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是父亲去世四十四年，也是母亲去世整十年。虽时隔久远，但父母的家训家风仍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父亲1924年出生于山西省保德县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爷爷年轻时随走西口的大潮到后套创业，历尽艰辛，积累了财富，并在陕坝安家落户。爷爷奶奶共养育了7个儿女，大爹一直跟随爷爷在后套打拼，二爹、三爹在山西太原读书，相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走上了革命道路。l933年秋，就在六爹出生2个月时，爷爷不幸去世。奶奶以无比坚强的勇气挑起了家庭重担，1935年给大爹成亲。在风雨飘摇的岁月中，奶奶养育着4个儿女，艰难度日。
听老人们讲，奶奶害怕父亲也和二爹、三爹一样参加革命，只让父亲上了四年学，10岁就被送去“德兴恒”做了学徒，小小年纪端饭倒茶，打扫卫生。父亲天资聪颖，勤奋好学，一有空就跟账房先生学算盘，练毛笔字，15岁时就能写会算，备受掌柜赏识，16岁就成了店员，后当了会计。奶奶曾说：父亲20岁时上门提亲的人络绎不绝。父亲最终选择了出身大户人家的母亲，并于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与母亲完婚。
父亲很孝顺，虽排行老四，却扛起了家中的一切事务，处处以和为贵。大爹英年早逝，大妈带着三个孩子寡居，日子拮据，父亲体谅大妈，帮助孩子们上学、参军、成家。三爹为革命牺牲，一解放就定为革命烈士。三妈改嫁后，遗孤姐姐王留不堪继父的打骂，被三妈送回陕坝交给奶奶，当时她已12岁，还没有上学。父亲先安排她进学校读书，并嘱咐母亲：“好好待王留，吃穿要和我们的孩子一样。”父亲还要求我们好好和王留相处。王留姐在我家生活直至出嫁。父母亲当她是亲闺女，她也把我们当亲人，婚后经常带着孩子来住娘家。父亲对自己的两个弟弟更是关怀备至。1958年，奶奶去包头为五爹五妈照看孩子，料理家务。而此时，母亲刚刚被安排在鞋业社工作。当时我家已有5个孩子，母亲实在忙不过来。父亲宽慰母亲说：“孩子是自己的，养育他们是我们的责任，付出辛苦是应该的；母亲是大家的，不能只顾我们。”家里没了帮手，妈妈白天不能去厂子上班，只能把原料领回来在家做，做好一批送厂子一批，就这样一直坚持了两年。鞋业社解体后，母亲又在毛织厂缝毛衣、绣花，同样是把货领回家来做，常常是我们一觉醒来母亲还在油灯下赶活。父亲心疼母亲，也常常教育我们要多干些家务，为母亲分忧。那段时间，我和二妹承担了所有的家务。1952年，六爹被保送到包一中读高中，衣服、行李都是母亲准备的，临行前父亲把自己心爱的怀表送给六爹，嘱咐六爹珍惜时间，好好学习，报效国家。大学毕业后，六爹到甘肃酒泉核试验基地工作，成为国家第一批航天人。
1954年，在杭锦后旗的公私合营中，父亲当选为工人代表。随后组织上派父亲到呼和浩特市培训学习，回来后转为国家干部，任杭锦后旗生产联社主管会计。
父亲热爱学习，博览群书，知识丰富。每当休息时，他总要讲一上段，我们听得津津有味。父亲教我们包书皮，教育我们要爱惜书本。他还经常检查作业，告诉我们学习不能有丝毫马虎。当我们犯错误时，父亲从不打骂训斥，总是循循善诱，耐心引导，针对身边的人和事，教导我们如何处理。父亲一个人挣钱养活八九口人，虽然经济上紧张，但一家人和睦相处，日子过得其乐融融。
很多老同事、老朋友提起父亲，都会称赞他谦和待人，先人后己的精神。1963年9月，我考到呼和浩特市读书，11月的一天，父亲来学校看我。惊喜之余，我才知道原来是他的同事王军做脑瘤手术，急需输血，父亲来呼和浩特市是给王军输血的。我担心父亲瘦弱的身体，而父亲却平静地说：“救人要紧！”1965年春节，杨永江叔叔来家拜年，感谢父亲在调资中主动把指标让给他。杨叔叔走后，母亲不解地说：“咱家这么困难，一级工资七八元钱，都能买一袋面，你怎么让了？”父亲笑着对母亲说：“我老伴勤俭持家，咱家虽人口多，但你会粗粮细做，缝新补旧，日子还能过得去。小杨刚从基层调上来新安家，困难比我们多，就让给他吧。”
父亲公私分明，严于律己。三年困难时期，父亲作为盟公署的干部派到五原县。下乡期间，父亲连一粒粮食都没往家拿。那段时间，母亲惦记父亲身体，让二妹带着几斤面粉去五原看望父亲。二妹用带来的面粉为父亲做面条，还招待了和父亲一起下乡的同事。二妹回的时候，父亲却什么也没让带。看到二妹的不解，父亲笑笑，说：“农产品再多也是集体的，是社员辛勤劳作一年的收成，不能随便往自己家拿啊!”这件事过去五十多年，二妹还记忆犹新，时常讲给晚辈们听。
“文革”中父亲被迫害致死，年仅46岁。相对于父亲的正直，善良和厚道的品格，母亲留给我们的是勤劳、宽容、坚韧的精神。
母亲对婆婆恭敬孝顺，对丈夫温柔体贴，对子女严格要求，对亲朋慷慨热情。母亲一进门，家中就有七八口人吃饭，客人不断，母亲主动承担起做饭和做针线的家务。小时候，常常听到亲戚或邻居们夸母亲品性好、针线好，媳妇贤惠，儿子争气，都说奶奶好命！
母亲总会把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奶奶、六爹、王留姐的衣服、鞋子都由母亲缝制，一年到头，母亲都不得闲。在那个缺吃少穿的年代，我们姐妹们的衣服、鞋子不管新旧都是整洁、合身的。由于孩子多，油水少，经常会出现饭菜不够吃的情况。这时，母亲总是让奶奶、爸爸、孩子们先吃，自己少吃或不吃。这一切我们小时候都看在了眼里，懂事后，更加敬重我们的母亲。父母亲相敬如宾、恩爱有加，共同经营着这个贫穷却又温馨的大家庭。特别是“文革”父亲遭受迫害期间，母亲对父亲更加体贴关怀，坚定了父亲活下去的信心。在父亲被停发工资的半年多时间，母亲经常让我们宽慰父亲，她自己毫无怨言拿出自己积攒多年准备买缝纫机的钱作为生活费，全力扛起照顾奶奶和教育子女的重担。父母相濡以沫，携手相伴的真情，深深地影响着我们。
父亲去世那年，母亲只有44岁，最小的弟弟刚满周岁，我参加了工作但还没有成家。母亲靠微薄的抚恤金，身兼严父慈母，把我们抚养成人。
现在我们姐弟事业有成，家庭幸福，有的还走上了领导岗位，第三代也都成家立业了。母亲总是感慨地对我们说：“你爸过早离开，是政府的抚恤金把你们养大的，你们要懂得感恩，牢记共产党、毛主席的恩情。”
乌鸦反哺，羊羔跪乳。从母亲60岁开始，我们自发地给母亲过生日，母亲的生日就是我家的节日，也是兄弟姊妹大团圆的日子，大家各尽所能让母亲开心。“子欲孝而亲不待”，母亲从发病到逝世，只有十天。2004年农历2月23日，母亲离开了我们。
父母亲虽然故去，但他们高尚的精神和优秀的品质将教育子孙激励后人，做有益于国家，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人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