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醒者，纷纷扯起大棋！
俚语：天高任鸟飞，海阔任鱼跃
（一）
公元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和中央首长在天安门城楼首次接见了全国各地涌向北京的红卫兵，号称百万。
这年的九月底，R县委组织了R县红卫兵赴京学习营。各中学都选派了以学生为主的代表参加，其中也夹杂着教师和领导干部。二中某学生为营长，一中我班江习治为政委。
学习营赴京之前，县委组织了盛大的欢送会。代表们站在大卡车上，整装待发。县委书记郁诚致欢送辞。毛主席首次接见红卫兵，身着军装，臂戴红袖章。郁诚仿效中央首长也身穿军装，一颗红星头上带，革命红旗挂两边，威武极了。他的着装和发言，为送行场面增添了庄严气氛。
赴京的官办红卫兵代表回来了。他们本都是工作组文化大革命的骨干和先锋。但他们当中大部分人观念来了180大转变。他们转过身来，枪口对准工作组，对工作组进行的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全盘否定。
他们回来，口传的都是北京文化大革命的阴暗面：北京的红卫兵凶，打死了许多黑帮。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时，挤伤了多少人，，挤掉了多少鞋，接见完毕，清扫场地，鞋就拾了一卡车。
八级一伙觉悟高的在北京就爆发了革命，并印出了传单，揭发校党委书记王生（他也是赴京代表）在北京的反动事实，其中之一是：在毛主席接见之前，大家都激动不一，而王生竟坐着睡着了。以此证明王生对毛主席没有感情，可见反动之极。
（二）
赴京官办红卫兵带回了骚乱、动荡、觉醒的种子。一时间全乱了套，R一中没了政府，谁想怎么的就怎么的，被打的那些黑帮也没人管制了。学生们几个好友，几个气味相投的人，起个好听的名字，制面大旗，刻一公章，到公安局一备案，便拉起一支卫兵队伍。学校十分支持，一切花费有了单据便可到总务处报销。我们班，就自发成立了五个红卫兵组织。有些家庭成分不太好的，苦苦哀求，才被人接纳。找不到结伴的索性自命名为“单枪匹马战斗队”，独自行动。也有个别学生不爱参加组织，干脆回家到队里挣工分。
我们的班长辰加根，并不是赴京代表，他领头扯起一支队伍。辰加根在班中是有威信的人，并且心底不坏，又是管了我们一年的班长，他挑头拉队伍，自然有人愿意跟他。
肖荣光，好机谋，当时样板中，有参谋长一类的戏剧人物。《沙家浜》有刁参谋长，《林海雪原》中少剑波是团参谋长。我们变称他“肖参谋长”。他说话不是江河之下，一泻千里那种类型，而是十分幽默，往往能一言击中要害。工作组文革期间，他在材料组中。他是个受人喜欢的人物，自然在辰班长选择之中。
我因能握拙笔，被他选中。因为我的原因，我乡的女同胞看在我的面上也入了围。她们是唐校娜、岳芝莉、章言芝。另外还有几个人，总共不超过十个人。我们的组织起了个不十分好听的名字“**中学红卫兵联络战斗队”。
我们为成立红卫兵组忙得不亦乐乎，因为教室被别人抢占了，我们几个人抢占了男生宿舍。这一日，他们几个人四处去张罗物品，我和肖参谋在家提笔操刀准备材料，好在赴京的红卫兵，都带回了样品，《宣言》、时局看法、主张，所以也不十分费事，只是换个名称，照葫芦画瓢。我们都发了疯，写，写，写，写完了再在钢板上刻蜡纸。因为不会使用油印机，印出的东西，油污不堪。我们弄得满手、满身、满脸油污。从早一直忙到下午，太阳西下，忽然觉得饥渴难忍。一想：原来我们从早到晚滴水不进，粒米未沾。我们相视而笑，相互指责：真是一伙大傻瓜！
