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日记（23）：整风会议记录之一
1967年3月11日
多壮志战斗队、换新天战斗队
整风会议记录
范守君（时为班劳动委员，现为退休教师——编者注，下同）：认为工作组是来领导我校文化大革命的，要跟着工作组干。那时，认为刘忠（时为班团支部书记）同学立场坚定。对于“平妖风”时于传德同学的检查，也是认为不够深刻。当时想，工作组可以崇拜。
第一次串连，思想比较单纯，肯定成绩，没有去游山玩水和探亲访友。南下串连处理不当，明知以后能有停止串连的指示，害怕走晚了走不出去。是受“四害”轻的，确实不能像人家那样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对每个人都肯定要与不要，这是形而上学的观点。造反精神差，从六年级开始当干部，敢闯精神不够。前期害怕打击报复，认为学校领导不会对我有什么看法。
孙宝志（退休高中教师）：盲目崇拜，资产阶级虚伪性重。刘忠、杨亭（时为校副总务主任，高中校长退休）、陈修瑜（时为校教导主任）话说得很虚伪。“大家串连要去坐车，你可能好出风头，就自己走。”
王吉明（烟台人事局退休干部）：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下决心上井冈山，毕可仁（时为班长，正厅级干部退休）等回来后，又下决心到农村，以后又说南下。有时明知不对，也不说。“讲话”学得很不强。
孙永仁（原济南槐荫区机关事务处干部）：我始终觉得阳奉阴违，不愿得罪人，愿意随大流。
王利厚（退休科级干部）：有讨好的思想，说吕庆华（时为县团委书记，驻我班县委工作组成员）是党的好干部。出风头，到青岛后，又说自己去北京。
于培文（中学教师）：对别人马列主义，对自己个人主义。
刘志文（济南铁路局退休职工）：猜疑心较大，对黑板的问题……。
孙宝志（退休高中教师）：坐车外出串连，觉得见不得人，虚伪。
孙乐（烟台钢铁厂退休职工）：由于盲目崇拜，所以有时失去了原则，不争论。
陶传宝（退休科级干部）：不得罪人，叫人爱听，好人主义。
吕奎武（退休高中副校长，高级教师）：有点出风头，坐拖拉机串连，非走不可。
周秀美（班团支部委员、厂工会主席退休）：在上海去工厂一事……。
王崇卿（退休干部）：开始写大字报时，对于传德的一些做法不满，对工作组是绝对相信的，认为不可怀疑，觉得他们是好同志，是有成绩的。北京串连回来后，对反动路线有所认识，觉得叫工作组做检查是应该的。同时，认为他们的检查很不彻底。上海回来后，首先要加入“迎春到”战斗队，人家不要。以后要时，又有条件。虚伪。对加入“委员会”的态度，对陈修瑜支持“东方红”辩论的事，对于本班的事，始终认为有信心。
编后话：以上是全班主要的两个战斗队整风会议记录的一部分（括号中的内容为编者注）。开展整风运动，是根据“两报一刊”文章，以及大字报中宣传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讲话精神，由各个群众组织自发进行的。主要目的是借鉴1942年延安整风经验，把各个分散的群众组织联合起来，达到统一夺权的目的。
这种愿望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当时地方各级党政权力机关被“砸烂”，被打倒，众多的群众组织处于无政府状态，很难统一起来。从而根本没有达到原来的目的。我们学校也同全县一样，分裂为“二、三”、“二、五”两大派。两派都觉得自己最正确，最革命，认为对方不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是假夺权，糟得很。直至发展到后来的武斗不断升级，动枪动刀，死伤惨重的混乱局面。1968年，我们学校一次武斗事件就造成4人死亡，30多人受伤。
现代管理理论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社会管理，必须有一个符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管理网络体系。在这个体系中，设置多少个管理层次，每一个层次管理的幅度有多大，都是由客观的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来决定。文革时期从上到下“打倒一切”的夺权运动，以及我们实行多年，在经济上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模式，在政治上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不符合自然与社会发展规律，不是发展和进步，属于倒退。
（2018-1-7
1535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