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端上铁饭碗，在我退休之前，每到逢年过节，只要不回老家，不论在济南、北京，还是上海、屯昌，都会情不自禁想起老家，想起生我养我的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城北那个普通平凡的何庙村。
嘉祥是宗圣曾子的故乡，设县始于1147年，地处鲁西南山区，面积975平方公里，人口不足百万。东靠济宁任城，贴近京杭大运河西岸，南邻金乡、鱼台，西与牡丹之都之巨野接壤，北依梁山，毗连汶上。除了曾子著《孝经》《大学》，主编了《论语》等，名人名著屈指可数。县城环抱的萌山主峰西侧，有“麒麟街”“麒麟石雕”“麒麟公园”，皆因春秋时期的鲁哀公，在此嘉美祥瑞之地捕获麒麟而得名。城南九公里汉代武氏祠内，有伏羲、女娲人首蛇身交尾的汉画石刻，最早定格了华夏人文始祖半人半神的形象。再加上石雕之乡、大蒜之乡、唢呐之乡、手套之乡等冠名，就说嘉祥县文化底蕴深厚、人杰地灵，我觉得尚不够分量。
然而，这丝毫不影响嘉祥人剪不断理还乱的乡愁。正是那浓浓的乡愁、满满的热爱，时常令我入睡前，穿越时空忆故乡。那如画的青山溪水，盛开的桃花、杏花、槐花，老院门前的红枣树，簸箕山上四季常青的侧柏，祖坟周围那几十棵参天白杨和两棵百年柿子树，还有那簸箕山弯中一眼望不到边硕果累累的苹果园。想着想着，就仿佛来到静静的簸箕山脚下，在闪烁着童年幸福的时光里，伴着农家袅袅曼舞的炊烟，先后故去的爷爷、奶奶和父亲等先人的音容笑貌，宛然浮现在我的面前。
奶奶身材高壮，两眼很有神。一年到头，她穿的都是那深灰暗紫、又肥又大的老粗布外衣。听我母亲说，奶奶有两身这样的衣裳，一是她出嫁时穿来的“新衣”，一是她娘家同时陪送的“嫁妆”。多少年里，在我的记忆中，奶奶从头到脚，上自一头秀发，下到青色尖夹靴，连上那套宽松的灰紫外衣，几乎青灰到底、一色一辈子。但她很知足，说两身倒替着穿就够了：不冷不热的天，就贴身单穿；天凉了，就多加件；等到寒冬腊月时，就“笼上”棉袄棉裤。
奶奶年轻时人称“铁闺女”，针线农活，啥都在行。夏季割麦子，不管一垄有多长，她弯腰下镰都是一气到地头，劳力壮汉都服气。嫁到何庙寒门徐家，能吃苦耐劳，会勤俭持家，历经风雨坎坷，磨炼得身板更结实。七十岁以前，几乎无病无恙；九十岁以后，即便有点伤风咳嗽，流出清水鼻涕，她用粗布手巾一抹说：这算啥？只要多喝几碗白开水，多跑几趟“茅子”，准能好！她一辈子没吃过药，没看过大夫，没去过医院。其五个儿女分娩时，都是在自己家里，听凭本村接生婆，全用的土法子。她一生最爱温热白开水，不知茶叶为何物。日常的主食，大都是玉米面或高粱面或地瓜面、或这三两者掺和蒸的窝窝头，辅之咸菜和稀粥。“改开”前家里收的麦子，几乎全上交了公粮，不逢年过节或来了亲戚，很难吃到白面和肉类。平时若要改善一下生活，就是“两白”：白煮鸡蛋就咸菜；白菜粉条炖油渣。
在街坊邻居的印象里，奶奶永远热情大方，高音亮嗓，满面春光，其大三寸之“金莲”，捣地咚咚，走路带着风，脚印里常兜着呵呵的笑声。表面上，她大大咧咧，说话如“小巷里扛竹竿——直来直去”，实则粗中有细，眼尖手快，往往得理不饶人。九十五岁那年初夏的一天，她和几个弟媳妇、侄儿媳妇们，在我家老院打纸牌麻将，每把输赢为一分硬币。大家都知道她牌风正，从不作弊，也特别较真，但上场的两个年轻媳妇抱有侥幸心理，交换眼色后，掩护着偷换牌张。其中苗家媳妇动作慢了，被奶奶逮了个正着，当场罚她两分硬币！被罚者心有不甘，一边抓着牌，一边小声嘟囔咒骂：“你个老不死的，眼真尖！光盯着俺！”耳不聋、眼不花的奶奶，左手先拿稳自己的牌，右手突然抓住那媳妇正在抓牌的右手脖子，顺势摁在石桌上，佯作怒状，厉声喝道：“你个小王八儿，我要是死了，你就更孬种了！”在场的大伙儿先是一愣静，接着就爆发出一阵哄笑声。奶奶也立马和颜悦色，一边顺着大伙儿呵呵地笑，一边乐不可支地放开了那媳妇的手。
奶奶常说，她从小盼着过年过节，六十岁以后更喜欢过年。每到农历冬月，她的情绪高涨，兴奋溢于言表，逢人就说：“快啦，又快过年了！”这样说时，她会盯着对方。若其听得入耳入心，两眼放光，就借势加重语气：“进了腊月就是年啊！”以进一步营造过年的氛围。何庙村东高西低，我们老家紧靠簸箕山跟，在村子的最东头，每年村里过年忙年吆喝年，大都居高临下、由东向西扩散，并向南北邻村渗透。街坊邻居们都说，最早的年味，都是来自徐家老太的大力渲染。