印好的东西，分发给其他组织，并张贴在校园。同时得到了别人的支持信。我们也发表了对其他组织的支持信。这是怎样一种形势？！我们是怎样一种状态？！忘我，忙乱，兴奋，激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找到了自我表现，各显神通的平台。两三天的时间里，各路红卫兵像出壳的鸟，旋即羽毛丰满，倾巢而出，要进行革命大串联。学生们全部出动了，学校几乎空无一人。有北上北京的，有南下上海的，有西行走西安的。革命性强的，学习当年的红军，扛着大旗，背着铺盖背包，徒步长征，有去井冈山的，有去庐山的。更多的是乘车，先汽车后转火车，争取早日到达目的地。
学校留下的人是教职员工，被打成黑帮的暂时还不敢轻举妄动，学校的主要领导自然不敢擅离职守。特别是总务处，还要负责各红卫兵组织的物资供应（纸张、油印、油印机、红布）。后来才有个别教师敢随学生外出游逛。
（三）
我们在辰加根班长的带领下上路了。我们的计划是，去北京乘车，回来步行。所以我们是行军的装扮，我们背着铺盖。先从县城乘汽车到烟台，到烟台转乘火车到北京。那时交通不发达，县城到烟台的汽车大概每天也就是三、四班车，一次走不了许多。未能走的同学还到车站为我们送行，握手言欢，挥手告别。
汽车里是清一色的红卫兵，臂上戴上鲜红的袖章，个个脸上喜气洋洋。车启动了，离了车站，有人起了一支歌曲的头，于是我们便齐声高唱起来。那时的歌曲挺多，歌颂党、歌颂毛主席的，还有毛主席语录歌。真是一路欢笑一路歌。虽然吵得要命，但司机并不禁止。
下午3时到达烟台，9时许乘火车。早晨8时许到达济南。要转车，才能到北京。到了济南站，局面就非同小可，红旗飘飘如林立，人流涌动似海潮。摩肩接踵，你挤我推，想挪动几步都很费事。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了去北京的火车，上了火车。找到了座位，而且靠窗，还有一小桌，可放东西，可伏在上面睡觉。人蜂飞蚁涌般挤上车来，，一会车厢变塞满了！举目一看，人多的没法形容。行李架上躺着人，座位上坐着人，靠背上也坐着人。一组座位本来一边坐四人，一边坐六人，可起码一边又增坐一人。小桌车还挤站着四五个人。说挤得喘不过气有点夸张，但你想挪动一下，就不是那么容易了。上车老半天，车就是不开。铁路工人在下面拿着小铁锤，丁丁当当敲个不停。我们问“同志，车什么时间开？”工人师傅没好气地说“开什么开？弹簧都叫你们压断了！哪有这样坐法，超载五六倍！”
修车有了时间，这时和我同村的唐校娜倒有了事，又要上厕所，又要去买东西吃，我只好陪她去。我们从车窗爬了出去。好不容易办完事，急匆匆赶到火车旁，不想，汽笛已响，火车以徐徐缓行，车上辰加根急得大声招呼。我们二人直奔火车窗口。我窜将起来爬了进去。唐校娜到底是女的，爬不上去，急得直跳直叫。还好，一车站男服务员，毫不客气，拦腰将她抱起，举到窗前，她爬上了窗口，那男的又用力将她的屁股一推，把她塞进了车。车有节奏的响着，飞向北京。这是我忽然想起在家时看到的《人民日报》社论赞扬红卫兵运动的话。社论说：红卫兵运动损失最小最小，收获最大最大。并举两例：一、红卫兵抄资本家的家，抄出的黄金，收入之大没法估量。江习治去北京回来告诉我们，大城市的红卫兵抄家，抄出了许多珍宝。上海一伙红卫兵，去抄一个大资本家的家，什么也没有，几乎空手而归。将要走时，一个红卫兵推了一下客厅中的一个八仙桌，纹丝不动。未曾想发大财了！原来这黑色桌子是黄金制成的。二、红卫兵的大串联，船载车运，南运北调，实际上是一次运兵大演习，为一旦发生的战争调运兵力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看着满车一张张年轻稚嫩的脸，我想，如此慌乱，战争年代莫过于此吧！幸运的是，我们是去北京，是去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是去取革命之经的。
火车风驰电掣向前飞奔，铁路两边是收获耕作的人们。我们探出身去向他们挥手，他们看见我们带着红袖章，也向我们张开笑脸，挥手致意，鼓掌欢呼。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受到人们的崇敬，是时代赋予我们的礼遇。
我们要住靠天安门最近的地方！
