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1948年的东北内战，历时三年。这期间，《大公报》先后有三位记者在东北采访。最早是吕德润，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10月即随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到了东北。此后，记者徐盈又随军调小组到东北，虽未常驻，但他写的报道真实地记录了东北局势。1946年6月内战全面爆发，东北局势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当月，张高峰作为《大公报》特派员到沈阳，与吕德润共同负责东北报道。1946年秋，吕调上海后，东北的采访报道则由张高峰负全责，直到1948年。
值得一提的是，这三位记者都有战地报道经验：抗日战争期间，徐盈在晋绥战场，张高峰在中原战场，吕德润在滇缅战场，都曾随军采访报道，对于战争是熟悉的。但是，他们又都是反对内战的。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的报道并不具党派倾向，而是站在老百姓的角度，竭力“为民请命”。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报道中，还常常抨击国民党的种种腐败而倾向于共产党，这就是后来他们一再检讨的所谓“中间偏左”立场。
“可耻的长春之战”
谈《大公报》东北内战报道，不能不说1946年4月《大公报》与《新华日报》的那场“笔墨官司”。
1946年3月中旬起，苏军开始从东北撤军，作为曾经的伪满洲国首都、东北政治经济中心，长春成为国共争夺的焦点之一。4月15日，上海《大公报》以“长春苏军昨已撤去，共军进攻接踵而来”为题做了报道，并以副题“国土既归来，还流同胞血”表明了它对内战的立场。4月16日，又发表了王芸生写的社评《可耻的长春之战》。社评说：
“在苏军纷纷撤退之际，在东北的内战形势却在加剧的进展，且已在许多地方纷纷打起来了。”“尤其可耻的，是长春之战！这两天，东北方面的军报雪片飞来……我们坐在关内深夜编报的报人，读着这络绎而来的电报，手在颤，心在跳，眼前闪烁俨若看见凶杀的血光，鼻腔酸楚，一似嗅到枪炮的硝烟。”
这篇社评的倾向是明显的：“苏军刚刚迈步走去，国军接防立脚未稳，中共的部队四面八方打来了，且已攻入市区。多难的长春，军民又在喋血……中国人想想吧！这可耻不可耻？”
尤其令中共不能容忍的是，社评里有这样一段话：“所谓军事冲突，实已到了最伤天害理的程度。进攻的战术，常是用徒手老百姓打先锋，以机枪迫击炮在后面督战。徒手的先锋队成堆成群的倒了，消耗了对方火力以后，才正式作战。请问这是什么战术？残忍到极点，也可耻到极点。”
4月18日，中共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社论《可耻的大公报社论》进行反击，在指责国民党破坏停战协议，攻取东北多地后指出：“对于大公报社论作者，凡是国民党法西斯反动派打击人民、撕毁诺言、发动内战等事情，哪怕天大的事，都是不‘可耻’的，只有人民对于这种反动派还一还手，那就不得了，那就是‘可耻’的了。大公报社论作者如此反对人民，应该是够‘可耻’的了吧。”
针对“用徒手老百姓打先锋”的批评，《新华日报》社论说：“我们也请问大公报社论作者，这几句话，是负责任的话，还是只当放屁放一放的呢? 你说进攻的战术，含沙射影，当然指的是东北民主联军进攻长春的战术而言，你从什么地方知道东北民主联军用这样的战术?拆穿了说，除了专门造谣反共反人民的特务机关那里以外，除了从国民党的‘素有经验的特工同志’办的报上抄来以外，世界上找不出这样的战术……你在反人民这一点上，真正做到家了，真正‘残忍到极点，可耻到极点’！”
这场论战，曾经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被作为《大公报》对国民党政府“小骂大帮忙”的例证，而且几成“盖棺论定”。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大公报》研究不再是禁区，才有人提出讨论，以史料论证长春之战确实伤害了许多无辜的百姓。
实际情况是，王芸生所写社评的依据——“东北方面的军报雪片飞来”，就包括《大公报》驻东北记者吕德润的报道，特别是他1946年3月27日从沈阳发回的题为《春天里的秋天》通讯中写道，“政府军和共产军在盘山一带打了一仗，共产军方面打第一线冲锋的是没有什么武器的人，当然后面还有正式的部队。那一仗胜负如何我迄今并未注意，我只知道双方有一万五千中国人死了！”
