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的不理睬，让我很失望，只好又给救助站打电话，告诉他们警察叔叔很忙，家里没有人手管，希望他们能派个车来接一下这个孩子。呵呵，我又犯了一次低级错误，我是谁？我的脸有多大？让人家派车过来。我太没自知之明。救助站的人说，你要是愿意送过来就自己打车过来。不愿送他们也没办法。我说我身上一分钱都没有，是出来散步的。他们说那你就走着过来。
我在那里一遍又一遍的给这些政府部门打电话求助，那个男孩瞪着一双狐疑的眼睛，惶惶的看着我唾沫星子乱飞心急火燎的给着说给那个说，充满了警惕和不信任，好像是我们在谈论着如何的卖了他。
电话打了十多个的结果就是我走着送这个孩子去救助站，而且救助站离我们还有半个多小时的路程，具体在什么地方我也不清楚，只能一边走一边打听。
天完全黑透了，只有路灯的光亮指引着我俩往前走。那孩子一声不吭的跟在我的后面，我的心里也害怕，害怕他从后面拾起块砖头砸在我的头上，然后抢了我的手机跑掉。三星的手机估计换几个烧饼是没有问题的，我浑身上下就手机值几个钱。
他防备着我的同时我也防备着他，我伸手一把，将他拽到前面来和我并排着走，这样他就不会轻易出手砸我了。我边走边想。
“我问问你。”我故作轻松，和他说着话。因为路程很长要消除他对我的顾虑还要对他进行更多地了解。
“你的家是哪里的？”
“四川。”
“你的背包里装了些什么？”
“衣服。”
“什么衣服这么多。”
“冬天的衣服。”
“这个时候背这么多冬天的衣服？”
“我们到这里来找活干。干到冬天才能回家过年。所以带的冬天的衣服。”
“你们在哪里干活呢？”
“不知道，有个老板让我们来的。”
“你有你叔叔的手机号码，或者那个老板的手机号？”
“没有。我什么都不知道。”
“那你去火车东站干什么呢？ ”
“我不知道。”
“你多大了？哦，你属什么的？”
“属马，１８岁。”
“属马的是１８岁吗？你是哪年出生的？”
“８９年。”
“８９年出生的属马？”
“我不知道。”
“８９年出生的属蛇。”
“哦，我属蛇。”
“你这孩子不说实话。”
“你姊妹几个？”
“８个。”
“你的妈妈这么能生啊，姊妹８个。”
“不是，还有我叔我姑家的孩子呢。”
“你亲妈生了你几个？”
“两个。”
“这不就结了嘛，干吗连你家的亲戚都算上呢。你还有个什么？”
“还有个哥哥，在攀枝花上大学。”
“你怎么不好好的上学出来打工呢？”
“我学习不好，不愿意上学了，就跟着叔叔出来打工。”
“你爸爸妈妈愿意你出来吗？”
“他们不管我。”
“哦，你叔叔管你？”
“他也不管我。”
我心里想：这孩子对我始终是不信任的，实话瞎话的乱说，怕我拐卖了他。
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已是晚上８点多钟了，走到天桥街的胡同里，路边喝扎啤烤羊肉串的、打麻将玩扑克的、喝茶啦大呱的、乘凉看热闹的。经过他们身边时人们都用异样的眼光打量着我俩，我穿得比较时髦，手里攥着个手机边走边打着问路，后面跟着个背大包风尘仆仆的外地男孩，还一副饥渴难耐的样子，既不像走亲戚串门又不是领着自己的孩子回家。那些乘凉老太太看我的眼光里，充满了叵测，她们一定以为我是个车站拉客的女人。
我们一边走一边打听救助站的方向，钻胡同走小巷七拐八拐的来到了市救助站。还没等的进门，就看到三四个保安将一个流浪汉轰出救助站，他们使劲的推搡着那个穿得破破烂烂的男人，直到将他撵到了大街上才罢手回来。
我心里一怔，救助站为什么要往外面撵人呢？
我问门卫：“这是救助站吗？我送一个孩子过来吃饭睡觉的。”
“进去吧，去办公室登记去。”
我转过身去拽着那个孩子走进了救助站。（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