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学上进的初中生
某校门头题语：艺高为师，身正是范
（一）
天赐良机，我终于有了上初中读书的机会。
1962年秋季，不知什么原因，我们乡中学没有招生，而其他乡镇的中学却召了初中班。我们乡的成绩好的都被召到了一中。这年10月份传来了乡中学要办一个民办班的消息。
我爷爷我奶奶到底是个明白人，他们说我非得去上这个学不可。我叔叔也是极力支持我去。而那时我的热情似乎不高，我还不十分明白读书意味着什么。虽然我还记得《家》中高家大院的孩子们时常高声念的诗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镇初中始建于1960年前一年，原址在王家村西。似乎周围是坟地，我上学时似乎还有一只墓碑在西北角，语文教师常去拓印墓碑上的字。因学校始建于经济困难时期，教室都是石头到顶，门窗的框架都是石灰做成的，中间夹的竹片条，连钢筋都没有。后来拆了，换成木门木窗。那时我们镇范围大，在全县是一大镇。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学校东迁威石路东，原址卖给了大连一老板，变成了“火丁花生加工场”。
镇初中是国办中学，不同于镇办农中。农中是半日制，我们民办班介乎两者之间，全日制，但教师是民办的，学生交的学费贵，每学期9元，大概相当于现在的100元。上民办班，不用考试，来者不拒。开办之初，求学者纷至沓来，最多时达60多人，有些来晚的因教室容纳不下才被拒之门外。可是，后来学生渐渐地走了，到三年初中毕业时，只剩下28人。现在问为什么当时走了，他们有的说因分到一个破桌子，连驴槽都不如，连个底都没有。的确，当时的办学条件太差了。坚持到底的除了我，我们村还有一人，他是应届，而我是往届的。
学校的校长周乘武是一瘸子，不知是天生的还是革命伤残。教导主任柳华利。开始学校似乎不管我们民办班的事儿。教学的一切工作全由聘来的教师（民办的）负责。
教师先是两人，都是本镇人。郑友明，矮个子，瘦，军队复员。我看到他放在小方镜后面的照片，有军官一样的肩章，但无星。学生们传说他只是个班长。他教我们语文和音乐，我对他的语文课印象不深，只记得有一次上音乐课他发了火，先教后抽唱，一连几个人都记了零分，并且遭到了训斥。抽到我，我自以为学得还行，我坚持唱完，但也被判了零分。我心中好不后悔，为我唱得那么认真而后悔！可能不到一年他即被辞退了。没等到我们初中毕业，就听他村的的学生说他的得是肺病，再后来听说他去了东北。
另一老师叫江润林，胖鼓腮，大眼，教我们数学。代数是我头痛的科目，我弄不明白，为什么有1、2、3……不用而偏要用a、b、c、x、y、z，越想越糊涂。问他，他反复解释，我还是不懂。有一天我忽然心中一亮：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一下子代数成了我喜欢的科目。初中一年级，我未改劣性，上课分神别处。不知为什么我喜欢上了雕刻，并买了一盒雕刻刀。上课时，我在课桌内用修好的桃木方块，在为自己刻印章。印章极大，字还是篆体。江老师收去了我的印章，他当堂批评我说：“同学啊，朽木不可雕也！”一语双关，借这块桃木，批评了我。全班同学哄堂大笑，弄了我一个关公脸。还好，后来，江老师把印章还给了我。我坚持把它刻完并用它盖印，印在书上、作业本上。
江老师和郑老师同时被辞退。对于这两位老师，我觉不出他们哪里好，也觉不出他们哪里特别不好。他们走了，同学们没有特别高兴，也没有十分的留恋。
