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奋斗目标是“北大”
毛主席词：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
（一）
1965年秋季，我升入R一中高中部。一中建于1954年，原址在县城沿河路西。我升入高中时，才迁到在现在的地方（2008年），校门朝北，门前是通向东海岸的公路，路北是人武部。学校四周大部分是耕地。
可能学校原先只有初中部，后来才有高中部。我到校时，初中排到十二级，高中部排到十极。也就是说我们是一中高中第十届学生，也是文革前最后一届学生，被称为老三届的一届。初中部每个年级四个班，三个年级共十二个教学班。高中部每个年级两个教学班，三个年级共六个教学班。全校共十八个教学班。
十级一班是原来一中初中部升入高中的。他们有点自豪感，好像看不起我们。我们是十级二班，好像是国民党的杂牌部队，都是县城以外乡镇的。有五中、八中、十二中、十五中及我们乡的共48人。唐信术，其父在县某局任副局长；李忠兵为运动员，他们本应在二中，因上述特殊原因，也来一中。
进校的第一天，便营造了一种追求升学率（培养远大理想）的气氛。校报上刊登的是已毕业的7级学生升入各类大学的名单，并注明升学率达70%，这可能是一中成绩最辉煌的一年。分好班组便开始讨论，并发给我们各类大学的简介资料（类似如今的广告），并叫我们报自己的奋斗目标，即三年后要报考哪个大学。班主任还介绍往届学生学习刻苦的典型实际，说临近高考有的体重下降，有的昏倒在井台上（学校靠东医务室有一石井，学生洗衣刷碗都到那里去提水）。
大家都选择了将来要报考的大学，即奋斗目标。我报的是“北大”，考上考不上那是另一回事！那时也不知道考大学有多难，好像大家报的都是名校。来到新的学校，学校大，班上人也多，我有些兴奋！同学们个个满脸喜气，英姿飒爽，正应了毛主席那首词中所描绘的“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我知道，新的奋斗开始了！
（二）
班委会、团支部成员都是由班主任指定。我班为各路“诸侯”云集，肯定原先在各校当班干部的不少，这样安排可能有些人不服气。班主任葛远兰说：“班委、团支部实行轮换制，每个又能个人，都要出来锻炼一下，一个学年轮换！”不知是她的一种权术，还是真实想法。但一学年未倒头便来了文化大革命，混乱之中，自然就没了轮换一说。
R一中当时应是师资力量较强的一处中学。校长书记王生是一老革命，D县人。据说，本姓张，因革命需要，改名为王生。行政十五级，比乡党委书记还大两级（十七级），是县委委员。在我印象中，他好像没做什么工作，穿着当时时兴的、发亮光而且一抖一抖的人造棉裤子、褂子，秋热中打了一顶小阳伞，在校园中走来走去，活现电影中的资产阶级阔少。方脸大耳，浓眉，一双深沉的眼。虽见了不教人害怕，但却使人觉得高深莫测。据说，他资历极深，和文革中东北某省发迹的造反派头目潘复生还共过事，而对自己现仅是一中学校长颇不满意。当然这会成为文革中批斗的理由之一。
校长王铁汉。学生什么都知道，而又对其极端崇拜。我只有幸见过他容貌，未听他只言片语。他是北大毕业，“12.9”运动中是个中间派。每到“12.9”必做报告。他是从另一个角度去宣传“129”运动，从检查自己的错误的角度反衬“12.9”的伟大。他是民主人士，三年自然灾害，受照顾，别人买不到的商品（烟酒糖茶）他都能有供应。学生们说，第一他严厉。学校建设时，匠人立墙石头不正或不牢，一脚便踹倒，喝令重来。第二能说。某次开大会发动学生修井，他在火柴盒上写了一个“井”字，和另外五个字，他照着火柴盒，一直讲了一个半钟头。可惜入校半学期，寒假结束回校传来噩耗，校长没了，春节死于酒后中风。
教导主任牛尽善，戴眼镜，极瘦。只是一实干家，并不出名。听上届学生反映他挺关心学生，尤其是成绩好的学生。名字不错，尽美，但结局不好。听说文革未结束就早夭了。
学校还设有学生组织，团委、学生会。学校管理极严，给我的感觉是有一个人在喊着我们做操，一天没有松气的地方。上半年有点类似应试教育，下半年下午两节课就有了自由的活动空间，又类似素质教育。总之，一只看不见的手，把我们抓得牢牢的。应该说学校在管理教育教学方面是不称道之处的。且看一天的活动安排：
早晨：跑早操，晨读俄语，听中央广播；
上午：早饭后，两节课，课间操，又是两节课；
