵教员又派学员摸至围墙处，测试距离。坑道挖好后，找来一口棺材和一些布袋子，装满夯实，共装黑色火药1000斤左右。
三
由硝酸钾、木炭和硫磺机械混合而成的火药，在唐代即已出现，是世界上已知最早的炸药，到了宋代，黑色炸药被用于战争，它需要明火点燃，爆炸效力小。只有将黑火药放在密闭的容器内，当黑火药产生的气体积累的压强高于容器承受力时，才会爆炸。
明崇祯15年(公元1642年)，李自成攻开封府时，时为河南按察御史、后封兵部侍郎的沂南大庄人高明衡督守开封，城墙“厚数丈，内坚致而疏外。贼用火药放迸，火发即外击，瓳飞鸣，贼骑皆糜烂，自成大惊”（《明史·高明衡传》）。
原来，农民军不晓得使用黑色火药爆破的方法，没有把挖开的洞填上并压实(实际上城墙上也没法填)，导致火药气体形成了喷向城墙外的“定向爆燃”，反而烧死了自己不少人马。
再后来，清代太平军使用黑火药炸城时就改进了许多。他们将贵州的银矿工人和耒阳的煤矿工人组成“土营”。为了隐蔽，特意在城外空房子里挖地道，通至城下，再埋好火药。太平军将经过包裹缠缚处理的火药为“地雷”，地雷用棉被包好，再浇上桐油或用棺材装好，以免密封不严，潮气进入，边填土边后退，撤离地道，引爆。据《则克录》记载，爆炸效力“掀翻巨城，如揭纸片”。
沂南有悠久的配制黄色、黑色火药的历史。砖埠一带村庄，素有土制鞭炮的传统。北面是铜井矿区，向西是新汶矿区，火药来源广泛而充足。
抗大一分校工兵教员赵志坚，原是西北军冯玉祥的部下，参加过著名的涿州攻城战。抗战开始后他奔赴延安抗大，学习结业后留校担任工兵教员。他有工兵专业知识，尤其对用黑色炸药实施攻坚爆破有门道。
山纵一旅二团的副团长王凤麟，也曾在苏联中山大学时专修军事爆破。他俩曾到山纵开办过两期爆破专训班，传授爆破技术，培养爆破骨干。
当时，学员们积极性很高，连山东分局书记、战工会主任委员黎玉，山纵参谋长、鲁中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舜初都忙里偷闲，加塞儿“蹭课”呢！
四
整个迫近坑道作业堪称经典，土顽丝毫没有察觉。
为了争取最后的机会，瓦解土顽，在引爆之前，学员们一再喊话说：“你们快缴枪吧，不投降要坐‘土飞机’了！”
寨子里死一般寂静，一点儿反应也没有。无奈之下，学员们通过地道，缓缓地将火药送进侍郎宅东南炮楼底下，估摸好时间，点燃火绳，实施引爆。
“轰”的一声，像一个沉沉的闷雷。山摇地动，土围子东南角炮楼两侧的围墙也被震垮了近10米，形成了一个大豁口。
“嘀嘀哒哒”冲锋号吹响了。
“同志们，冲啊!”战士们呐喊着乘着还未散尽的硝烟，端着枪箭头一般顺着豁口冲入寨子内。
刘朝峰和几个亡命之徒，见势不妙，不管头不顾腚，趁乱舍命跳下围墙逃向朝山。
土顽据点终于被拔除了，大家振臂欢呼：“敌人坐了‘土飞机’啦！”
第一次使用爆破攻坚获得成功，大家都很高兴，赵志坚受到表扬。这次战斗开创了山纵对付围墙、碉堡固守的战例。
黎玉、罗舜初兴致勃勃地爬上围墙，来到现场视察，感觉爆破效果很好，特意在侍郎宅的围墙上拍照留念。
这次战斗，使沂南、临费沂边根据地连成一片。
山东部队广泛使用爆破技术攻坚，并取得经验，始于山纵。山纵精通攻坚爆破，归功于抗大工兵教员赵志坚、二团副团长王凤麟。
五
七十五年过去，笔者来到侍郎宅，只见村内残垣断壁，犹如风烛残年的老者，在风雨侵蚀下挣扎着伫立，似欲诉说昔日的故事。
三三两两的耄耋皓首，提着马扎，杂乱慵懒地或坐或立。一见生客，骚动慌乱一阵后，纷纷张开的浑浊的眼眸，发出探寻好奇的目光。
一个热心的老年妇女，径直蹩了过来。