那么，吕德润的报道依据又是什么呢？他继续写道：“一位参加那一役的政府军官说，对那些没武器的中国人他不知道怎样放枪。当然，他的枪是放过的，假如今后这些没武器的人仍被逼着从共军方面扑上来，他仍将开枪。法库一役‘双方死伤惨重’。双方主力的接触，战场上据说有二万多死尸。”吕德润引述的“政府军官说”是否第一手资料，今人不得而知，但从行文看，应该是他亲耳所闻。
指出这一点的意义在于，它至少表明，记者的主观倾向是反对内战，而非特指某党某军。这在吕德润的报道中还有明显的主观表述：“假如这些战役是在一年前，这该是多么勇敢的冲锋或辉煌的战绩呀！我当了两年多随军记者都没有赶上这样场面，可是今天呢？可怜那些死了的东北老百姓呀！他们等了14年的祖国同胞，今天还没有彼此看清面孔便迷糊的死了！他们的冤魂不远，他们是死不瞑目的。”这里，他显然是在把抗日与内战做对比，为“等了14年”的东北老百姓喊冤。
如果说吕德润的报道只是“孤证”，那么，请看《大公报》社评发表次日刊登的《大公报》另一位记者徐盈发自东北开原的报道。他随军调小组去长春，路遇国军部队。他写道：“有位士兵说：‘匪军自四面八方黑压压的来了，我们都不忍心的来扫射他们，可是不能不扫射呀！人就像割草一样的倒下去。我们的机枪不但不必用掩体，反而因为死人堆得多了，必须随时来抬高。’副长官部估计，我与对方的伤亡比例最少是一比七。在东北被压榨了14年的老百姓想不到胜利之后又在成群结队的当炮灰。谁说东北人不是命苦呀！”
因为与《新华日报》的这场论战，王芸生“后半生永不得安宁”（其子王芝琛语）。1962年，他在政治压力下写了《1926年至1949年的旧大公报》一文并公开发表，其中，“上纲上线”地自认《可耻的长春之战》“完全站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立场上讲话，并且散播诬蔑东北民主联军的无稽谣言”。但改革开放后，晚年的王芸生又承认那篇文章是他“最大的违心之作”。
“不得安宁”的不止王芸生。在王芸生的那篇“检讨”中，吕德润的通讯被再次提起，因而，他也为此屡遭“审查”。2009年6月吕德润去世后，新华社所发“生平”中，说他“从1950年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的二十多年里，历次政治运动中，均被错误列为受审查、被批判的对象”，指的就是他驻东北的那段历史，当然也应该包括长春之战的报道。
同样是在这篇“生平”中，新华社对吕德润任《大公报》驻东北特派记者经历的表述是，“曾受徐冰、伍修权、李立三等同志指示，在大公报上发表了多篇有利于我党的消息报道……他还利用记者的有利条件，为我党多方收集在东北的国民党军政方面的情报。”
更为吊诡的是，对吕德润的“审查”还牵扯到了也曾任《大公报》驻东北特派记者的张高峰头上。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要活命”
1948年3、4月间，在相继夺取永吉、四平后，解放军将国民党军据守的长春孤立于沈阳700华里以外。5月21日占领大房身、宽城子两飞机场后，长春对外空运联络中断，从此被包围。
当时，驻守长春的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吉林省主席、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指挥有李鸿的新七军、曾泽生的六十军，论作战实力并不弱，但因为补给线太长，铁路中断，空投受阻，所以只能困守苦撑，以期驻沈阳的总司令卫立煌调兵北上，打通沈长线，使长春起死回生。但林彪在沈阳**部署了三个纵队，卫立煌不动，林彪不打；卫立煌出兵，林彪阻击，有效遏制了国民党军北上，以致沈阳、长春半年时间无战事。与此同时，在长春**，林彪部署了四个纵队，修筑了层层壕沟。只要郑洞国不往外打，林彪也不再往里攻，但对长春保持着长炮射程，可随时向市内发炮。林彪的战术意图很明显——围而不打，以围困代替围攻，让长春守敌自生自灭，迫使国民党军不战而降。
事实上，早在长春被围困的4个月后，《大公报》记者张高峰就写了长篇通讯《我们要活命——长春50万人民的控诉》，发表于1948年9月30日的上海《大公报》。
报道首先引述一位从长春逃出来的朋友的话说：“天黑了，人心也黑了。长春被围困半年，50万人民饿得全成半死神态。国军要减轻长春的负担，强迫疏散人口，走出城门不许返回。共军硬要给国军增加困难，不许人民通过封锁线。十几万难民在两军的真空地带，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前进后退两不得。长春野外已经饿死一万多人，嗷嗷待毙的十几万，人心真是黑了。9月8日，我实在再也消化不了那猪也不肯吃的陈酒糟，伪装一个铁路员工的儿子，勉强地拖着病体，从死尸堆中爬出长春，保留了小命一条。半年的饥饿，把我摧残得不像人样子，胜利了3年，你说还希望甚么?”