中午：午饭后，排队到宿舍睡觉；
下午：午睡起，排队回教室，两节课（三节课）后，是课外活动。活动内容繁多：班会、校会、小组会、学生会、团员会、阅读、体育、劳动。每个课外活动都有内容，而且都得有结果。
这种管理完全发挥了班委干部、团支部干部的作用。班主任葛远兰几乎不出面。全是由班干部、团委去汇报，回来传达。工作运转，纪律维持，全由班级干部负责。
班团支部书记江习治，是我乡中学一级学生。毕业后在某单位干了两年，复习后考上高中，算来他应是八级学生。他能说会道，会上的一些发言，常常不点名的映射批评一些不好的现象而又使人心服。每日早晚自习，老师基本不到教室，去也是解答一些学生提出的问题，并不管其它的事。自习时，偶然发生某些小的骚动，江支书转过头去撂一眼或是咳嗽一声，立即安静下来，可见其威严之大。他是校团委会的干部，文革初期又是一中文化革命筹备委员会主任。1966年9月份，县委组建的“官办红卫兵”赴北京学习营，二中一学生为营长，一中江习治即为政委。在后来的文革中因这一原因被众人冷落，不再是风云人物。
（三）
高中一年级的学习生活是紧张的。我把全部精力用在学习上，尤重视语文（写作）的学习。阅读课我到校图书馆，星期天到新华书店。开始注意作家的写作经验谈，更注意那些青年作者的写作经验。前半年我几乎叫不全班上同学的名字，其他班的学生就更不认识了。紧张的学习生活使我没有时间去交往和交流。这一年之中比较有长进的是化学、数学。而其它学科就显得平平，只是勉强应付下来而已。
化学教师葛远兰，共产党员。妻姓鞠，学校干事，在办公室，专门负责刻印。夫妻俩均为学校的红人。论工作能力和人际关系也是当之无愧的。我可能当时属于不引起他的注意的一类，也许我后来的表现引起他的讨厌，然而我始终认为他是我一生中遇到的第二个有水平的教师。第一个是初中的柳华利。葛老师极端聪明、世故。在文革中没有招过大字报。造反派、保字派都与他友好。文革初期，他不在学校，在乡下当四清工作组，没有参与打黑帮的斗争，与受迫害教师无积怨。回校后，他也没什么动静，而与他同时下乡当工作组的一位女教师，因出身不好，回校就招了大字报，当即被打入黑帮之流。
后来，造反派他随和，要转变了观点了，他又立马杀回去。但并没有人认为他是而去恨他，去仇视他。这当然有他人格的力量，但更取决于他的聪明。后来听说升为某中学校长。我并无和他过多的交往，甚至再几乎没有见过他，但他是我心中的偶像。类似男女之间的一中暗恋。但他的那一套处世哲学是一般人学不到手的，几乎没有人能学会。葛老师，给我上过半年的化学。化学是比较抽象而且又神秘的学科。但葛老师讲起来极其形象，他讲化学好像在叙述故事。他讲课极有吸引力，全班个个聚精会神，鸦雀无声。那时的书不厚，每节课讲的东西不多，再加上葛老师讲的形象，几乎不需死记硬背。听他的课，是一件轻松的事。后来我也干教师了，葛老师讲课的神态、语调、方法都成了我效仿的一部分。
数学教师郑富花是军官家属。可能刚结婚不久怀着孕。她极不注意穿着打扮，有点拖沓。说话声音极其苍老，可能是胃不好，总爱拔气、打嗝。估计当时也许30岁左右吧，但给人的印象能有40——50岁之间。她上课及其简练、精彩、形象。她给我们上代数、立体几何两门。代数似乎收获不大而且我不太喜欢对数和函数图像这一部分，所以学起来也是照着葫芦画瓢，只是应付下来而已。好在作业出错也不多，考试成绩也不太差。至今我仍对这部分知识仍然云里雾中，记不牢靠。
郑老师上课几乎取消了师生相互致意问好。脚刚迈进教室即开口。如：“今天讲过直线做平面的问题。第一种情况：在立体几何中，经过一条直线可以做多少个平面呢？”然后她走下讲台，指着教室门的上下外侧，说：“这是一条直线，然后一点一点的转门，一个平面，两个平面……,如果没有墙挡着的话，可以转一周，同学们说，经过这一条直线，可以做多少个平面呢？”答案是自然而然都能知道的！你说这样的知识还用得着背吗？一辈子也忘不掉的。
她讲课极其重视教具的运用，用铁丝做一些棱锥、棱台……，使同学们感受到立体的概念，从空间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我的立体几何学的可以，一本不厚的绿皮立体几何课本，我保存好多年，后来才弄丢了。就是到现在，只要我看一下书，有些题我还做得上来。一些公理、定理、公式在理念上我还是明白的。
