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串连，在上海过年
1967年春节，是一个十分特殊的日子。那年，我们到上海大串连，在那里过了一个迄今为止，唯一一个不在自己家里过的年。
1966年11至12月，到北京串连，见到了毛主席，被那种疯狂、野蛮、愚昧的造反、夺权等革命理论所蛊惑，进一步激发了我们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斗志。于是，我们战斗队在学校搞了几天革命后，便又打点行装，向上海进发了。
那时，还是提倡徒步串连。我们仍然采取了去北京那种步行加坐船的办法。1967年1月15日从学校出发，步行150公里，到达青岛。在青岛住了一周后，又千方百计买上船票，坐船到了上海。那年是2月8日过春节，我们到达时已经是1月26日了，离过年只有12天的时间了。我们一致的意见是：现在是造反有理，是破四旧、立四新，还讲什么过年不过年的！咱们就在上海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吧！
于是，我们16名同学便一心一意地投入到大串连中去。当时上海的一月革命风暴轰轰烈烈，对全国的影响很大。1967年1月6日召开了约有百万人参加的“打倒上海市委”大会。从这一天起，上海的党、政、财、文等大权，就落到了张春桥、姚文元和上海几个造反组织的负责人手里。
2月5日，也就是腊月27日，我们参加了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那天，上海人民广场红旗招展，彩旗飘扬。100多万革命群众出席了大会。“火烧陈丕显（书记）！揪出曹荻秋（市长）！”的巨幅标语十分醒目。大会宣布张春桥任主任，姚文元、王洪文任副主任。并声称：“上海人民公社的建立，标志着上海夺权的完成。
会议结束后，革命群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当游行队伍来到市委和市政府大门前时，大家义愤填膺地把原来市委、市政府的大牌子摔到地上，用铁锤狠狠地砸乱，换上了人民公社的牌子。2月23日，上海人民公社改称上海革命委员会。
春节，我们是在上钢一厂度过的。当时，我们住在厂接待站，白天到车间参加劳动，晚上，便同工人师傅一起学习文件，开展大批判、大讨论等活动。直到除夕，车间不停工，全厂不放假。大街小巷没有放烟花爆竹的，没有串门拜年的，更没有祭拜先人祖先的。
往年家家户户挂灯笼，贴对联的现象不见了，代之而来的是“打倒、砸乱、万岁、万万岁”等大字报和巨幅标语。各种各样的文化艺术活动也没有了，唯一可以听到的是收音机和大喇叭里不停顿，反复播放的《大海航行靠舵手》、《东方红》和语录歌等歌曲。
除夕那天，气温较低，阴云密布的天空竟飘起了阵阵雪花。据当地人讲，多少年没有这么冷过。下雪，更是罕见。这样的天气，更加使人们感到这个年的特殊和清冷。晚上躺在冰凉的床上，碾转反复，难以入眠。不觉想起往年在家里过年时那暖暖的被窝；想起一家人围在一起吃年夜饭，其乐融融的情景；想起放鞭炮，给长辈磕头拜年等往事。
这样想来想去，心里不免产生了许多疑惑，想家的心情便油然而生。幸好，刚过春节，中央就发出了停止大串连的通知。接待站发给了返程火车票，催我们离开上海，并说，再不走，就要自己花钱买票。我们丝毫没有犹豫，登上火车，于正月初6日回到了学校，结束了历时3个多月的大串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