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你还记得在那史无前例的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各行各业“活学活用”、“立竿见影”、“永远照办”的“标兵”吗？他们今天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这里，我向您介绍一位当年战斗在医疗战线上的“积极分子”吧。提起他，或许大家都还热悉。一九六九年，正是他大显身手的红运年。他对工作“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热忱的动人事迹，通过报纸、电台、巡迴报告、文艺演出、图片展览等各种形式的宣传，很快就红遍了全省。那时，谁不晓得省城有个白求恩式季大夫？就在那一年，他作为全省人民的先进代表，参加了国庆20周年的观礼，受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接见，享尽了一生中最大最大的幸福！之后，因为我参军到了部队，便对他的情况一无所知了。直到最近，因为工作的关系，我才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又结识了他。前几天，主任让我去那家医院了解知识分子政策落实情况，才知道那位当年的“极端”大夫早已升任了院长。那天上午，我去医院找他，竟发现在门诊部的过道里，躺着十几个象从外地农村赶来的病人。其中有位老大爷还打着吊针，那输液瓶就挂在暖气片上，身边连个护理的也没有。一问，才知道他患的是急性胸膜炎，是两天前从几百里外的山区赶来的。因为没有床位，一直在这儿躺着。他儿子愁得两天两夜没合眼。这不，一上班，就又请求住院的事去了。
看到这些，我不免惆怅起来：已经是八十年代了，我们的医疗条件还这样差？老大爷这么远来到省城，连住院的床位都没有？于是，我径直朝院长办公室走去。
就在我要推门的时候，忽然从里边传来一声呵斥：“给你说多少遍了，没床位就是没床位！你走，我这里还忙着呢。”接着，便从里面走出一个人来。看他苦闷的脸色，听他不住的叹息，一准是那位老大爷的儿子。难道还没……我不解似的目送他下了楼梯，便转身进了办公室。啊！坐在写字台前的不正是那位多次作过报告的“极端”大夫吗？十多年不见，真是脸面宽了，脖子短了，额头亮了。大概是因为刚才的缘故，脸上似乎还留着一些怒气。我怕万一搞错，便轻轻地问道：“同志，您是季院长吗？”那人从金丝镜上边立马向我射出了两道寒光。“同志，请问您是季院长吗？”我又礼貌地问了一句。“你是干什么的！”甩给我的简直是一根冰棍。“我是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办公室的，有事找季院长。”不知我这句话哪来的神力，一下子把他的五官位置给翻了个个儿。“喔，我就是。快请坐，快请坐!”他手忙脚乱地又是递烟，又是让茶，那真是“极端的热忱”。“同志，您贵姓？”“免贵谭。”“喔，老谭同志。是新调来的吧？刚才，我……”“没关系，季院长，刚才出去的那位……”“咳，别提了。现在的人真难缠。刚才有个病人家属死赖着要住院，我告诉他已经满员，实在安排不下，可他就是不相信，硬说有床位空着。”“季院长，我看楼道里躺着不少病人，是应该想办法解决一下。”我又想起楼道里的人。“同志，不当家不知柴米贵，难哪！现在... ...咳，不说这个了。”他似乎想起了什么。“谭同志，您是不是来问赵主任亲戚住院的事儿？你告诉他，什么时候来都行，我给他留着呢。”“啊？”我怔了一下，“不，院长，我是来了解你们院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情况的。”“喔，是这个事啊。咳，谭同志，你来的正好，这是我们院党委向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办公室写的专题报告，有经验、有做法、有体会，该落实的都落实了，保证让省领导满意。这不，正准备派人送去呢。”回到单位，我怎么也平静不下来。这位当年有名的“极端”大夫，如今为何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了呢？难道当初他那两个“极端”是假的？装的？应时的？倘如此，那当时又为何是那样大肆地宣扬他、吹棒他？而现在为何又是这样地信任他、重用她？当然，我们不是人才学的专门研究者，对这些在特殊环境里产生的特殊人物，无须去做什么专门的探讨。然而，在今后的新的事业中，我们就不应该从这里吸取一些经验教训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