歌词：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
（一）
黄昏时分，火车进入北京站。下车了，华灯已亮。大都市就是不一样，灯火通明，天地间一片辉煌。看不到星斗，我们竟辨不清东南西北。北京方面是有安排的，有红卫兵接待站。我们高举着红旗，希望有人接待我们。我们见前边站着一排人，便叫主谋者去联系。辰加根和肖参谋便向那排人走过去，要探个究竟。辰班长，警觉性高级了，他回来告诉我们：“这不是一伙好人，他们在‘绝言’，还问我们参加不？我说不参加，他们不说话，共产党，毛主席的天下，他们不说话，这不是反党吗？” 我们齐声说“对！”说话间，过来一戴袖章的青年人，他说他是红卫兵接待站的。辰班长问他那一伙“绝言”是干什么的。青年人笑了：“明天毛主席要接见红卫兵，所以要‘绝缘’！实际上是封锁交通，不许人们随便进入安全圈内。我们明白了原由都指着辰加根笑骂起来。青年人说：“听口音你们是山东人吧！我也是，老家青岛。你们有什么要求，想住哪里，我安排”。我们齐声说“最好住天安门附近”。天安门书中有描写，国徽中有图案，电影中有镜头，它是首都的象征。天安门是我们向往的地方，我们希望天天能看到天安门。青年人想了想，说：“行，我给你们安排个地方，步行一刻钟就可以到天安门广场”。于是，他带领我们找到了住处，那好心的青年人便挥手告别了。
（二）
我们住的地方是崇文区**门楼朝阳小学，当时发了一盖章的小纸牌（出入证）。可惜丢了，我也记不准那小学的名字了。
这小学不太大，是以木为主的砖木结构的两层小楼。一面门楼朝大街，另一面和另一小楼（学校？）相连，从这边后窗可看到那边院子的情况。
我们男生住楼上，女生住楼下打地铺，用自己所带来的铺盖。我们草草了事的吃了点东西便迫不及待地直奔天安门广场。青年人没有骗我们，一路打听着向前走，不到十五分钟便到了天安门广场。
我们来到天安门广场的边缘，此时天安门广场已是灯火通明，广场上车少人稀。举目望去，心中好失望，那就是天安门吗？那么矮小，就跟我们家民房差不多大小，好似一座小家庙。
可是当你向它走近时，就渐渐觉出它的高大宏伟。过了金水桥，靠近跟前，须要使劲仰着脖子才能看清它上面所建的楼阁。天安门正中的两扇大门上面镶着密密麻麻的大铜钉，那圆圆的大铜钉一把抓不过来。。此时，才使我觉得不知道天安门到底有多高有多大。1996年，我参加教育培训学习有机会再次到北京。教育学院方面安排一个项目，可参观故宫。此时已开放天安门，花10元钱也可登上天安门城楼，参观天安门城楼顶上的建筑。我登上了天安门，这时，才知道原来城楼顶上又建一个小宫殿。说小也不小，七梁八柱，宫灯高悬，金碧辉煌，令人叫绝。1966年10月份进京，那时我风华正茂，只有20岁。30年后，我已是50岁的人了。今非昔比，天安门广场更大了。我在天安门城楼上真实体验到它的高大雄伟。我在城楼上举目远眺，看到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看到了毛主席纪念堂，看到了人民大会堂，看到城楼下的金水桥，看到了如潮的人流、车流。此一时，我想到了当年流行的一首儿歌：我爱北京天安门……。当年的天安门，可能比不得现今，那晚我们从城门进去，光线有些昏暗，路极端不平，坑坑洼洼。那天晚上，进去游逛不一会儿，迎面过来了两个比我们小得多的小男孩，向我口袋塞了一把东西便逃走了。我掏出来一看，原来是几张红红绿绿的传单,在电灯底下看得清标题，揭发彭德怀在三线搞谋反。字迹潦草，油污不堪，于是，我随手便丢弃了。
出了城门，这时广场上人多起来了。有一伙穿民族服装的红卫兵是新疆的，他们在天安门前跳民族舞歌唱毛主席。他们边唱边跳，歌声嘹亮，舞姿正宗。在家时我也跟着一些同学胡乱蹦跳几下，可比起人家那可差的远了。语言不通，曲调是一样的，我们也激动得跟着歌唱起来。有人朝着跳舞的呼喊着“面向毛主席！面向毛主席！”歌声、舞蹈给我们带来了欢乐，我们一致欢跳到九十点钟才回到朝阳小学。
（三）