报道在记述了长春被围过程、国共双方军事部署后披露：
“5月间，共军在城郊发动铲苗运动，40里方圆内的农物全被铲光，没有一粒新粮能入市区。城郊又布满了高射火器，国军空投食粮与弹药要从一万公尺以上投下，共军曾捡了许多便宜。”“内无粮草，外无救兵，长春的日子，一天难一天……市内几条小马路被挖得千疮百孔，多少年前压马路的煤渣与烧过的煤核，又捡出利用一次。市内没有粮食，军队也改吃七成大豆，三成高粱，喂马的料不过如此。一般百姓所吃的连牛马也不如，酒糟、树叶、瓜梗、野菜、枯草都成为稀有的珍品，饥饿比炮火来得普遍，人民正普遍的死亡。”
报道分析说，“长春饥饿的造成，不单是被围困，也是无粮空投或无力空投。吉林主席郑洞国，长春市长尚传道拍出多少呼吁投粮的电报，每星期断续的飞去10架8架，最多不过投下30吨。50万人口每天每人1斤食粮，每天需要50万斤，合250吨，空投的数量太少，不能维持最低的需要。”“每次飞机空投，粮包上没有伞，像炸弹一样落下来，多少人民被砸伤砸死，但是人民对空投仍有半喜半忧的心理，万一落在自己院内不被砸死，岂不多活几天！然而拿枪的人会知道谁家得了食粮，没有人民的便宜可占。砸毁的是贫民的平房，砸死砸伤的也是人民，吃着粮食的却不是人民。”
在这样的背景下，整个长春被饥饿所笼罩，景象凄惨：“市内大户旧存的一点高粱米，直升到法币3亿1斤，穷人吃不起，改吃糠皮与酒糟，后来酒糟糠皮又卖到法币2千万1斤，变成中等人家的食品，穷人们又改吃不花钱的野苋菜，全身中毒浮肿，体力不支，长春的街头再也看不到一辆三轮车，蹬不动了！马车主人饿得赶不动车，马也饿得拉不动车，主人就向马下了毒手……最近粮食更恐慌，有人集体持枪向民间搜刮，当局没有办法再约束那些人的纪律，既然要守长春，只好让老百姓先饿死。”
“人民没有了活路，饿得迈不开步子，一跌倒就站不起来。街头上的饿殍，半死的弃婴与幼童触目皆是，呼爹叫娘，谁也救不了那么多的孩子，眼看他们饿死……饿死的孩子们，被更饥饿的野狗分尸。狗饿得眼红，你不敢上前把它们赶走，正在吃死人的时候，一群狗可以把活人咬死。等到了8月以后，人又把狗全打死分吃了。长春市内看不见一只猪、羊、鸡、鸭，没有富余的食粮再喂养牲畜家禽。平时猪都不吃的酒糟掺和豆面做成馒头，一个要法币2千万元。人民陆续的死亡，长春市民政警察两局负责组织了‘尸骨掩埋委员会’收埋各处死尸。饿死的并不完全是穷人，凡不是军队眷属，都在奄奄一息的等死。”
围困使长春的所有秩序都陷入了混乱，“活命”就是一切，一切为了“活命”。报道披露：“因为饥饿，省市政府的工作完全停顿，区保公所全部解散，少数的公务员每天扶着一根竹竿去上班，来往的公文只是一个问题——粮食。长春市政府的中级以上职员，集中在招待所食宿，那里成立了市府伙食团，每天吃的是三成大豆，七成酒曲，一进大门口，臭气熏天。酒曲都是早已发了霉的，做些饼子馒头，又脏又黑，用眼一看，立刻反胃，实在是不容易消化。下级职员连酒曲大豆也难得吃到……建设厅长于镇藩馋了，自己到街上买2斤土豆，平均每个要法币100万，厅长的生活尚且如此，一般公教人员的生活也就可知。”
“长春市内的物价不是贵贱问题，而是物资有无的问题，能吃的已经吃光，能用的也用光。全市没有一家饭店，纵然有也不过是卖酒糟豆粉的混合馒头的小摊。过去四马路比栉的商店，几乎全部关门。”
既然城里无法生存，可不可以出逃呢？报道说，“6月底共军对长春全部封锁，不许人民出来。市内粮食恐慌，无法解救，国军强迫人民向城外疏散，凡是出了城门的就不许再回来。共军利用这个机会，奖励‘执枪归来’，凡是有一支枪，除自己眷属外，可另发给4张通行共区的路条。有钱的人家，就百般设法买到一支枪，据说并不难，自己携眷先走出国军的封锁线，在两军的真空地带去等，有人接受了你的钱，他可负责把那支枪给你送去，你再献给卡哨上的共军，然后拿着路条逃往沈阳。”