身形如弓，精神尚佳。经过攀谈，知道已是80岁的人了。屈指算来，1940年时，仅是“始龀”之龄。黄口垂髫，岁月弄人，而今已近生命尽头，怎不令人徒生感慨乎！
“看，这就是北门！”两块高大颀长的条石兀自立着，犹见昨日风华。厚厚的石门槛，被岁月深深地刻了三道纹，大门的木栓，朝暮开合，纵是顽石，也会刺穿！一溜儿露出地面三四十厘米的大块围墙基石，仍能使人想象曾有的雄伟壮观。
“夯实了黄土的围墙上面，得有这么宽，能跑开车呢！”
我注意到被村民拿作比方的是一条政府修的村村通的硬化路面，宽度起码4米。
不觉中，逛到南街，村民们纷纷指点路南的一片低洼处，前几年还是四五米见方见深的大坑。这就是当年的东南炮楼遗址。一个村民说，他的父亲当年就在围子上值更。一声响后，被木料压在下面，奋力扒拉开木头，才得了性命……
六
1942年4月12日，原抗大一分校干事、后在八路军军政学院的欧阳平任政委，率领抗大等60人的干部队从延安出发来沂蒙山区，在山纵驻地东高庄分配工作后，30多人的延安干部团在土门巧遇山纵4旅11团当夜攻打土门碉堡。干部团共同商定并征得作战指挥员同意，战地观摩。
作战顺利极了，炸塌炮楼，歼敌一个连，还不耽误天明睡个回笼觉。
干部团对用炸药包爆破极感兴趣，虽然以前听说过山纵炸药包的厉害，但是这是第一次亲见敌人坐“土飞机”，十分震撼。叶团长拿出炸药包，亲自示范捆扎、送靠敌堡、拉绳引爆。
大家议论纷纷，若能将此爆破法推广全军，那该多好啊！
随着爆破攻坚技术日臻精妙，日伪设计出了一系列反爆破措施，而山纵新的爆破办法也如雨后春笋。
日伪加固工事，修双层围墙，八路军就用多梯队接力方式连续爆破对付；日伪将碉堡底层用土石夯实来阻止地面爆破，八路就用支架把炸药竖到二层楼上“悬炸”，日伪在碉堡外挖堑壕，八路就用带腿的云梯越壕去爆破。山东八路军不仅可以运用爆破拔除一般的敌人据点，还可以对县城进行爆破攻坚。
1944年，运用多种爆破技术，仅用两天，山纵就解放了日伪重兵联防的沂水城，全歼守敌1000多人。
遥想1900年7月13日，八国联军总攻天津，南门是联军的主攻方向。晚上，清兵惊愕地发现，日军抬着两个巨大的桶向南门逼近，在轮番射击下，日军倒下一批补上一批，桶始终在缓慢地前行。最后，被安置在城墙下。桶里的导火索被点燃了，清军所有火器集中射击。导火索不断被打灭，又不断地被日军点燃。最后，一个日兵高举着一支火把冲上来，火药桶终于被引爆了。在巨大的爆炸声中，天津城墙被炸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兽兵蜂拥而入，清兵四散，城门失守。（王树增《1901》，人民文学出版社）
斗转星移，“药”是人非，历史就这样和人开了一个玩笑。
1947年，八路军山纵副指挥兼一旅旅长王建安向毛主席汇报了爆破经验。
1948年7月16日，毛泽东主席代军委起草了一封给徐向前、周士第的电报，内容是：“太原空虚，有乘胜夺取可能，……攻城方法望采用山东部队所使用者，既迅速，伤亡又少，又节省炮弹、炸药。即是在火力掩护下用少数人（甚至一个人）携小量炸药置于城根，炸成一洞；再用同样方法置炸药于已炸开之洞内，炸成更大之洞；第三次，用大量炸药置于该洞，即可能成功。”
电报中的“山东部队”即指华野山东兵团，前身是抗战时的八路军山东纵队。而侍郎宅之战也因这份电报而彪炳史册！
（原文发在《沂蒙晚报》，作者系山东省沂南县第一中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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