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以前中学语文课本里的《驿路梨花》吗？还记得那个充满朝气的哈尼小姑娘和一波三折寻不见的草房主人吗？
如今，这篇课文的作者彭荆风就站在我的面前。
1977年，曾被打成“右派”的彭荆风，在被剥夺了22年创作权之后，于11月27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小说《驿路梨花》，立即在当时的文坛产生强烈反响。
如今，已经85岁的彭荆风，依然透着一股青春之气。他的书桌上，同时摆着四部长篇小说。四年前，刚学会五笔输入法的他，全力投入长篇纪实文学《旌旗万里——中国远征军苦战缅印》的改稿当中，这部作品八年间已经修改了六次。
20世纪50年代，彭荆风以短篇小说《当芦笙吹响的时候》（电影《芦笙恋歌》据此改编）、电影剧本《边寨烽火》（合作）等享誉文坛，成为云南边地军旅文学的开拓者之一；80年代以来，先后出版的文学作品达23部之多；2010年，他耗时12年创作的《解放大西南》，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这部作品修改了10次，手稿重达27公斤。
回望近70年的创作历程，彭荆风说：“为什么这么执着，因为文学是我的生命。”
携笔从戎
1949年5月，南昌解放，20岁的彭荆风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第四分校。同年8月，他在参加两广战役之后，参加解放大西南的战役。
彭荆风所在的广州纵队有个油印小报，从江西、广东、广西、贵州、云南，这份小报在行军、战斗中出了100期，他发了35篇小稿子，常常是行军途中，背包一放，坐下来就开始写作。
部队进驻昆明后，彭荆风在改造起义军官的云南军政大学做了近一年的宣传工作。1951年春，他又调到原云南军区的《文艺生活》月刊担任编辑。
部队领导知道彭荆风爱好文学，曾关心地派他去曲靖、昭通等部队组稿、采访。但是，这些地方离彭荆风想要了解的多彩边地太远了。他想，长年在舒适的城市里，写不出好作品。
思来想去，彭荆风决定离开军区去边防部队。
云南各地持续了三年多的剿匪战斗接近尾声，只有滇南的澜沧还在艰难地进行。1952年初，全军开始“文化大进军”，彭荆风也踏上了南去澜沧的古驿道。他背着沉重的背包，夜间就歇在少数民族的竹楼或公路勘测队的帐篷里。错过了村寨，他就与露宿在山野里的赶马人一起在火堆旁过夜。
彭荆风一共走了30多天才跟连队接上头，担任了文化教员。刚到时，没地方睡觉，他就在老乡家的鸡笼上搭块木板当床，被鸡虱子叮得全身都是红点。
彭荆风所在的第一一五团二营五连结束了大黑山的剿匪战斗后，他奉命在1952年12月初进军西盟佤山。解放西盟后，部队又连夜急行军攻取了边境要道——大力索寨，并以那里为驻地负责该区域的巡逻、打伏击及发动群众等任务。
彭荆风经常随同部队活动于拉祜族、佤族村寨。部队在佤山的一些大部落分驻了民族工作组后，彭荆风又成了联络员。他一个人背着一支卡宾枪、四枚手榴弹在人迹罕见的山路上行走。
就这样，彭荆风走遍这里的大小部落和山林，接触了各式各样的人物，了解了那些古老而特异的民族习俗。他利用晚上时间蹲在佤族、拉祜族人家的火塘前，就着时明时暗的火光写作。南行途中，他因为背包太重而多次轻装，但总舍不得把日记本和两本稿纸扔掉。
他写出了记录云南边防部队战斗事迹的众多作品，其中，短篇小说《裸黑小民兵》（拉祜族在1954年前还被称为裸黑族）是第一篇反映拉祜族人生活的小说。
一天，主持连队工作的副指导员和排长们都去了60里外的营部开会，连部只有彭荆风值班。傍晚，一位拉祜族妇女突然带着她被抓去当土匪的丈夫来了。
这拉祜族汉子是趁着匪徒们睡熟后逃出来的。他告诉彭荆风，匪首戴老六的队伍被击溃后，带着3个人隐藏在离卡马寨约半天路程的原始森林里。
军事干部都不在，但情况紧急，彭荆风急中生智，即刻把在附近活动的4个班调回，加上在卡马寨的战士共40余人。彭荆风把指挥战斗的任务交给了一位老练的班长，由那个拉祜族汉子做向导，引领他们冒着大雨翻山越岭、穿林过涧远程奔袭。
