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古都”南京的秦淮河畔，名胜古迹云集。夫子庙、乌衣巷，还有充满诗情画意、让人遐想联翩的秦淮灯影，令人毛骨悚然的东厂旧址……温馨春日里，游人如织、摩肩接踵，人们在白墙黑瓦的金陵旧地流连顾盼，恍若重睹千年风流往事穿越重现。夫子庙前的喧嚣浮华，让人忽略了静谧古旧的贡院里，一个个格子屋里深藏积淀的风云跌宕。此刻，已经没有人刻意深究这座大明王朝的最高等级考场中，曾经上演过荡气回肠的悲喜大戏。
这里是科举制度发展到极致时，决定读书人命运的最高门槛。迈过去了，有无以尽数的仕途荣衰、宦海浮沉在不远处招手；迈不过去，几年、十几年的苦读功亏一篑。哀莫大于心死，自此万念俱灰，沦落江湖，终了一生而已。正因为一举成名或一试完败，牵挂着命运攸关的一步。所以，为了这尖峰时刻的对决，人们除去守着青灯黄卷苦读之外，也想出各种各样的捷径与变通方式。于是，我们在展览上看见为便于考生夹带，特制火柴盒大小的《四书五经》；从史书上看到，打通关系、贿赂考官的诸多招式，花样翻新。类似的博弈从一千多年前隋唐时科举制度初兴直到最后覆亡，人们对作弊方法的研发一直与严格的考试方式相伴相生，反复上演着“矛与盾”“道与魔”的比拼。而从封建王朝对考场弊案极其残酷的打击力度，到“贡院”里不论考生出身家境，一律被拘在小格子间里不得动弹半步的特别安排，都可看出皇帝们对这项为自家江山社稷遴选后备人才的小心与严格。教育专家说：谁都明白，科举制度是腐朽落后和漏洞百出的，但它至少在表面上还保持了莘莘学子面对统一考试时起码的公平，让草根百姓有指望靠“学而优则仕”改变命运——科举虽然是一块熏死人不偿命的臭豆腐，它黑暗、残酷，陈腐、僵化，泯灭智慧，摧残灵性，但也寄寓着草根阶层“鲤鱼跳龙门”的美好梦境。这也是后来高考制度虽久被诟病，但仍未能大动的历史与现实原因。
转眼到了公元1977年，刚刚从“十年浩劫”中挣脱出来的中国，社稷凋敝，人心迷惘。可以想见的是，从中南海最高层到忧国忧民的普通百姓，都在揣测着怎样才能将亿万民心整合凝聚，让中国重新走上正轨。不久后从高层传来一个消息，再度执掌东方大国政治走向的邓小平决定重启中断10年的高考。与这个消息相伴的，还有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说法：邓小平亲自拍板，紧急调用准备印《毛选》的纸张赶印1977年高考试卷。我们认为这个说法颇具戏剧性当然有些理由——首先，参加过当年高考的学子们还清楚地记得那份试卷用纸的粗糙与小气，决不会是“敬印红宝书”之选。再说了，偌大中国即使穷掉了底儿，也并不缺印刷试题那些许纸张。而当时这样一条信息所要表达的，一是向人民证明拨乱反正的决心，二是要体现与过去“10年”彻底厘清纠葛的意愿。只不过，当年更多普通百姓无暇分析个中的政治蕴含，仅是“可以考大学”一个改变，就足以让10年间耽搁的百万学子欣喜若狂了！
1977年隆冬时节，在吉林省某县，人民公社学大寨修梯田的工地上，已经32岁的“老五届”高中生张有和社员们挤在背风的土崖下，利用工休的短暂时间卷根大号“烟囱”抽上，解解乏、喘口气。蓦地，他看见别人卷烟用的报纸上，有一条恢复高考的消息……老少爷们儿听他念完之后当即判定：咱们这帮人只有你张有才配去参加“金殿面试”。干脆也别干活了，直接上公社报名，考个“状员”也给咱老社员长长脸！3天后，张有走进县高中的考场，他记得数学和理化两张卷子他答得跟玩儿一样，可命题作文“华主席和我们在一起”让他写了个驴唇不对马嘴。3个月后，张有坐进一所重点大学物理系的教室。不过，他并没有与乡间生活彻底分离，下乡10年，他在小山村成了家，有了一对儿儿女。若不是高考政策放宽，他的大学梦将彻底埋葬在无边无际的田野里。
在中国，凭借知识改变命运、修正人生路径的意识和理想太深入人心了。作为一位远见睿智的政治家，邓小平深谙用什么能将10年间已乱成一盘散沙的民意再度凝聚起来。因此，恢复高考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过一种选才体制的回归，或者一次教育制度的革命，更包含着巨大的政治和社会意义。由此，中国当代教育史在回望“七七级”这个概念时，所要追溯的并不仅是10万学子在那一年命运的逆转，而且还是世道人心更替转换的重大象征。