我们刚坐下不久，忽然听到北面那几间房子中有了声响。我们通过窗向那边看去，原来从墙外面爬进去四五个人，他们正在行凶。他们歪戴着帽子，敞着黄色的军装，挽着袖子，红卫兵袖章滑到小臂上。看他们的神态活现一帮国民党土匪。
他们挥动手中的钢丝鞭，拼命追打里面的男红卫兵。原来里面住着七八个男女红卫兵。来者不打女的，只打男的。从这间追到那间，又追到厕所。他们挥动着手中的钢丝鞭，猛抽。头、背、胸、腿、胳膊，能打哪就打哪。被打者，并无反抗和辩驳，只是抱头鼠窜。女的直喊“别打了！”完全不起作用。我们这边有几个喊出不平的声音，但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不明情况，谁也不敢做过多干涉，只能坐山观虎斗。来者打够了，将油印机、纸张等东西绑在自行车上驮走了。那些女红卫兵，在为挨打的男红卫兵涂抹药水。这些被打者，**了上衣，弓着背，上面是被打得一条一条的伤痕，类似电影中被受过刑的革命者。
第二天，才从当地人口中知道，北京大中小学，分系统都成立了红卫兵，上面都有司令部管着，号称“首都三司”。除了红卫兵以外，还有红卫兵“纠察队”，“纠察队”专管红卫兵。哪帮卫兵犯了“纪律”就要受到惩罚。被打这帮的红卫兵，可能是初中的。他们犯了什么纪，鬼知道，反正是挨了打，东西被抢走了，人也不见了踪影。这里的红卫兵的确凶狠残忍，没有我们农村的红卫兵温良斯文。这是我们来到北京第一晚看到的惊危的一幕，也是我们在北京看到的唯一的一场武斗。
第二天，通知我们不要出门。的确这天毛主席要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那时，北京已有电视，屏幕‖‖很小。当晚即播放了实况录像。人太多，电视太小，只看到了一两个镜头，我便不愿去挤了。原来，电视不是什么新奇的东西，只不过是缩小了的电影罢了。回到宿舍，院子中不时传来看电视的欢呼声“毛主席万岁！”
我们来自五湖四海
王勃：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一）
我们不能知道，我们是这所学校接待的第几拨红卫兵。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上海的，广东的，山西的……，他们大都是散兵游勇，一伙也就是两三个。像我们七、八人来自一个学校算是大帮的。我们都是穿的春秋衣裤，外套单衣。而南方来的仍是一身夏装，有的还穿着塑料凉鞋。
全国的红卫兵（学生）一窝蜂似的集中到北京，看来很乱，其实北京的接待是有周密的安排的。第二天就派来了三四名解放军战士，对我们进行组织和管理。把我们编成班排，班长由红卫兵当，排长、连长解放军战士当。我们叫他们军代表。军代表对我们的活动进行安排，上午学习，下午自由活动。解放军战士和我们同吃同住。第一回学习的是《为人民服务》。我们齐读毛主席语录：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要互相学习，互相关心，互相帮助……。此后学习的是毛主席著作“老三篇”和两报一刊的社论。还召开学毛主席著作的经验交流会。我们的头辰加根还作了交流发言，交流学习《为人民服务》的体会。他费了一下午的时间起草稿，还请我帮他修改。他发言结束，赢得了全场听众礼节性的掌声。
（二）
至今，人们常说“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不能掉馅饼”。但我们在这所小学的二十几天里，三餐全是免费的。每到饭时，便由一和蔼的中年女教师给我们分饭、分菜。菜，多半是白菜、粉条，其中有肉。主食不是馒头就是米饭。这对我们农村的孩子来说，这是上等饭菜了。而南方来的孩子还嫌饭菜不好，他们吃馒头还要将皮剥了去，将不吃的馒头扔到了污水桶中（当然要受到排长的批评，贪污和犯罪是极大的犯罪）。他们见我们什么都吃，还说：“你们山东人真能吃，吃饭还这样”。他们用手向外扯着腮。确实，因为我们一次咬馒头多，嚼时腮帮子都鼓起来了！