可是，这样一位教师，在校不受欢迎，学校有人还写信到部队上说郑老师的坏话，而且是生活作风方面的。据说写信的人还受到了部队领导的批评。就是这样一位教师，在文革初期也被揪了出来，揪到了我们教室，由于她的反驳，竟被她教过的学生打了一个响亮的耳光。郑老师师道尊严完全失尽，“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当时被批斗的人任何表示都是反抗不老实的标志。哭，哭中有计；笑，笑里藏刀；不哭不笑，阴险狡诈。郑老师的哭，自然不会得到同情。虽然，当时我心中咯噔一下，我还是得握着拳举手随着高呼口号：打倒***！
毕业了，再也没见到她。但她是我心目中的好老师，使我的楷模！
语文老师宋雨君，外县人，带着高度近视眼镜，高高的，胖胖的。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胖成这样是引人注目的。用现在的观点看，他的体重是严重超标的。他讲课水平一般，平铺直叙，少了激情，自然抓不住学生。甚至有的学生在他的课堂上写信、做其他科目的作业。虽然，我喜欢语文，但他的讲课不能使我达到全神贯注的程度。他当众指责同学的缺点，有时甚至找班主任告学生的状，这是他的一大毛病。他讲课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倒是与讲课无关的另外几件事使我难忘。某天晚自习，宋雨君老师和郑富花老师同时在我们班巡视，个别解答同学提出的问题。不巧，有一回两人迎面相遇，两排桌间路虽窄，平常人是侧身可过的，但郑老师怀孕肚子大，宋老师肥胖肚子大，他们两人却只得后转返回。这时我看到了两位老师之间的亲情之举，他们相视而笑，几乎笑出声，笑得开心而幽默。而我们也掩口而笑，分享他们的愉悦。
焦裕禄的事迹在报上登出后，一天课外活动，不知是学校的命令还是他们的主意，他在课外活动时到班上将这篇长长的通讯读完。有好几回摘下眼镜，用手帕擦眼泪。
高一学年度还未进行升级考试，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县委派到学校的工作组打黑帮。赵老师是教语文的，出身富农，可能人气也不好，记不住他有什么特别“反动”的事实，他竟被打成了黑帮。1966年8、9月份是对黑帮们打击管制最严厉的时候，工作组从各班抽出一些学生专门管理黑帮。黑帮们集体食宿，不准回家，批斗之余要参加劳动改造。这年秋假，我们一中师生支农，到柳格庄西整大寨田。宋老师推独小轮车搬泥。他光着上身，大汗淋漓，腰间胖胖的肉松弛下来，将裤腰带都盖住了。两个车筐泥装得满满的，地松松的，车轮陷进土中，他推不动了，旁边又传来了责骂声。当时我在他前边，他向我投来了求救的目光。不知那是一种怎样的眼神，但我读懂了：是对我的一种信赖，他自以为我是他的好学生，是会帮他的；一种无奈，好像垂死的人发出的求生信号；也包含着反抗，逼人太甚了！这样一种目光，容不得我思考，我上前把着车大梁，帮着拖了一把，他弓着腰，推着满满的一小车泥走了。我赶快逃离别处，怕会招来他的再次求救。
文革结束，听说宋雨君老师调回原籍教书去了，对他来说这应当是一件好事，我从心底为他庆幸！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我国与苏联已经关系破裂，但县级中学高中外语一门仍然学的是俄语。俄语教师姬慧芳，她已经二十六、七岁了，她的家庭成分高，或许是过于挑剔，竟然未婚。她高矮适中，人也标致，只是略有点胖。虽然肤色不白，整体形象却给人一种甜甜的感觉。可能是她年轻而且又未婚，所以十分注重衣着打扮。特别是略黄的齐耳短发梳得标志极了，每一根头发都齐刷刷一直到底，光滑极了，一根不乱。于是我们便送她一个雅号“根不乱”。高一俄语课本内容极浅，应该是苏联本土小学一年级的课本。无非是“谁在家”、“开开门”、“我叫什么”、“你叫什么”，全是儿童对话。所以她在范读课文时，就模仿儿童的幼稚姿态。此时她本人的年龄就会显得小去一大截。对我来说，俄语是全新的一门课，全靠背。晨读背，课间背，我也记不住单词。我天生舌头粗短，发不好舌颤音，发音不准。我最怕当堂抽我读书。俄语这一科至多锻炼了我的记忆力。到现在只记住了很少几个单词：“同志——得瓦里食”、“再见——达斯维达尼亚”、“谢谢——斯巴洗巴”。文革中，因为她是一个大姑娘，没有受到什么冲击，也没有招过大字报。她与俄语组的另两位男老师不错，他们三人常常同签一张大字报。我怀疑姬老师可能与其中一人有恋爱关系，但没有。班主任葛远兰老师被调下乡搞“四清”那些日子，她还任过我们的班主任。