“至于被强迫疏散的平民就惨了。长春城郊国军有三处卡哨：西南的洪熙街，胜利大街东南的二道河子，北面的八里铺与头道沟。出了国军卡哨，周围三四十里的方圆，就是真空地带。每天人民成群结队走出卡哨，谍报队员上前检查，有手表、钢笔、金银财物，必被指定是‘有意通匪’，顺顺当当地留下的都是好百姓。走出卡哨的人民财物一扫而光，身份证必须在卡哨缴下，长春市民的身份证从此取消，不许再回市内。往前走吧！碰上了共军的卡哨，不许通过，‘饿得慌，为什么不回到长春去暴动？’老百姓是守法的，他们哪里敢，自己的食粮财物在市内早被搜劫一空，每人都饿得半死不活的神态，纵然想暴动，体力也不支了。成千成万的难民，前路不通，又想回到市内，国军的卡哨又瞪着眼，举起枪，哀求也无用。一喊一打，父母妻子全被冲散。据说三个卡哨以外的真空地带，有十几万难民，睡在被共军铲光了农物的旷野上，风吹雨打，奄奄一息，人吃人的惨剧就在真空地带演出……死尸遍野，疫疠流行，人民死得太惨了。长春还是人的世界吗？”
报道最后说：“天已经秋凉，长春人民没有吃的，也没有烧的。年轻一点的都逃到真空的地带，正在那里等死。听说留在市内的人民还有十几万，全是老弱妇孺，饿得不能出门……转眼就到冬天，长春去冬已经拆庙砍树取暖，而长春的冬天常是零下三十几度，叫饥饿的人民怎样过冬？毫无疑问的，绝对要把几十万人冻死。人民太惨了，谁来救救人民！这是东北14年来所等待的‘胜利’吗？”
这篇通讯是迄今可以看到的最早披露长春围城详情的报道。多年后，张高峰曾经说，我写这篇报道的目的，就是想为濒死的长春人民请命，呼吁国共双方，能攻的就尽快打进来，不能守的就尽快撤出去，救老百姓活命要紧，人民太惨了！但显然，他这种“各打五十板”的立场不可能为双方接受。尽管当时没有谁责难他，但据张高峰后来讲，周恩来曾经通过他人转告他，那篇报道“是错误的，错在没有区分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张高峰也因此在1949年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多次就这篇报道反复作出“深刻”检讨，不断自我批判，成为他挥之不去的“历史问题”。
“文革”中，这笔旧账再次被翻出，并且联系到《大公报》那篇《可耻的长春之战》社评，结果把吕德润的“账”也算到了他的头上。张高峰在辩解的同时，也不得不再次深刻检讨《我们要活命》的“反动性”。他“上纲上线”自我批判说：“我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把当时的内战看成是在朝的国民党与在野的共产党之间的‘党争’，不仅荒谬而且反动之极……在我看来，内战的主要责任固然在国民党，但‘一个巴掌拍不响’，共产党也不是一点责任没有。因此，反对内战，首先要反对国民党，同时也要向共产党做必要的呼吁，认为这样才是一个记者的‘公正’态度……国共争夺长春，倒霉的是老百姓，为了表示我的‘公正’和‘为民请命’，所以用了向国共双方要求《我们要活命》这样一个反动标题。”
可笑的是，张高峰那篇《我们要活命》的报道，也常常令吕德润头痛。两位当年的同事、朋友，都不得不一再辩解那是两次不同的战役，背景与结果亦不同。但不懂也不想尊重历史的“左派”们根本不理会，只以“揪出历史**”为“战绩”。拨乱反正后，吕德润和张高峰再见面时，不免无奈地打趣说，彼此为对方背了“黑锅”。
1946、1948年的两次长春之战，两篇报道，被一篇社评牵扯到一起，使3位报人几十年“不得安宁”，称得上中国新闻史的一个案例。个中玄机，值得玩味。
需要提及的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徐盈、吕德润、张高峰3人都留在了大陆，后陆续调离了《大公报》。改革开放以后，曾分别担任了全国、北京、天津的政协委员。吕德润还曾任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3人均已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