我们这里饭菜算是次等的。后来在街上遇上R一中其他的同学，他们说住的单位更好，住到了煤炭部的有鸡蛋，有炒肉，有时还有鱼。现在想来，涌进北京的红卫兵有几百万，几千万，持续时间长，光吃饭一项国家要耗资多少啊？看来当时中国最高领导人为了反修防修是不惜血本的！
（三）
大概住了不到一个周左右，气温突然下降，来了寒流。天安门金水桥下的河水都结了厚厚的冰。这下可苦了南方来的那些穿单衫凉鞋的朋友了。我们北方人不怕。走时家中大人就告诉我们，九月过了十月接，翻了天气就下雪，因此除了身上穿的，我们另外还带了防寒衣服。
为了使衣少的同胞免受寒冬之苦，军代表就再一次领着我们学习《为人民服务》，动员我们把多余的衣服借给南方那些穿得少的同志（同学）。自1964年我们就开始学习雷锋，雷锋的形象在我们心中扎下了根。做好事，关心他人成为我们那一代人的美德。虽然萍水相逢，素不相识，我们毫不犹豫地把多余的衣服拿了出来，交给军代表，由军代表分发给那些南方衣少的同学。我交出了一件淡蓝色的卫生衣和白色的卫生裤子（厚而有绒，比棉衣薄些）。其他人也都借出了不少的衣服。寒流过后，衣服又回到了我手中，谁穿了，男的还是女的，那我就不知道了。我们的行动，受到了表扬，当然不仅仅是表扬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是山东人，自然是称道山东人好。但我们并不感到特别荣耀，我们觉得帮助他人这是很平常的事。
取 “革命” 之 经
苏轼：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一）
我们来北京干什么？我们是来进行革命的大串联，来取革命之经的。来北京我们不游山玩水，不去风景区，不去动物园，而是到文化革命动静大的地方。
我们首先去的地方是红卫兵的最高机关——首都“红卫兵三司”。司令部里住着人模人样的红卫兵，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主要负责人。司令部的男女红卫兵一个个神气活现，打扮也特殊，都穿着褪得发了白的黄色军装，还学八路打着裹腿，黄军帽上别一枚毛主席纪念章，算是帽徽了，还有的在领子两边别上大小合适的塑料毛主席语录条条（红底黄字），算是领章了。他们那穿着打扮溢光流彩，真叫人羡慕。
站在他们面前，我们自觉矮他们三分。我们的普通话说得不好，他们听不大懂。他们一个个细皮嫩肉，大概看不起我们这些乡下佬。 “三司”的人对我们不理不睬，对我们所提出的问题也不致一词，真是高处不胜寒啊，我们只得扫兴离去。
我们去了中南海。门大敞着，两排树一直排进院内很深很远的地方。门口站着解放军战士。每隔几步，便有战士排在两边，和树一样排得很深很远的地方。上前与门口的解放军搭话，问“这是什么地方，我们可以进去吗？”回答是和蔼可亲的“这是中南海，是毛主席住的地方，不能进去。”啊，这是毛主席住的地方，我们有幸来到毛主席住的地方。我们很听话，一步三回头的退步而返。
我们去了文化部，文化部很乱。满地上横躺着许多男女。他们年纪都很轻，英俊漂亮。据说他们都是来上告的，上访的。因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所以在此。我们得插空小心的迈着步向前走。我们上了楼，走到一个楼梯入口，一个长发男子从门上的窗口探出头来，摆着手，好像在发表演说。门前台阶上站着七八个男女，看来是听众。那男子慷慨激昂，喋喋不休，说几句向后甩一下头发，并用五指向后把头发一弄。那七八个听众，便鼓掌叫好。他们就像在演戏。这是我们看到的最有意思的一幕，好似儿戏。听不出个所以然，但那男子演说的风度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们在京期间，各个单位不是批斗黑帮，而是在批判单位的领导人，已有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说。