文革后俄语不吃香，也用不着教了。不知她后来改科教什么。1970年前后，她调到了乡下，在我岳父所在乡任教。已三十岁了，仍未婚。有一回儿，我骑自行车，捎着儿子去岳父家。那是个天热的时候，这天是个赶集的日子。我在集市上碰到了她，她的头发梳得还是那么标致，也还是年轻时的模样。她特意买了一根冰棍送给我的儿子。我还真有点脸红，老师未婚，我却早早的当上了爹！这是高中毕业后见到她的最后一面，此后，就不知道她的去向了。现在有时还真有点儿想念她！不知道她现在过得怎么样？她毕竟是我热爱敬重的一位老师。
物理老师赵家骏。约四十岁，矮个子，有点儿瘦。高一，学的是力学，我很讨厌加速度的计算。道理也懂，可就是记不住公式。那时已时兴开卷考试，多亏开卷，按公式搬套考试也能得八九十分。但物理知识还是初中水平，高中所学几乎一无所获。原因不在老师，而在我个人的兴趣。可能赵老师与人无争，又识时务，文革中只当了几天黑帮，便解放了。
政治老师侯继严，年约三十七八岁，瘦瘦的，中等个子。他患糖尿病，那时我还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病，也不知道其危害，只听说他的尿中有糖。班上有的同学告诉我，他可不是一般人物。他们佩服他的能说会写。他当过R县级小报的记者。县报撤了，他才当上了教师。高一政治课的内容是辩证唯物主义常识。听了他的课，我好不失望。他在我心目中的美好形象抹去了一大半。他比起初中的柳华力主任，简直是天壤之别。他讲课照本宣科的时候多。干巴巴的，平平的，很少有眉飞色舞的时候，印象比较深的只有两回，有一回讲到“一分为二”时，引起全班同学对毛泽东思想的争论。议论的焦点是毛泽东思想能不能一分为二。他不置可否。还有一回不知道讲到哪一章节的知识，将牵扯到磁性和异性。于是他便来了一串四字句：同性相斥，异性相吸，如胶似漆，形影不离。这时，教室响起稀落的笑声。成语连珠是他讲课的一大特色，侯老师大概是属于怀才不遇，又属于孤傲不逊，不好驾驭的哪一种类型。据说原先他也是红人，还当过中国共产党的预备党员，不知因为什么原因，被取消了预备资格。文化大革命中，他是闻名全县的人物。先是因为被打成了黑帮出了名。就在我帮宋雨君老师拉车那一天，我看见他一跳一跳的向工地卫生棚走去，他的脚底在整大寨田时被玻璃划了一条大口子，他去疗伤。他头戴一顶破草帽，身穿褪的发了白的蓝制服，一身泥土，形同乞丐。后来学生们为他平了反，被学生捧上了造反派头头的地位，一时间他也成了风云人物。
自古文人傲诸侯，结果作了阶下囚。1968年8月我已毕业，听我村在一中上高中的学生告诉我，候继严被投入监狱中。后来又听说他得了肝炎，有军警看守着在医院治疗，死于医院中，那时他大概只是四十出头。
（四）
高中一年级，我度过的是紧张又快乐的时光。教我们的每位老师都似兄妹、慈父。我们同班四十八名学生，情同兄妹，情同手足。当时似乎过着半军旅化的生活，紧张而有序。宿舍里被子叠成方块形，物品的摆放，要整齐划一，要求形成几条线。每天清晨都有值日生将脸盆摆到院中，提前打满了水。冬天有时打早了结了一层小薄冰，我们一起笑着洗脸，搓着冰片，说：“省了肥皂！”
一日三餐，由值日生把饭碗摆到院中（冬天摆到教室前后），提前分好饭菜，嬉笑着把饭吃完。特别有意思的是全班同学一起在教室吃面条，就跟刮起了龙卷风一样，一片呼啸声，好玩好笑。有时有了好吃的，我们比赛。有一次一顿饭我分三次竟吃掉了一斤二两炸酱面，体态比我大的竟吃了一斤六两。
1966年的元旦，我们班过了一个愉快的新年。全班分组包饺子，各班轮着到到学校食堂煮。晚上，我们班上还开了新年晚会。五中来的学生演奏了《梅花三弄》等二胡合奏曲。班长加根和另一个同学表演了相声。相声是我根据班上某同学的事迹编的，题目是——《他的成长有多快？》。
可是好景不长，高一下学期正常学习还未结束，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应届毕业班高考被推迟（高考被取消，1977年才恢复），我们停课闹革命。这一番折腾，使我们一直胡混到毕业回乡，我们入校之初定下的考上某大学的美好梦想最终化为了泡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