在中国人印象中，上大学应是一次攀登金字塔的艰难历程，更是人生顶尖处的极致辉煌。所以，人们无比珍视这个重要的门槛与节点，更甘心为之付出。可是，从上世纪末开始，这个信念及与之链接的种种因素，被一场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改变了。1998年开始的亚洲金融危机从表面看对中国波及不大，但日益趋紧的国际环境迫使中国领导人重新考虑如何启动消费市场，找到让老百姓花钱的方法，一些“南书房行走”的经济学者为时任总理的朱镕基出了个主意：中国人在儿女教育上最舍得花钱，我们为什么不扩大高校规模，既满足孩子念大学的意愿，又推动老百姓把手里的钱花出去，同时缓和就业压力，提升全民教育水平。朱镕基是个敢作敢为的总理，在他的力推下，这个看上去“一举四得”的主意立即变成了现实。只在几年时间内，大学招生和在校生总量扩展了数倍，学费也在悄悄而坚决地上涨。“扩招”作为一项彻底改变中国高教格局的决策，又变成了老百姓关注和激辩的热词。很快，它的副作用开始显现并遭遇广泛诟病。人们指责门槛放低之后，中国大学的教育质量流水落花般下降，就业压力快速传导至大学毕业生面前，原来的“香饽饽”找工作竟比农民工还难。有人尖锐地指出：高校已不再是培养高端人才的学府，而变成了一个高效运转的吸金机器。它不仅旱地抽水一般吸光老百姓攒下的辛苦钱，而且建大校、盖大楼之风日盛的高校欠下数以千亿的债务，还本付息亦根本无望。
在社会另一边，高考及其目标在人们心中的诉求定位也在悄然改变。因为上一般的“二本”“三本”已没有任何荣誉与自豪可言，家长们将目标定得更高、更远大，同时也更费钱。人们言必称“211”“985”，甚至海外名校，才是儿女明天的理想殿堂。那年，老大学毕业生张有的儿子正逢高考。有一天，张有被召到儿子的学校开家长会。走进圣洁之地，张有隔着窗户看见一间间教室里，每个学生都把自己埋在三尺多高的教参、试卷堆里，偶尔抬起头，都是满脸的倦色与迷蒙。而前面黑板上，大书特书的一行字十分刺眼：离决死一战还有××天！当年信心十足从高考考场走出来的张有猛然间感到一丝恐惧：我儿子会不会在这场激烈的比拼中黯然出局？结果证明是老张过虑了。在“黑六月”过后，人们惊奇地发现，这所省级重点中学尖子班40位男女精英竟没有一个人去学校取录取通知。班主任老师神秘地说：全班同学一个不落地全都上了海外名校，最次的也是港澳大学……
有人说，中国的家庭支出里有一个难解之谜，平时看工薪收入养活一家老少都勉强，可一说到供孩子上学，都跟打了鸡血似的疯狂冲动，拼上性命也要想法凑上这笔巨资。张有和妻子一致决定把攒了10年才刚刚买下的三室两厅房子卖了，仔仔细细计算着汇率，给儿子准备了8万“欧”，他们两口子则在郊区租了间平房住下来。已过知天命之年的张有还自我安慰：当年下乡时比这更苦的生活我也过了。儿子既然有留学的天分，可不能让他输在起跑线上！……让老张感到苦涩的是，他的宝贝女儿原本也是“学霸”级别，但若再供女儿出国，他家即便是砸骨熬油也力所不及，两口子眼泪巴叉地送女儿上了一所“211”，回家之后夫妇 面面相觑良久后，长叹一息：多好的儿女，咋就生在咱家呢？
有人说，十七八岁风华少年的校园生活，应是一生中最美好幸福的记忆。可到了这步田地，中国教育还幸福吗？说它幸福也对，因为以高考为代表的人才选择方式，至少还保持着表面的公正和阳光。如果我们将录取阶段无所不至的“变通”手段、“条子”效应，以及考场内外无所不用其极的作弊办法排除在外，更多学子将工夫下在这“人间正道”上，仍是不二之选。可“星光大道”毕竟不是“溜光大道”，教育专家们批评像湖北黄冈、河北衡水那样的迎考模式，是将正值青春的身心放在一个固定的模具中反复锤打，把他们所有的个性和梦想打磨殆尽！最后为这个民族的未来留下高分低能、情商和想象力极低的一代人。与之相反，也有不少学校试图探索让教育重归阳光与快乐的路径。但令人惊异的是，意在减轻学生负担的努力，首先遭到的竟是家长的强烈抵制。理由很简单：我家孩子让你们给试验了，但高考的门槛没变，名落孙山的天大责任你负得起吗？当然，谁也负不起。于是，孩子们又被拖回到书山和题海中去。
叫人哭笑不得的是，当下舆论导向却在千方百计张扬劝说家长们要改换观念，不要再将上大学与好工作紧密关联。于是，名牌大学毕业生扫马路、研究生卖包子的典型层出。只是，就算你说出天花了，中国人也依然认同知识“必须”改变命运的老理儿。况且，让学核物理的卖茶叶蛋，无论如何也是一种失败和扭曲——不管是对个人、家庭，还是对这个国家、这个教育……这样，我们又重新回到类似臧否科举制度得失的悖论中了：按理说，现行高考体制肯定是一种最笨拙、低效、扭曲天性的选择模式，但同时从表面看也是唯一尚且公平的制度。让我们设想，如果没有这个制度，那些出身贫寒，既无背景又无路子的底层家庭儿女，就会永久被封闭在既定生活圈子里，绝无上升空间。我们目前尚未找到彻底践行公开、公正的人才通道——除了毁誉参半的“黑6月”和与之相伴的教育体制。
既然如斯，又情何以堪？6月又至，那就只好接着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