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3月12日
多壮志战斗队、换新天战斗队
整风会议记录（三）
周秀美（时任班级团支部组织委员，后参加工作，任厂工会主席退休——括号内文字系编者注，下同）：有些地方太精，耍小聪明，有机会主义思想。最初，团支部保守问题严重，参加造反组织，上农村，到上海后，与班主任孙淑德（这里没有老师二字，文革开始后，对老师、校长等都是直呼其名。）关系密切，有些投机思想。怕字当头，私字当头，听到批评意见承受不住。不愿意给别人提意见，造反团去县委造反，自己说不能够这样做。深入群众不够，轻易不表明自己的态度，别人提出不同意见时，很有反感。
运动开始时，立场不坚定，动摇不定。最初是认识问题，不知道党支部究竟正确与否，害怕扩大打击面。给孙淑德写的大字报，说她对同学有物质拉拢现象，当时确实不是从心里这样想的。回忆孙老师对同学那样好的一些事情，心里很苦恼。
工作组来校后，确实认为工作组是代表党的领导，当时觉得，大家都不相信我。对于于ｘｘ（文革初期被批判的一名同学）同学，当时他写入团申请书，刘忠（时任团支部书记）说，该同学不可靠，为入团而入团，目的不纯。您如果介绍他入团，以后损失可要大了。于ｘｘ做检讨时，是我记录的，怕他以后不承认。对于于ｘｘ个人野心的事，现在还有这样的认识。对工作组和筹委会，没认识到他们是压制革命的。怕字当头，不敢外出串连，后来出去了，又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对别人的看法，不愿意说出来。爱出风头，虚伪。和别的同学谈话，光说一些好话、奉承话，小资产阶级习气较严重。运动初期，不愿意揭发领导，是私字作怪。有个人主义思想，有个人英雄主义，有唯我独尊思想，对别人一般看不起。不相信群众，唯我革命，组织纪律性差。这些都与个人修养不够有关。
纪芳兰：运动之初怕乱，真想叫工作组来。工作组来校后，很高兴，觉得这会儿可有人领导了。当工作组宣布放麦假时，认为做的对，坚决服从安排，没有怀疑这是压制运动。到“平妖风”（工作组领导的对少数同学的批判）时，听了吕庆华（工作组成员，时任县团委书记）讲话后，真是十分佩服他。黄部长（县委宣传部长）做报告后，对人说真好，到后来有人给他帖大字报，又认为不对。
对于写大字报，当时工作组提出“十要十不要”，很符合自己的观点。去北京串连时，开始不愿出去，于常利非走不可，自己还很生气。回来后，打算如果学校的运动搞起来了，就在学校搞运动。如果没有搞起来，就回家。回来后，学校发了串连补助费，便对筹委会种下了一个好印象。后来造反派高喊打倒王文堂（时任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主任，教导处副主任），认为没有事实根据，这说明自己的思想受经济主义影响挺严重的。
好人主义，遇事模模糊糊地就过去了。对一些事务性工作，怕字当头。到北京串连回来后，还认为工作组好。缺乏革命朝气，有点不关心国家大事。思想盲从，对一些事务性工作忙忙碌碌。
编后话：被扭曲了的心灵。
以上是在整风会议中两位同学的发言。从发言内容可以看出，在当年极左思潮影响下，同学们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扭曲。例如，我们的班主任孙淑德老师，是一名二十四、五岁的女物理老师。她是青岛人，大学毕业后，主动要求到农村任教。她不但教学好，班级工作好，而且非常关心同学，经常对一些家庭经济困难的同学给予帮助。我至今还珍藏着一本《党章》，就是孙老师自费购买，发给我们的。
再如，同学发言中提到的王文堂老师，他原来是我们的化学老师，文革前不久，被提拔为副教导主任。文革初期他表现不错，被工作组安排为革委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后来，全国上下掀起了驱赶和揪斗工作组运动，我们学校也不例外。在一次次批判工作组的活动中，把王文堂老师也列入了批斗对象。
就是这样一些备受同学尊敬，德才兼备的好老师，在文革中竟被贴上了“臭老九”，“牛鬼蛇神”的标签，大会批，小会斗，大字报满天飞。有的批判孙老师搞物质刺激，用小恩小惠拉拢同学，收买人心。有的批判王文堂老师忠实的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红卫兵造反运动。有的老师遭到剃光头，游街示众，甚至殴打。在这次整风会议发言中，不少人提到这些老师，竟是直呼其名，连起码的“老师”二字，也没有了。
现在回忆起来，这是多么荒谬，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啊！幸好那场动乱终于结束，在拨乱反正中，许多在文革中受到批斗的老师得到了平反，重返讲台。孙淑德老师被调到上海某研究所从事职工教育工作，与身为享受国务院津贴的专家丈夫团圆，结束了长期夫妇两地分居的生活状态。王文堂老师也调到了县教育局，先后担任局长和县委党校校长等职务。
这一切，对于我们这些当年曾被教唆，违心地参与批斗过老师的同学们来说，或许是一种宽恕、慰籍和救赎吧！
（2018-8-30
1893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