江老师的村就在公路边上。1987年前后，我到县里开会，都是骑着自行车去，必经江老师的村旁。有时碰上集日，常见一人，推着独立木车，车上有菜，是去买菜的。这人很像江老师，大眼儿，胖鼓腮，只是黑了，胡子茬特长。后来一打听，果然是他。他一直务农。不知怎的，我心中好惆怅，这就是我的老师么？他可是文革前的高中毕业生啊！他彻底变成了一个苍老的农民，当农民并不是什么不光彩的事情，可我心目中总认为他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他们走了，马上换来了两名新教师。一个是郑友诚，一个叫江原淑，都是本乡人，也都是民办教师。郑友诚小名叫作华子，其父亲是师级干部，在北京任职。他还有一妹妹叫郑芳。母亡。两人的处境和我一样。其父在北京另有妻室，兄妹二人由堂奶养大。他是W市一中高中毕业。他的姑姑是我们村，他和他姑姑关系极好，经常来我们村，所以我们俩早就面熟，如果论辈分，他应该叫我叔。可能是这样一层关系，他对我极其重视有些偏爱并加以重点培养。他教我们语文，并当我们的班主任。江原淑，R县一中高中毕业，教我们数学。
这时我们班上只有三十几个人。班委改组，我当上了班干部。什么职务就忘了，可能是卫生委员。由于我受到了老师的重视，激发起我的上进心。使我对各科的学习都产生了极大的兴趣。郑、江老师来了之后，有学校的公办老师来给我们任课。物理——李武欢，化学——汉石姬，音乐——郑界善。
我对语文，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喜好作文，事出有因。郑友诚老师负责校报。校报就是在办公室的外面东山头，抹了一块水泥大黑板，办黑板报，两周一期。学生投稿，老师选稿。选中了用粉笔抄在上面。投稿被选中是一件极荣耀的事。我以《笤帚赞》为名，写了一篇短文，用比喻手法去写，类似杨朔的卒章显志。我记得结尾一句大意是笤帚极不显示自己，干完了活，就躲在角落里，我们要学习它的谦虚精神。我也不曾想，我的稿能被选中。班里的活泼分子姚**（她数学极棒）到班上大吵大叫，不得了啦，我们班上出了一个大文豪。连教导主任柳华利都在向人说“笤帚赞”写的好极了，并指出好在哪里。听了这话我自然高兴。在无人的时候我不止一次去校报前读我那篇“笤帚赞”，虽然其中每一句话我都能背下来。校报换期了，我还为被换掉的“笤帚赞”惋惜不已！这样一件小事，刺激起我学习语文的兴趣。
郑友诚老师负责学校图书室，于是我被任为图书管理员，每周有两日向全校学生发放图书。虽然图书室刚建立不久，毕竟还是有一定的图书，使爱看书的我如鱼得水，我有条件把书带回家看，几乎通宵达旦。一本两指厚的书，我一宿便翻看完，并能记住个大概。那时我看过的书，记得起名字的有：茅盾的《子夜》、《寒》、《食》、《虹》。梁斌的《红旗谱》，鲁迅的《呐喊》，还有浩然的《金光大道》。另外还有《火种》、《苦斗》……等一大批书。一晚上睡不了几个钟头觉。白天上课还要学习。这可害苦了我，我得了神经衰弱症，偏头痛，走路落脚即震得头痛，到镇医院看，医生给开的“艾罗补汁”。头痛是我不得不对看书进行节制。看书使我产生了幻想，我梦想，自己将来要成为一个作家。我并开始写稿，抄好后，不知天高地厚投向《人民日报》文艺副刊，投向《人民文学》。那时的编辑是负责的，每稿必复，不过全是退稿信，并附有一封铅印的退稿信。我那时所写的东西全是小儿科的，甚至语句也不通，令人嗤之以鼻。稿被退回了，退到学校办公室，引起老师的注意，大概他们想不到民办班还会有我这么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
