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日记（24）：整风会议记录之二
1967年3月11日
多壮志战斗队、换新天战斗队
整风会议记录（二）
吕奎武（退休高中副校长，高级教师——这是同学毕业后的职业和现状，下同）：参加“迎春到战斗队”，这件事做得不对。固执己见，盲目讲义气。你不信服我，我不信服你。
孙乐（烟台小钢联退休员工）：非团员讨论时，相信怀疑县委工作组是对的。当时根本不理解，平妖风后，曾经对工作组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工作组走时，激动得掉下了眼泪。去长征大串连时，也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唯我独尊，把自己比成英雄，对累的同志一点也不体谅。5点前不回来的，就要写检讨。有唯我革命思想，有无政府主义倾向。对于ｘｘ（一名曾经被批判的同学）的态度，到处挑缺点。把个人放在第一位，敢争高下，不让分寸。
刘志文（铁路局退休员工）：回家要好好了解情况。
陶传宝（退休科级干部）：对干部说奉承话，有时有拉拢同学，自高自大，阳奉阴违，虚伪现象。整风中，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
吕奎武（退休高中副校长、高级教师）：工作组来校后，我为班中心组组长。运动中，忠实地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时自己盲目崇拜，缺乏正确的认识。对于ｘｘ的批判是错误的。曾经组织写大字报，用话语顶撞、压制过他。四级一班的文化大革命冷冷清清，对同学不信任，造成了几个人的空忙。对于ｘｘ同学抱成见，批判他没有充分理由，而是硬压下去。工作组如果做得对，反对则为反对党的领导；做得不对，就应该反对。
王吉明（烟台市人事局退休干部）：有个人英雄主义，纪律性差。有时，犯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唯我革命。
陶传宝（退休科级干部）：对工作组，我非常崇拜。尤其对吕庆华（时任县团委书记，驻本班工作组成员），觉得很好，忠实地当了工作组的走卒。自己有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心想，不让我们参加造反委员会，也不差起你。南下串连，大方向正确，但也有错误。生气他们把持大印，不给开介绍信。有小资产阶级虚荣心。
孙永仁（原济南槐荫区机关事务处干部）：看到别人的错误，不大胆揭发，不敢争论。
王明厚（烟台市教育局退休研究员）：有时虚伪，有好人主义。
王吉明（烟台人事局退休处级干部）：受蒙蔽很重，对工作组崇拜。秋假时，又忠实地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五个老师整的相当厉害。不愿出头露面，领不起来。对政治学习抓得不紧，纪律性差，不愿按时起床。有小资产阶级热情，有小团体主义和宗派主义。找旗一事，有错误。反抗精神弱，小资产阶级狂热。实干精神差，发动群众不全面。盲目随从，奴隶主义较严重。责任心不强，纪律涣散，不愿意当队长。
刘志文（济南铁路局退休员工）：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认识不清，有时毛躁，只愿意接受别人正确的意见，不愿意听取自己认为不正确的意见。容易犯个人英雄主义，比如补助，借款等事项。
于忠兰（高中退休教师）：运动中，怕字当头，怕乱思想严重。今天说相信党的领导，明天说相信党的领导，为什么不落实到具体的今天工作中？怕字当头又一表现，是红旗战斗队在季家庄不敢支持一帮，反对另一帮。当时知道退出这个做法是不正确的。在上海，姜仕刚（退休高中校长）去一封信，说了学校情况，当时不满。从上海回校后，仍然怕字当头，奴隶思想严重。
编后话：组织中小学学生参加文化大革命，是一种精神绑架。
今年1月7日，本人曾发表了全班两个主要战斗队整风会议记录之一，这是之二（括号中的内容为编者注）。从这些同学发言记录内容可以看出，当年组织中小学学生参加文化大革命，就是一种精神绑架。
我们班1963年考入高中，1966年毕业，是当时中小学生中，年龄最高的一级，年龄最大的，不过二十一、二岁，最小的只有十七、八岁。在我们以下的中小学生，则全部只有几岁或十几岁。就是这样一群乳臭未干，不谙世事的孩子，却被无情的卷入那场空前绝后的政治风暴。他们被迫放弃学业，离开快乐的校园，冲向了社会，变成“红卫兵”、“红小兵”，以文化大革命主力军的身份，投入到“造反”、“夺权”、“批斗走资派”、“保卫党中央，保卫伟大领袖”，甚至“武斗”的行列中去。
看看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同学们的发言，有的检讨“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的说自己“有唯我革命思想，有无政府主义倾向”；有的承认“对干部说奉承话，有拉拢同学，自高自大，阳奉阴违，虚伪现象”；还有的说“忠实地当了工作组的走卒”；甚至，有的上纲上线，说自己“反抗精神弱，小资产阶级狂热。实干精神差，发动群众不全面。盲目随从，奴隶主义严重。责任心不强，纪律涣散。”现在看来，这是多么荒唐可笑，愚昧之至啊！
文化大革命贻害无穷，对广大青少年精神上的摧残，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得以扶正祛邪。
（2018年8月25日
1854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