有一次我们去了团中央。进了大院，来到了大礼堂门前。窗户用帘布遮挡着，守门人不让我们进去。里面在开大会，有许多人在外面听。只听里面高音喇叭在哇哩哇啦响。打听了一下，原来是在批判胡耀邦。那时胡还不是顶级人物，引不起我们的主意。我们半途插来不知头尾，也听不清说的什么。待了一小会儿就到别处去了。
（二）
我们去的最多的地方是北京的几所大学。北大、清华、人大……大学的革命气氛就是浓。大字报铺天盖地，墙贴不了，空旷的地方，用杆子和席子扎起了贴大字报的长廊，折来折去，一排排一眼望不到边，大字报贴得满满的。所用的纸也不全是废旧报纸，也有用彩色纸的，花花绿绿，引人注目。
大字报的内容繁多，鱼目混杂，主要内容是批判单位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也有两个组织互相对骂的。这些都不关我们的事，所披露的内容也引不起我们的主意。
引起我们注目的，倒是那些颇能蛊惑人心的诡辩和奇谈怪论，还有或许是含沙射影、指桑骂槐的短小杂文，如《坚持真理的火鸡》。我们主要兴趣就是去抄这类大字报。 印象较深的有如下几条：
A：马克思答女儿问：女儿问马克思你的格言是什么？马克思回答：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不是假的，在马的著作中能查到）。于是有灵感者便演化出：革命的打不倒，不革命的一打就倒。不怀疑不打怎么知道你是革命者还是**！（先打一顿再说）
B：毛主席的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于是就有了清华红卫兵几论“无产阶级造反精神万岁。”（用错时代，当年是三座大山，如今是谁）
C：还有毛主席的话，是他当上国家主席，党的主席所说的。革命者要有五不怕精神：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不怕老婆离婚、不怕杀头。（原因是，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中。）
就是这样的一些内容，引起了我内心的骚动，引发了我的狂热。那时已是渐晚秋，天有点冷，地有点凉。我们站着，跪着，蹲着，坐着，抓住每一刻抄着这样的大字报。来北京的十几天时间里，我抄完了三个厚厚的硬皮笔记本。后来，在我倒霉的时候，我也像工作组文化革命时被揪出得黑帮一样，把它们全烧了，怕它成为我**的证据。北京的形势，北京的思潮使我萌发了奇特的想法：R一中也必须来一场北京一样的革命。
（三）
对其他大学的印象都不深了。因为当年上北大是我的奋斗目标，所以北大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北京大学的学生都奔向全国各地了吧，本校的人并不太多。所去的人都是外来的串联者。虽然是晚秋季节，但校内仍是青枝绿叶，看来绿化是不错的。我没想到北大那么大，占地面积大概有我们半个乡大吧！我虽未能成为北大的学生，能进入北大校园也是人生一大幸事。
我看到了当年李大钊工作的地方——红楼。红楼和后来建起的楼房相比，并不高大，就是在这不起眼的地方，当年李大钊在领导着中国革命。李大钊是我敬仰的人物。那时，我竟不知天高地厚的和李大钊类比起来，我以为我们所要进行的革命和当年李大钊所进行的革命一样的神圣，因为我们在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
终生难忘的幸福时刻
歌词：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一）
又等了几日，我们盼望已久的事情有了眉目。军代表向我们传达将要受到毛主席的接见（检阅）的消息。于是每日的上午学习加紧了，主要是强调纪律，一切行动要听从指挥，参加接见时不能带照相机、小刀、钢笔之类的东西。为的是保证毛主席的安全。