也许我有点冷淡了其他学科，但科任老师很会教育人。物理老师说“初中是打基础的时候，作家要有丰富的知识，红楼梦的作者他懂医学，书中有药方，现在拿过来到医院抓药也能治病”、数学老师说“数学家也是有文采的，华罗庚会写诗，写了很多好诗”。他们的话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我要学好各科知识，我要升高中，我要上大学，我要成名成家，我要成为一个作家！
没生孩子起小名，甚至我给自己想好了笔名，鲁柳。鲁，我崇拜鲁迅，况且我是山东人。柳，柳青，也是写农村的名作家。我是山东之柳。我那时只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狂妄之极，甚至连乡里的那些干部我都不放在眼中，我要比他们强，要超过他们。
在这一时间段，各方面我发展的都比较好。学校干事是团委书记，给我们上政治。我被培养成了团员发展对象。那时入团的条件极严，唯成分论。表现要好，还要查祖宗三代，七大姑，八大姨，有一点儿误点都不行。我是在初二这一年的五四青年节被发展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圆，我是我班上仅有的一名团员。
学校集会（校会），有交流学雷锋的体会，有时交流学习经验。我有机会登台当众发言。我事先写好发言稿，把从课本上学到的词语用到发言稿中，由于发言稿写的幽默，所以有机会赢得台下听众的笑声。有一回交流数学学习经验，我竟然把《岳阳楼记》中的语句用到发言稿中，引得教导主任柳华利直笑，笑得鼻子头都红了。虽然在台上发言，我的腿在发抖，但我尽力绷直腿，使它不抖。走下台来，回到座位上，此时，我有了不可名状的激动与满足，更加激发了我的上进心。
（二）
初中三年级是我腾飞上进的一年。这一年我们班的学生已经走得差不多了，只剩下了28人。因为我们是民办班，班风不好，还有恋爱的，在学校中受学生歧视，甚至个别老师也看不起我们。
我们是1962年入学的，本应是**。但我们是民办班，所以在不级。二级已毕业。我们下面有**、四级。周校长在全校大会上宣布，不许叫我们民办班，改叫初三班。看来学校想在升学率方面做出点成绩，又增加了给我们上课的公办教师。语文改由郁凤仁老师担任，数学由两人担任，江原淑老师仍然担任代数，邹本干老师给我们担任几何，政治先由教导主任柳华利担任，后由周校长亲自给我们担任。
班委也进行了改选，我当选为副班长。这样的安排为我在学业上的腾飞，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郑友诚老师仍然担任我们的班主任。而他却去兼任其他年级的课。他对我的成长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但他的工作方法不太高明。后从政，干乡文教助理员，我与他共事，是我上级。他愚忠，甚至有些傻，他想行使权力而无权术，几乎成了一些歹人的耍物。59岁亡于烟台儿子家中，死于肝癌。是他的鼓励和重用，使我树立起上进的信心，他是我人生的启蒙老师。对于他的教诲我终生难忘，对于他的早逝我是十分悲痛的。
初三这年，江原淑老师仍给我们上代数课，并兼任地理。他的脸有点儿红，上课时有时就更红了。讲课声音响，音调高。有时不爱看学生，仰着脖子，似乎是在朝天说话。他刚高中毕业，也就23岁左右，与我们心灵是相通的，爱和学生说笑。他对我是器重的，尤其重视对我代数的辅导。有一回期终考试，卷子一交我就傻眼了。因为有一道应用题，解题解到最后两步x=9+0,我写成x=0。我想这回连70分也不能过了！为了惩罚我的马虎从事，江老师非给我这道题判零分不可！没想到，卷子发到手中我还是90多分。他说“方程倒正确，笔下误，9+0怎么会是0呢？”他扣了很少得分，对我是一种宽容和鼓励，所以我更喜欢他的代数课了。
