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3月12日
多壮志战斗队、换新天战斗队
整风会议记录（四）
王利厚（毕业后参军提干，转业后为科级干部，已退休——编者注，下同）忠实的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相信群众。有的群众写大字报，认为是涉私愤。当时，说李云亭（时任校长）没有什么大问题。对纪坤之（时任副校长），说不了解情况，即便有什么缺点，也不一定非写大字报批判不可。对工作组，还没来以前，就表示欢迎。对吕庆华（时任县团委书记，工作组成员）很信赖，觉得讲话有水平。杨兰翠同学说群众没有发动起来，自己觉得不对，有压制同学提意见的倾向。对串连问题，觉得框框太多。
害怕斗争，老框框多。思想保守，折衷中主义严重。胆小怕事，盲目调和。怕字当头，做事圆滑。遇到事情，不愿意明朗自己的观点，老想搞阶级调和，当和事佬。大串连到天津后，商量坐不坐车时，心里想坐，但口头不做声。还有点个人英雄主义和守旧思想。
于培文（毕业后任中学教师至退休）：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缩手缩脚，违背了中央指示精神，对工作组挺崇拜，尤其崇拜吕庆华（时任县团委书记，驻我们班工作组成员），觉得党的领导就体现在他们身上。有些意见，当面不提，背后却嘀嘀咕咕。对于一些大是大非问题，往往好好好，是是是，糊里糊涂，事情就过去了。不敢于斗争，不敢于揭发，在原则问题上，不敢争论，当面不说。政治学习差，政治修养差。
王成果（时任班级二五派组织“换新天战斗队”负责人，毕业后参加工作，企业技工退休）：通过几天来的整风，认识提高了。班级干部当时保皇的较多。串连回来后，批判的不够。多壮志（战斗队）虽然是革命组织，但从成立以来，包括那些保皇的班干部，只要去就要。多壮志去县委造反，发生僵局，处理不太好。回来后，也没有造学校筹委会的反。大串连时，有的人去游山玩水，下厂看光景。到工厂学工，有的人连门都不到。这样的人，嘴上却说：“相信我们是革命的，我们不是花岗岩脑袋。”去找多壮志（战斗队）同学谈话少一点。（1966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是主动去跟多壮志的同学拉谈的。多壮志一定有人在煽动，把两个人的观点说成了是组织的观点。有些人一定在背后鼓动，可能有，这是我的认识。如果没有，就算了。
回班级的时间，开始我坚决反对。学习贵阳（大联合）经验，就要解散各个群众组织。我们（换新天战斗队）回班级的目的，也就是联合起来，打倒当权派。
刘吉德（离校后参军在北京仪仗队，后转业到烟台交通局）：根据我的了解，多壮志（战斗队）没说不撤就不能联合。
编后话：革命口号掩盖下的自我实现与利益诉求。
以上四位同学的发言，从内容和观点上看，与前几篇同学们的发言基本一致，大多是检讨自己害怕斗争，思想保守，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方面的革命口号。单从字面上面看，这些口号均没有什么实际内容，显得是那么空乏无力，那么形式主义。然而，按照行为科学，心理学等方面知识来考察，这些发言无不隐含着内心的自我实现和利益诉求。
人的需要层次理论告诉我们，自我实现是人的需要的最高层次。作为一名高中学生，在正常社会状态时，就是要好好学习，德智体等各方面健康发展。而在文革期间，则不同了，需要表现在造反、批斗当权派、政治学习等方面。这样，谁的口号喊得响，谁的表现比较突出，谁就会成为先进，就有可能得到提拔重用，谁就会在以后的升学、就业等决定自己命运前途的关键时刻得到实惠，实现利益诉求。
事实上，正是如此。全县“二五”派执政时，这个派的群众组织头头都沾了光。1968年1月，66届、67届毕业生离开学校时，我们班就有不少同学因为是“二五派”积极分子，被安排到县里行政机关或者厂矿企业，“二三派”则全部回到了农村。后来，“二五”垮台，“二三”派掌了权，那些“二五”派安排的人，又被从“革命阶级”队伍中清理了出去。
现在回忆起来，当年参与派别斗争的老师和同学们，那有什么对错之分啊！不管是谁，在后来的人生中或者得到了某些利益、好处，或者失去了机遇，遭到坎坷和不幸。这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社会的赐予，苍天的捉弄。
（2018/9/8
1634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