渤海老战士李人凤

渤海老战士李人凤

       1947年10月到1948年2月为期138天的渤海土地会议上，华东局部分领导（华东局副书记邓子恢，民运部长张晔、副部长刘格平）和康生（中央土改工作团团长）对渤海区党组织和干部队伍作了完全脱离实际的错误估计，对渤海区的土地改革运动的成绩全盘否定，将“揭发批判和改组渤海区党委领导班子”作为会议的指导方针，错误批判和处理了渤海区党委书记兼区政委景晓村，行署主任李人凤，副书记王卓如，公安局长李震等60多名县以上领导干部。直到1983年底才由中央发文平反昭雪。华东局领导认为渤海区的错误是党委的责任但不好公开登报，经研究使用了李人凤的名字。为此李人凤被扣上了“搞宗派主义”、“一再加重人民负担”、 “坚持富农路线”、在锄奸反特中“纵容匪特”，“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并被撤销职务调华东财委工作。这些都是与事实不符的，现仅就我所了解的资料发表一下想法。

      关于李人凤“搞宗派主义”的问题。康生无中生有，颠倒是非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诬陷“渤海从公署正副主任到各处处长都是地主富农成分，从上到下都烂掉了，干部坏透了”。华东局书记饶漱石则从惟我独尊、排斥异己的宗派思想出发，为了打倒黎玉，给黎玉和长期与黎玉一起在山东工作并主持渤海区工作的景晓村、李人凤扣上了“宗派主义”的帽子。在渤海土地会议上康生、刘格平（华东局民运部副部长）等人甚至列出了“宗派集团”的名单，事实是名单上的人都属于正常的同志关系和工作关系，这种关系是在坚持渤海平原敌后游击战争中形成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友情谊，他们之间没有非组织的活动。李人凤工作之余偶尔打打猎，军区司令部领导曾送他猎枪子弹；他还曾向军区司令部要过一部吉普车，学会后曾自己开着去沧州参加中央会议，这些都是战友之间的正常友谊往来，并不是宗派集团内部成员间贿赂拉拢的证据。况且在渤海土地会议上连宗派主义的具体事实都没能列举出来，因此，宗派主义的问题是没有事实依据的。

      关于李人凤“一再加重人民负担”的问题。1947年春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鲁中南地区成为主要战场，渤海地区成为华东战场的大后方。在这种客观形式下，兵员补充、物资供应、民工支前给渤海人民增加了负担，但这些都是完全必要的，都是斗争必须的。2月，渤海人民在人力、物力大力支援了莱芜战役；4月、5月，华东军区机关、学校、医院、直属部队甚至苏北、鲁南撤离的干部群众还有国民党俘虏共40万人北渡黄河进入渤海区九个县，渤海人民安排了他们的基本生活；8月中旬，渤海走出去的宋时轮的10纵队梁山阻击战失利后北渡黄河，渤海人民给自己的子弟兵恢复了实力；8月下旬，粟裕率领王必成的6纵队借道渤海南下鲁西南，渤海人民保障了他们过路；11月，渤海教导旅开赴山西改为独立6旅，渤海人民又补充了中原突围损失严重的王震的西北2纵队。此外，渤海人民还支援了华野西进的陈唐兵团。仅征粮一项，就由1946年的2.9亿斤上升到1947年的6亿斤，占到了总产量的35/100。1947年又是黄河复堤抢险的关键年，曾出现20万民工在六百里大堤上日夜苦战防洪的现象，渤海人民的这种负担为粉碎国民党水淹解放区的阴谋是必须的。把这些说成是李人凤个人“一再加重人民负担”是不对的。华野首长，华东局领导和中共中央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关于李人凤土改运动中“坚持富农路线”的问题。渤海区土地改革过程中曾出现过地主多留地、留好地，富农自耕土地不动，干部与军烈属多分地、多得果实的现象，这些成为李人凤“坚持富农路线”的错误根据，但是对这些问题的处理符合1946年5月由刘少奇主持，薄一波、邓子恢、黎玉等参加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简称“五四指示”）的相关规定，与华东局《关于彻底实行土地改革的决定》（简称“九一指示”）也是一致的。中央“五四指示”明文规定“一般不变动富农土地，应该减租而保全其自耕部分”、“对中小地主的生活应给予相当照顾，采取仲裁方式解决他们与农民的纠纷”、“对抗日军属属于地主成分者，对抗日期间与我合作而不反共的开明绅士，谨慎处理，适当照顾，给他们多留一些土地，替他们保留面子”。华东局“九一指示”则具体规定“中小地主可留下比中农多半倍的土地”、“革命战士，抗属，烈属应按人口各得一份，并须得到较好较近的土地”。中央在指出“五四指示”有不彻底性的同时是肯定的，这在刘少奇的著作中都有明确阐述。渤海区土改工作是在党的领导下，按中央和华东局的有关指示进行的，李人凤没有也不可能另搞一套，尽管运动中有过右和“左”的偏向（1948年的中原新区土改运动也存在这种失误），但这是属于工作中的问题，并不是“坚持富农路线”！渤海工作会议期间，搞会内会外结合，王力（华东局驻渤海工作团团长）在惠民城搞了个斗争会，把受批判的干部弄到现场受教育，一个靠炸鱼虾挣钱的小商人被活活打死，成为康生、王力在土改中树的样板，仅惠民城就有150人被打死，其中有一般的农民，也有我们的渤海区干部，这些造成了渤海区的红色恐怖气氛。批判富农路线后导致侵犯中农利益和没收工商业现象的严重升级，沾化县8个区4739个被斗户中就有1468户中农，占到了三分之一还多，这造成全区逃往敌占区人数剧增，其中很多是劳动人民，根据不完全统计的数字就达万余人。由此可见，批判“坚持富农路线”本身就是脱离实际的错误行为，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损失。

      关于锄奸反特斗争中“纵容匪特”、“右倾机会主义”的问题。1945年底杨国夫率领的山东7师和刘其人率领的3个基干团开赴东北，以及华野10纵队和渤海纵队的组建，导致地方部队升级过多，造成了地方治安力量的削弱，匪特活动因此猖獗。匪特活动曾造成严重损失，数千名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被敌人杀害。渤海区领导开始对形势估计不足，思想麻痹，措施不力，但很快采取了措施，扭转了形势。1945年冬，李人凤在北镇（今山东滨州市）“鸿文医院”治疗住院期间经常与驻军干部和警卫人员研究匪情。有一次得到情报，30里外一村庄有一股匪特，李人凤立即派出他的警卫排夜间偷袭，天亮就将十几名匪特押解到医院后移交当地人民政府。在渤海区首府惠民城，有一次发现城西青杨店附近有六七十名匪特，李人凤亲自带警卫一连追击匪特。连长韩盛祥率部在奎台村猛打猛冲，李人凤则带警卫排在村外拦击，最后将敌全歼。渤海军区政治部对俘虏进行了审讯，结果又挖出了30多人的地下组织。可见，李人凤没有纵容匪特。在渤海区锄奸反特斗争中，渤海区党委是有错误的，但是其性质是工作中的错误，“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太大，是不合适的。

       李人凤，山东临淄人。八路军山东纵队三支队十团团长，三支队副司令员，清河行政公署主任，渤海行政公署副主任，主任。是由知识分子成长起来的党的优秀干部。1947年底在康生发动的“搬石头”运动中遭到错误打击，1959年反右倾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中又屡受打击，1973年6月8日含冤去世，年仅62岁。李人凤是我们渤海走出去的忠诚的无产阶级战士，是渤海人民的优秀儿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