我升高中了，很少见到他。后来他和郑友城老师一起调到了邻近乡，他离家近了。郑老师发达了，转了公办，升为中心联校校长，而他因与当时的领导不睦，竟被开除回家。当了生产队里的会计。我高中毕业，家中喂猪，到县城沙河猪市上买猪。他也去了，还有村中几个人，在为队上买猪。那时他还和当年一样，模样一点未改，红红的脸。我叫他“老师”，并和他打招呼，他满脸羞涩，急急躲开了我。同在本乡本土，我竟然再未见着他。我小儿媳妇和他同村，我很想见一见他。却始终没有机会，也找不到借口。如果见面，他还会连带羞色吗？听说，他子女过得不错。他年近七十，我也年过花甲，我心中总记着他，记着他教我时年轻活泼的模样。他使我学到了知识，使我得到了长进。我从心中祝福他，惦念着他。
教我们几何的老师邹本干。初中毕业后一直再未见着他。不知他近况如何。这几年住院，从病友（也是教师）口中得出，邹老师是W市崮山人。我小时便听祖父说，我们邹姓始祖从云南迁来。当时来了兄弟四人，一人在崮山，一人在福山，一人在马山，一人在山后（我们属山后支）。此话当真，五百年前，我们应是一家人。少年时代的心理特别奇怪，常怨邹姓没有个出名的人，小学时从老师口中知道有个邹韬奋，，我还后悔出了一个有名的还是个掏粪的。看电影，也希望有个姓邹的名字出现，谁知好不容易在《战上海》中看到一个姓邹的，更丧气，邹志莆还是一个叛徒。由于封建宗族的影响，人不亲姓亲，听说老师姓邹，心中就有好感。也许这也是我学好他的学科的原因之一。某圣人说：亲其师，信其道。
邹本干老师，不高的个子，圆圆的脸，鼓鼓的腮，大眼儿。总爱戴一顶解放单帽，讲课时发音极清楚，语调缓慢，给人留有思考的余地。可他说话总爱咧嘴角，因而显得嘴角有点儿横长。他是一位上课批改作业都十分认真的良师。他不厌其烦的批改作业，除了课堂上的正规作业外，还设有家庭作业。家庭作业两本，一本在他手中，他全批全改，改完了发给我们，再收我们手中的这一本，改完了，又发给我们，再收另一本，这样循环往复。对作业要求极严，要求我们做题必须标明书页和题号。这可能是为了批改作业，能对照书本原题，批改作业方便。他叫我们设一错题本子，把作业、考试出现的错题、难题，原题抄在子上（不抄答案），经常复习这些题，这样再遇到这些题就不难了，也就不会错了。
他在教室后面设置一黑板，每周出一道难度大的几何题，谁爱做就做，不做也不追究。班上想做这难题的不到十人。有一次他出了一道并不十分难的题，他哈哈笑着说，这道题一个月能做上来算是高水平了。可是不到一周我们都做出来了，他也没怎么夸我们。此后，他出的题可真的越来越难了，有的题我们半个月也做不出来。班上有一数学大王，姚**，她在自己的本子上、课本上题名，都是写的“清华”，不知是她的奋斗目标还是给自己起的笔名。她对后黑板上的难题，钻研起来更是锲而不舍。课间她双手抱着头，看着黑板上的题，直叹气：头痛死我了。我也被这样的题弄得着了迷，走路，吃饭，睡前都在想着题。有一回我在睡梦中终于做出了邹老师在黑板上所出的一道难题，使我知道老师说有的科学家在睡梦中有了创造发明不是欺人之谈！
我的物理、化学学的也都不错。老师们上课都极重视实验和演示，加深了我们对知识的理解，因此有些知识和道理不需要死记硬背就能牢记，终生不忘。有些章节的知识，至今还记得老师当时讲授时的神态、方法、步骤。