有一两天的时间，是专门进行检阅时的坐姿演练。检阅时不准起立，而是排队手挽着手席地而坐。没人的左臂要挽起来，右手从上一个人的左臂弯中伸出来，手握红色《毛主席语录》本，有节奏的挥动着，随着挥动的节奏，要有节奏的呼喊“毛主席万岁！”。训练时是严格的，不准许有一点的松懈。什么时候被接见（检阅），好像是保密的，谁也不知道！
（二）
有一天，大约是过半夜三点钟的光景，我们突然被叫起。通知说今天要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吃完了早饭，天还未大亮。每人发了两条饼干，四个苹果，就排队出发了。对所禁止带的东西，并没有挨个进行严格检查，也许军代表知道，我们这一伙都是听话的孩子，我们绝对不会带所禁止的东西。
一路行进，天将大明。这是我们可以看清，凡是我们所经过的十字路口两旁，都有胸前挂着小纸牌的人，一个挨一个地站着封住了路口。牌子上写着“工作人员”的仿宋小字。我明白了，这就是我们进京的头一天晚上所遇到的“绝缘”了。这是保卫毛主席的安全的一项措施。我们步行了大约两个钟头，来到了东长安街的某一个地段。我们好像排在路北，排成了四排，先是站着。等到中午，吃了带来的饼干，也没有毛主席检阅的消息。我们身后每隔几十米，就站着两名穿白褂子的医生，他们面前有一小方桌，桌上放有包扎伤口所用的酒精、纱布之类的药品和用具。身后好像也有北京当地的老百姓。我们问他们毛主席什么时候来，他们说“不一定，也许会空等一场”。问军代表，他们好像也不知道。
等了一会儿，才有了真要被检阅的迹象。汽车装来了许多解放军战士，他们黄帽黄衣，蓝裤，（说不出什么兵种，公安部队？）他们排成两派，手挽手，席地而坐，挡在我们的前面。军代表命令我们按原来训练的样式席地而坐。
等啊等，等得人心焦。许是下午三点钟的样子，电线杆子上的高音喇叭，传来了中央广播员的声音，说毛主席和中央首长检阅百万红卫兵开始了。随即响起了雄壮、气势磅礴的《东方红》乐曲。毛主席的检阅是乘车从天安门广场出发的。来到我们这里还需要一段时间。但军代表马上严肃起来，三令五申：毛主席经过我们这里时，谁也不准许站起来。
又等了一会，大概在我们西方传来了有节奏的呼喊声：“毛主席万岁！”于是我们也有节奏的呼喊着‘毛主席万岁“！一会儿过来了一辆车，车上站着中央领导，他们一个一个都是红红的面孔，好像化过妆。一个模样像周恩来的人，向后挥着手中的语录，我明白他的意思是在告诉我们：毛主席的车在后面。这辆车刚过去，不知怎么的坐在地上的我们呼啦一下全站起来，拼命向前挤，我竟被挤在了最后面。这时，军代表们解下了腰带，他们挥动着手中的腰带和背包，拼命向站着挤着的人群打去，命令人们坐下，可是他们根本控制不了局面。人们在挤着、呼喊着。我素来不爱争强，在家排队割肉时，我也不爱在人群中挤。此时，我突然想，这是千载难逢的时机，见到毛主席是我梦寐以求的事，见不到毛主席不是白来北京了吗？于是，我猛然挣扎着向前挤去，我也不是没有力气。此时军代表们也忘记了自己的职责，忘记了维持秩序，他们也想见毛主席，也向前挤去。我终于挤到一孔探出头，可以看清街上情景。毛主席车过来了，我终于看到毛主席了！我们拼命的呼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车速虽然较慢，但一闪车就过去了。据后来听说，车行进途中，毛主席还站起几次，向被检阅的红卫兵招手致意！
毛主席的车过后，后面又行驶过来几辆车，是中央的其他领导人。前后也就是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检阅完了，场面也就平息下来了。有的激动地哭了，向随后而来的记者叙说自己的激动心情，有的当场在毛主席语录本上记录下被毛主席检阅的年月日几时几分几秒。因为我们听话，没带笔，也就不能记下什么！有的因为没有看到毛主席而气哭了；有的因为弱小而被挤痛挤哭了。我们身后医护人员的小方桌上的东西并没有派上用场，没有被挤伤的人员。也没有先前进京的“官办红卫兵”所讲得那样严重：挤掉的鞋能装一卡车。