半夜，部队终于摸到那座原始森林里的一座小窝棚前，可匪徒们已经不见了。这时候，天更黑，雨更大了，无法去更远处搜索，也不能立即回程。人多，小窝棚里蹲不下，他们只好分散在窝棚周围，几个人一组，背靠着背过夜，与彭荆风靠在一起的是那个拉祜族男子。
秋末的雨夜，原始森林如同冰窖。彭荆风把竹拐棍劈成细片来引火，好不容易才把半干半湿的树枝引燃。虽然烧起了几堆火，但大家还是冻得难以入睡。
彭荆风便与那位拉祜族男子聊起了彼此的生活。那男子聊得很详细，谈到痛苦的过去和当时的处境，已是泣不成声。这次雨夜长谈，构成了《当芦笙吹响的时候》的创作素材。《西南文艺》在头条位置发表了这篇佳作，而据此改编的电影《芦笙恋歌》，甚至远去苏联、东欧、东南亚等地放映，颇受欢迎。
可是，彭荆风总觉得自己书读得不够多，便明确了目标：多读书，多深入生活，充实自己。他不放过任何中外经典作品，而“反右”时，他也因此被加上了一条“爱读资本主义作家的作品”的罪状。
佳作频出
1957年，彭荆风被打成“右派”，在农场劳动了4年。秦基伟将军发现昆明军区的创作上不去，就问：“怎么军区创作不行了？彭荆风这些人哪里去了？”
就是这句话改变了彭荆风的命运。他因此得以回到昆明军区创作组（当时，昆明军区打了许多“右派”，彭荆风是唯一能调回的作家）。虽然仍不能发表作品，但有了充足的时间阅读、下部队，他走遍了云南边疆的山山水水。
“文革”中，彭荆风又坐了7年牢，一直到1975年，彭荆风才出狱，之前，云南四大监狱（一监、二监、军事监狱、四营煤矿监狱）他全待过了，还挖了一两年的煤。有读者说彭荆风在《绿月亮》中描述挖煤的技术很真实，殊不知这些都有丰富的生活积累。在监狱里，彭荆风也不忘创作，他把写交代用的纸张裁成小条，揣在身上，一有时间就偷偷地写作。出监狱时检查行李，管理人员看到那一大摞手稿，这就是后来的《断肠草》。
虽然在长期的困境中不断挨整，彭荆风却坚信自己没有错，迟早要平反，因此从来不灰心。他的这种乐观影响着周围的人，他们都说：彭荆风不像个“右派分子”。
改革开放以后，彭荆风一共出版了23部作品，还有一大批散文随笔、纪实文学等待付梓。历经磨难，他落笔更为慎重，每部作品要改五六遍，精雕细琢。
谈到这段时期的创作，彭荆风说，所有的苦难都是严峻的考验，无论什么时候，他都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我对文学不能扔，一定要成为大作家。
彭荆风的短篇小说《今夜月色好》是在炮声中诞生的。当时，炮弹不时地在他们身边爆炸，彭荆风看到了这个场景，立即构思动笔。与他同在阵地的战友说：“命都保不住，耳朵都震聋了，你还有心思写小说！”可是，对彭荆风而言，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今夜月色好》发表在《人民文学》上，1988年以全票获得中国作家协会第八届优秀短篇小说奖。
1944年，云南腾冲的抗日军民宁愿全城被毁，也誓要全歼日寇，创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场经典战役。而腾冲，这座修筑于明代的古城全部成为残垣断壁。当时的人们这样描述：城里不仅没有一间完整的房屋，甚至每一片树叶上都有两个弹孔。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彭荆风几次前往腾冲。2005年，他攀上陡峭的高黎贡山去寻觅从前的战地，当地研究抗日历史的专家看他年过七旬，劝他不要上去。彭荆风却坚持要去：“给我一根棍子作拐杖就行了。”
整整一个月，彭荆风把书中提到的高地重新勘察了一遍，一双登山鞋磨坏了。他的长篇纪实文学《挥戈落日——中国远征军滇西大战》问世，全景式地展现了中国远征军滇西大战的历史。
这场战役，其军事价值更为重要，这场恶战是用伤亡近七万人的代价毙敌两万余人。其中，许多经验和教训值得中外军事专家们去研究探讨。
《挥戈落日——中国远征军滇西大战》被评论家称为是所有描写中国远征军滇西大战的文学作品中最真实、广阔的一部。