初三给我们上语文的改为郁凤仁。那时他已是近六十岁的样子。在此之前，他给二级上语文。他的穿戴、言谈举止与众不同。戴褐色框的眼镜，头发黄黑相间，总是向后梳得齐齐的、亮亮的。春秋总爱穿一件长长的过膝的蓝色呢子大衣。他少言苟笑，说话总是一字一顿。我想他肯定学识渊博，水平高深，他的气质使我有几分敬畏。他的水笔字写得不错，常被村中百姓请去在山头、照壁上题写大字。而对美术教师的仿宋体却都看不起，他说那是写字吗？那是画字！他重视古文的教学，讲、讲、讲，讲完了叫我们背。我不爱背书，抽我起来背，卡壳的时候多。即使我背不下来，他也不训斥我，只是命我回去好好背。其中的原因，我猜想大概是我的作文讨他喜欢的原因吧，他就不过分指责我背不下书。有好几回作文讲评课上，我的作文或者他读，或者我读，然后他再评点好在何处，表扬几句。有一次，我被他叫到办公室。他指点着我的作文，说好在哪里，不好在哪里。这大概是所谓的面批面改吧。这使我有机会观察到老师的办公室极其简陋，仅一床一桌而已。既是宿舍，又是办公室。郁老师不同的是,他不爱到学校食堂吃饭，常自己做。他会用毛笔杆擀饺子皮，包饺子在炉上煮。他问我：喜欢作文吗？投过稿吗？他还鼓励我要好好努力。虽然是几句简单交谈，但使我更加喜欢作文。我期盼着每两周一次的两节作文课，我有话说，有东西写，一学期别人用一本作文本，我需要两本。
郁老师讲课，极有个性。有时温和极了，有时惹她火了，他会声嘶力竭，甚至挥拳动手。有时他言词及其文雅，而有时却粗俗之极。有一次他纠正错别字，有的同学把“同胞”写成“同包”。于是他在黑板上画一胎盘形的圆弧，然后用粉笔戳着弧圈说“胞，同在一个娘肚子里出来，同在一个衣胞（胎盘）里包着，形声字，月就是肉，包，即读音。”全班立即寂静下来，我头一晕，天哪，老师怎么这样讲？但我现在想，他这么一讲，谁也不会再把“同胞”写成“同包”了。
还有更粗俗的。有一次嫌有的同学作文写字太小他看不清，他竟咬牙切齿这样说“字写得这么小，好比当地骂人的话：大道上撒盐，驴轴箍上挎碱——节约的不是地方”全堂大笑。他怒更甚“撕掉了，重抄！”
他算是一老学究，教书也是认真的。毕业了，也未见着他。后来听说他死了，死于酒后脑中风。直到现在，他仍是我心目中敬畏的语文老师。
音乐老师郑界善，短小精悍，兼任体育、美术。他会拉板胡、弹风琴。弹着风琴教我们唱歌。有时课间，在办公室里拉几下小提琴，引来许多学生，围在窗后、门前听。我羡慕极了，我也下决心要学一样乐器。有一次学校集会，可能是庆祝五四青年节。二级学生出了一个节目，教我班物理的老师吹着口琴，二级女生姚**唱，唱的是“花篮的花儿香”唱得不错。更重要的是老师吹口琴的技术迷住了我。我萌发了要学口琴的念头。
那时买一口琴，对农村孩子来说也是一件大难事。多亏三姑父帮忙。每周，奶奶都叫我到三姑家中帮助干点自留地的活儿。另外我的学习也好，很讨三姑父喜欢，他在县委当秘书。他支持我学口琴。是他花4元钱给我买了一口琴。学习之余，我便学起来。买来了书，《口琴吹奏法》，由于口琴内芯是木头做的，吹久了，唾液将芯泡鼓出来了，把腮磨破，感染化脓，到乡卫生院，找医生割破，至今仍能摸着左腮上的疤痕。但我终究还是学会了，吹口琴技术不高，能满口含，用舌头抵着打拍。后来又买来一个敦煌牌的塑料口琴，少了磨腮的苦楚。学口琴使我能唱简单的简谱，懂得了一些简单的乐理知识。
教二级数学的良全贤老师当年是一帅气的小伙子，篮球场上很活跃，传球的方式很特殊，一手掩护，一手一甩球即神不知鬼不觉地传出去，有时发了急，在中线，双手投篮，命中率在50%以上。某日，我到乒乓球室去，发现良老师在抄东西，他站在乒乓球桌前，一手执毛笔，一手按着案子，在为学校办得什么展览馆抄前言。写的是隶书。我惊呆了，想不到数学老师竟会书法，他写的隶书快极了，漂亮极了。由此我下决心学写隶书，并买了许多版本的字帖。是他的字吸引了我，我热爱上书法。虽然至今我的字仍像蝌蚪爬，但我仍把练字当成一种爱好，三日打鱼二日晒网的练上几笔。