我能被毛主席接见、检阅，是今生一大幸事。人的一生中，能亲眼看见国家的最高领导着，对平民百姓来说，是一件稀有的事。况且，我见到的是毛主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之元首，毛主席是我们穷人的救命恩人，是我敬仰的人物，我怎么能不感到幸福呢？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情景就跟梦幻一般。毛主席坐在车上真是一巨人，肩宽约有学生课桌长，面色粉红，脸是那么的圆阔，跟电视所看到的镜头、跟所见的毛主席挂像、跟记者的描述语是一样的：毛主席红光满满，神采奕奕。见到毛主席的那一刻，呼喊得口干舌燥，我感到比较激动，因幸福和激动而忘我，虽然毛主席肯定是不会看到我！可惜，我记不住被检阅的具体时间，我只能记住个大概：公元一千六六年十月份，我是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倒数第二次被检阅的百万红卫兵中的一个。
（三）
又过了几日，又传来了激动人心的消息，我们将要再次参加毛主席的检阅，这是毛主席最后一次检阅红卫兵。接见的方式是，毛主席在天安门上检阅，我们排着队在天安门前步行经过，类似国庆节方队游行。
于是，军代表又组织我们进行了训练，这种训练更加严格，有时半天，有时是一整天。排横队，手挽手，向前走，挥动手中的《毛主席语录》，要有节奏的呼喊“毛主席万岁”，步子要迈的整齐划一，这样横队才会直，这就增加了难度。所以我们便得不停的进行练习。军代表说：我们是最幸运的了，能接受毛主席两次检阅。
大约辛辛苦苦的训练了一周左右，突然军代表向我们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已经被检阅过的红卫兵，就不要参加了。学习了有关指示，并进行分组讨论，我们人人都要进行表态。总的意思是：天已经冷了，毛主席已是七十高龄的人了。我们不参加，就可以减少毛主席在天安门上站的时间。能让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少站一秒的时间，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四）
我们来京已将近二十天了。我们也确实应该离京而去。这期间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上访上告者正源源不断地涌向北京。北京已人满为患了。北京到处都是人，夸大一点，几乎看不到地皮了，全被人覆盖了。不知为点什么事，人流便一会涌向这面，一会又涌向那边，跟大海潮水涨落一个样。
交通成了一大难题，调了好多公共汽车进京，我们看到了我们烟台的公交车也来京增援，公交车也堵，一堵就看不见头尾。
离天安门 远点的长安街两边的污水沟都掘开了，隔三五步，便有用篷布和铁杆围成的方围子，那便是厕所。人太多了，拉撒都成了一难题。采取这样的时机，这样的话题，疏散再进京人员是一着高棋。很快军代表便下了温和的逐客令，我们必须在毛主席最后一次接见（检阅）红卫兵之前离开北京，可到别的城市进行串联。
我们来京已二十多天了，每人的思想都发生了变化。下一步怎么走，我们便发生了分歧。我急于回本地闹革命。我找到的借口是：我不放心家中的祖父，因为我爷爷已查出得了肝炎病。唐晓娜和我同村，当然她要随我。辰加根等人，决计要按原计划学习当年的老红军进行长征，徒步回家。
辰加根他们便张罗长征行军的一些准备工作，具体准备什么我就不知道了。战斗队的图章、大旗均由他们带着。那是护身符，有那东西，一路上可以自开路条自盖图章，能找到住宿的地方，甚至吃住可以免费。
我和唐校娜打好行李卷，拿着辰加根开的介绍信坐火车到烟台，又转乘汽车回家。此时家乡的秋收已经结束了。我这才知道，家乡已经下了好大一场雪，地瓜被雪埋在地里，多亏天暖雪化得快，并未冻坏地瓜。怪不得在北京有几天那么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