彭荆风的另一部得意之作——《滇缅铁路祭》，被认为填补了铁路史的空白，而小说的线索来源于一次茶余饭后的谈话。
有一年，彭荆风去临沧，偶然听说抗日战争时，有一条30万人参加修建的铁路，刚要修成，日军就打来了，不得已又给拆掉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这条滇缅铁路没再修复，并且鲜为人知。
得知有20万人为修建这条铁路献出生命，在中国铁路史上绝无仅有。彭荆风当即决定，沿着铁路去看看。回到昆明后，他又跑到铁路博物馆查资料，被回复说没有任何资料。他便四处寻访当年的老工人，但是，当时处在底层的工人也并不太清楚更多的详细情况。
一片空白，反而激起了彭荆风深厚的兴趣。他在省档案馆查到了相关资料，那些深藏于郊区地下仓库的档案纸张早已泛黄，一捻就破，翻起来满手灰尘不说，积满的尘菌更是让人奇痒无比。
档案材料是不完整的，也没有经过整理，都是一些零碎散乱的记录。但是，彭荆风却凭借作家特有的敏感和才能把它们串联起来，写出了《滇缅铁路祭》。
作品一经出版，就引起强烈反响。直到现在，彭荆风的博客里还有那些筑路工人亲属的来信，他说，读一遍哭一遍。有人特地从国外赶到云南，希望再加印1万册，送给当年那些筑路工人的后代。
战争容不得虚构
1999年，过完70岁生日，彭荆风对女儿彭鸽子说：“云南和西南地区有几件重大历史事件，只有我了解得翔实。我要趁着精力还好，把掌握的素材写出来。年纪再大些，怕是写不动了。”
《解放大西南》排在了第一位。20岁时，作为解放大西南的战士，彭荆风参与了这场消灭了近一百万敌人的战争。
彭荆风早年认为，这场战争应该由当时级别更高的老同志来写，像冯牧，他在解放大西南战役中，就是新华社十三支社社长。而冯牧也有此愿，但是后来因为忙于行政工作，这件事就被耽搁了。
彭荆风之所以重新考虑《解放大西南》的写作，一方面是因为多年来，他从没停止过积累素材，另一方面也因为那场大战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他还没有看到一部此类题材像样的作品。
写作时，彭荆风依然按照自己的习惯，重走作品中所涉及的战地。他说：“材料不是问题，关键是，每一个时间、每一个地点，每一个细节，都不能含糊。那一天是刮风还是下雨，都要查清楚，有时候一个番号要查一天时间。”
彭荆风说，他要把真实的历史呈现给读者，战争容不得虚构。
“八旬高龄的彭荆风，历时多年，十易其稿完成了《解放大西南》。作者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充沛的激情，全景式再现了人民解放军进军大西南的壮阔图景，将战争融入民族史、军事史、情感史去抒写，在中国当代报告文学创作中，显得十分可贵。”这是第五届鲁迅文学奖授予《解放大西南》的颁奖词。
现在彭荆风手里的《旌旗万里——中国远征军苦战缅印》，已经是第六稿了。他说，纪实文学既要保持纪实性又要富于文学性，比较难把握。
“我这一辈子好像没有其他娱乐，除了吃饭睡觉外就是写作。”彭荆风说，当年担任昆明军区宣传部副部长，工作很忙，他就早上6点起床写两个小时，再去上班。
以往写作，都是彭荆风写好后由女儿彭鸽子打字录入，然后再打印成册，由彭荆风修改。这样的反复，效率很低。80岁时，彭荆风学会了五笔录入。现在，85岁的彭荆风，写作日程排得满满的，他正在交替地修改四部长篇小说。他写完一部，稍事休息，读书、思考，再接着写第二部、第三部。然后，折回来修改第一部。这样，每部作品在修改过程中都会有新的思考。
不论写《挥戈落日》，还是《孤城日落》《旌旗万里》，彭荆风都是和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整个形势联系起来，《解放大西南》也是和整个解放战争的局面结合在一起，这样的写作，视野开阔，纵横捭阖。
彭荆风最遗憾的是，他从1957年至1979年，被耽误的时间太长了。如今，他要只争朝夕，给人们留下更多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