柳华利老师，他是教导主任，算是学校中的二把手。给我们上过政治。他个子不高，脸红红的，鼻子头，特别红。他笑得也很特别，他的笑不是表达内心的欢乐，有时是得意，有时是表示嘲讽。他一笑，叫人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感觉。因为我已是班上有名的学生了，所以我敢和他对话。有一回我在看别人下象棋，他问我：“你会下棋吗？”我不会，我却回答道“我刀枪不入！”他嘿嘿一笑“啊！刀枪不入！”我心中一惊，用错词了！羞得我赶紧离开围观的人群。他的讲课极其精彩，讲课时他不看书，不看教案，面向全班侃侃而谈。我当教师以后，他的讲授方法成了我的楷模。记得他讲述解放南京一节时，在黑板上草划一中国轮廓，又划两条横线代表长江黄河。斯大林怎么说，毛主席怎么说，中央怎样决定，大军怎样过江，像是一位将军在布置一场战役。讲的全班鸦雀无声。下课之后，我心中畅快极了。太好了，这简直是一种享受。他所讲的我不用背也终生难忘。而另一位姓表的教师给我们讲历史却截然相反！他高高的个子，戴眼镜。每回上课先是把自己吹嘘一番“你们好好听，这部分内容，我可以讲上三节课，不然的话一节就完。”每回都要求我们坐得笔直，并且要把手背在身后，一旦有哪位同学犯了他的规矩，他即能以此为由喝斥我们半节课。他一来上课我就会吓得打哆嗦。多亏上了不到两个月，就被调走了。我虽然不喜欢他，却怀疑这么高水平的老师怎么就调走了呢？我还未毕业柳主任九被调进教育局教研室，后又调党校。他极善言谈，人称小喇叭。不想文革中他也成为造反派，文革接近尾声，听说他在某农场劳动，竟扛着大旗，领头回县城闹事。文革后形势稳定，肯定未被重用，不知道他现在如何，恐怕也年近80岁了吧！
周承武校长，最后一学年下学期给我们上过政治。他写字极特殊，看不出怎么优美，虽然不太潦草。他说，他常被人请去辅导写字，并要求我们学写他的字体。他讲课的特点，就是拉书，拉了就叫我们背。他所讲的课本主要是阶级斗争的内容。如：为什么说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过去之后社会主义时期仍然存在着阶级斗争？帝国主义为什么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有的题目，他整理了答案，念着我们抄，然后叫我们背。升高中时，考政治科目时，所出的题目，我全背过，答卷时毫不费力，连思考都不用，看见题目只管写就行了。
当时他所教的政治内容，对于培养我们的思想、观念，似乎没有什么好的帮助。那时的政治教学已显露出极左的倾向，大部分是阶级斗争的内容。也没有什么用处，至多培养了我们的记忆力。甚至说，这些内容对我文革中的狂热，是起到了启蒙做用。
他也抓住了班上的问题，对我们进行针对性的教育。大概是在初二下半年开始，我们班上竟形成了一股恋爱的暗流。我们路近，走读。班上有路远的，需住宿。住宿的、路太近的（1——2华里）都要上晚自习。我们班上住宿的只有五六人，所以都附到**班上去自习。可能老师嗅觉不灵，有两对恋爱的发展极其严重，竟发展到晚自习时，摸黑回到我们教室，在黑暗中谈情说爱。还有一对，星期天竟将女的领回家中。这成为学校的头等新闻，，引起师生的非议。周校长在讲阶级斗争这部分内容时，抓住恋爱问题狠批了一顿。这几个恋爱的同学，几乎成了“和平演变”存在“阶级斗争”的例证。对全班同学起到了震慑作用。当然对我也有一定的教育作用。十七、八岁的少年，异性吸引爱慕，那是很自然的事。我知道有些女生对我也有好感，但我不太和她们套近乎。因为我记住了小说中的一句话，要用理智控制情感。我也没有她们那么无聊无为，我要升学，我不能分神。有的女生也很讨厌，我曾和一个女生坐同桌，有一天自习课不知为什么，她一遍一遍的摸我的脸，说‘你是个小子，怎么脸和姑娘一样白，一样红？’她眼中射着奇异的光。我要写作业，我火了好几次，她才安生下来。后来她辍学了，可惜我记不住她的名字，再也没见着她。只记得她高高的鼻梁，红红的双颊。
初中三年级上半年初有一次开校会，带有批判性的，纠正学生的一些不良风气。主要体现在两件事上。第一件事由柳主任主持批，批评一表现不好的张姓学生，就叫他张生吧。张生和我情况差不多，其父在上海工作，另有妻室。他去了上海，可是没有住好，只得转学回来，到原籍随母亲。他上学骑自行车，戴手表。1960年前后学生戴手表，在老师看来是大逆不道的。理由是毛主席说“长官骑马工作需要”，而学生戴手表则是小资产阶级生活作风，是变修的表现。手表是被制止不戴了，可偏他嘴不老实，手也不老实。语文课本中有一课是赞扬合作化的：《谁说鸡毛不能上天？》。张生不知出于什么目的写一对联：“江河千里归大海，鸡毛高飞落大地”柳主任把这对联和不让戴手表联系起来，批得上纲上线，几乎批得张生就是现行**，那学生当众读了书面检讨，会场一片庄严肃穆，吓得叫人大气不敢喘一口。
周校长出面批我们班上恋爱一事。他发言的风格、方式、用词、姿态和柳主任截然相反。自然也是上纲上线。但说着说着不知怎么和崔老师生孩子联系了起来，我们知道崔干事怀孕了，肚子大了，人也胖了。前几天早晨入院生孩子。周校长说着说着激动起来，一瘸一瘸离开讲桌走到台前：“小毛孩子，乳臭未干，还谈恋爱。你以为谈恋爱是什么好事。崔老师生孩子，我的妈呀，遭老了罪了，一个劲儿地叫唤，哎妈呀，痛死了。多亏天亮了，才送进医院。”于是，会场气氛完全变了，全场哄堂大笑，而我们班上那几个搞恋爱的学子们，则面红耳赤，无地自容。
三年初中生活结束了。回头看来，第一年胡混，第二年起步，第三年冲刺。我所掌握的文化知识得利于初中三年的奋斗，各科发展比较全面。初中所学知识是最牢固的。现在回想，我的文化水准也只是初中水平。虽然上了高中，但正好赶上文革，实际只念了高一的课本，余者两年全革命去了。后来参加函授进修，到了中文专科学历，也学了点东西，但上了年纪，脑子发滑，所学的东西好像过眼烟云，大都忘了。而记得最多最牢的还是初中知识。每想至此，我就无限的佩服我初中那些老师。
（三）
升学考试的头一天，我骑着自行车到了县城，晚上住在一中学生的宿舍，双人床下铺。已近黄昏，一中校长王生一行到宿舍看望了我们。我三姑父，会计出身，但擅长文墨，当时任县委秘书，跟随县委第一书记左右。我姑父也去看望了我。当晚吃了点干粮便睡下了。县广播的喇叭高音不停的播送新闻，声音极响，一直响到8点半，高音喇叭停了，蚊子又嗡嗡叫叮得人睡不着。天亮了，起床了，只觉得头昏脑胀，浑身乏力。
进了考场，拿了试卷，一看都不难，虽然头昏但答题还算顺利，轻松得很。那时考试似乎监场不太严，我身旁是一小女子，穿一件白色淡花褂子，她答题就不怎么顺利，老爱向我这边看，于是我答完一篇就向她那边一推。第二天下午四点多钟就考完了。我们回家，走到马家庄村后遇上了她。她说“你准能考上。”我问过才知道她是八中的。上高中时未见着她，不知她考上了中专没有。
录取通知书下来了，我班考上高中六人。另有两名往届参加复习的（只到校复习一月）也考上了。一级一男生，二级一女生。我班还有一男生考到济南商校。有这样的成绩真是相当不错的了。
文革前，全县只有三处高中，并且每处只收两班，每班只有48人，高中录取率大概只在20%左右，能上高中是极不容易的事。原先那样顽滑的我竟然也考上高中。远在徐州的父母（继）高兴，爷爷奶奶高兴，我自然也有几分得意。后来才知道，各科成绩平均在85分（百分制）以上，才能被高中录取。高中班被称作是小宝塔班，就是说只要考上高中，升大学的希望至少在60%以上。（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