诚然，最喜欢过年的群体、加速传递年味的，更有满街撒欢的我们那群孩童们。大家伙儿特别喜欢奶奶，经常围着她转。她一有空闲呢，就不厌其烦地教我们唱儿歌童谣。其中一首《年来到》，言简意赅，字字珠玑，浸透了山村农家从小年到除夕的烟火年味，据说是奶奶原创。六十多年来，我没忘记过：三吉兆，四扫屋；五蒸馍馍，六杀猪；七、八吱啦啦；九放火鞭十放炮，贴着春联年来到！
一九七五年腊月廿四日，是我高中毕业后，第一次在老家轻松备年忙年。当天是“扫屋”的日子，即清理房屋内顶和墙角的蜘蛛网及灰尘。按母亲吩咐，我要先去爷爷、奶奶住的老家北院清理，然后再打扫我家南苑的房屋院落。早饭后，我寻思首当其冲者，应效仿父亲以前的做法，创新制作扫屋的“专用工具”，就边设计，边备料，边制作：将一把笤帚，用母亲纳鞋底的细麻绳线，扎扎实实绑在一根比较粗、夏天用作撑蚊帐的竹竿上。“专用工具”定型后，我两手抓紧后端，用力试晃了几下，感觉很挺硕、牢靠，心中颇是满意。从那一刻起，我就对动手创新制作充满了自信。接着，便兴冲冲拿着“专用工具”迳去了老院，正好在大门口碰见爷爷，竟下意识地晃了晃它，并问“爷爷干啥去？”他一看我那阵仗，浅浅地一笑淡淡地说“扫不扫的吧”，就出门忙去了。
爷爷的冷淡，让敏感的我有些失落，并为刚才的显摆有点后悔，就默默地跨过门槛、经过“过档”、进入老院。正在院中剥蒜皮的奶奶，好像早有准备似的，我那一声情绪下滑的“奶奶”刚出口，反应敏捷的她已直起了身子，满脸的欢喜，快走几步迎上来，两手又拍又搓，一边抖落着香辣的蒜皮，一边借势捧住我的双肩，两眼热切地盯了我好几秒说：“俺大孙子可来啦！”那种特有的祖孙亲、隔辈亲的亲热劲儿，竟让18岁的高中生顿生羞怯。好在奶奶明察秋毫，她及时抑制了激动放开了手，且连珠炮似地问我：“你吃的啥饭？”“你大（父亲）去赶集没？”“买姜了没？”“割了几斤肉？”等等。就这样，我刚刚低落的小资情绪一下子亢奋起来。
奶奶听我一一回答后，话锋忽然一转，就真诚夸赞她城里的亲家夫妇，即我姥爷张广印和我姥姥多么多么好，强调“能舍得把在县城长大的那么好的闺女嫁到咱乡下来，那可是千里挑一、万里挑一！都说咱老徐家到底有多大的福分？！”接下来，她又紧盯着我一板一眼道：“你在县城读高中三、四年，吃住都在你二姨家，全靠着你二姨夫当装卸工，一年到头风里雨里天天扛麻袋，一个汗珠子摔八瓣儿，压弯了腰挣那末点钱养活着十几号人，忒难啦！谁不知道，你二姨两口子对你，比对自家的9个孩子都亲！你可啥时候都不能忘！啥时候都要念她们家的好！”奶奶这些掏心窝子的话，我终生不忘，一想起来眼圈就湿热。直到“三讲”后，我恍然大悟，与人良善、心胸开阔的奶奶人缘之所以好，和三位儿媳妇相处得好，尤其与城里下嫁乡村、性情刚烈、争强好胜的二儿媳张宝香良好始终，关键就在于她谙熟“讲政治”。其核心要义，就是明里暗里常夸其娘家人这个好那个好谁都好。
当然，奶奶更多的讲到，何庙谁家的闺女出了门、谁家又娶来新媳妇、谁家添丁增口等，更是绘声绘色、让我如临其境。她的精气神也真足，一直不停地讲着，不停地走着，一会儿转到我左边，一会儿绕到我右侧，手不停地指点着，嘴角上挂着白沫。我当时不仅不觉得“膈应”，反而由衷敬佩那朴实无华、引人入胜的说道。我后来寻思，假如奶奶能认个千儿八百字，安排她在几百人、上千人的村会、管区会、公社大会上演讲，肯定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掌声雷动。
那天上午，在奶奶的引领和激励下，我把老屋老院打扫得焕然一新。正要返回南苑清理时，奶奶拦住我说：你急个啥？天还早着哩！坐下喝口水，歇歇！一边弯腰拿起小木凳递给我，一边转身回到锅屋里，用一个碗口外侧有两道蓝色釉纹，碗沿上带着两个小豁口的淄博白色老粗瓷碗，从冒着热气的地锅里盛来大半碗温开水，送到我手中，盯着全喝光，并强调：“别管啥时候，可别缺了水。冷天也好，热天也好，不渴也要想着喝！”
当时，还没等我悟透“不渴也要想着喝”的深刻内涵，奶奶那双慈祥温暖的丹凤眼又盯着我，几秒钟后压低声音神秘地问：“知道不，有人要给你说媳妇哩？”见我直摇头，就异常郑重地说：“你都读过高中了，咱徐家就你学问大，遇到这样的大事，心里得有数。别管谁来说，也别管说谁家的闺女，只要人厚道，白不白、俊不俊的，反正个儿要高！”我两手端着那个白瓷碗，听得一愣一愣的，正想回应还没张开嘴，她突然朗声道：“高个儿门前站，不会做活儿也好看！”就是这么一句顺口溜，竟让我纠结好几年。
奶奶讳名徐张氏，无疾而终，享年96岁。生于清末，思想封建，重男轻女。她常说“闺女养大了，就是人家的人，是早晚都要泼出去的水。”还常说，她最疼的是她4个亲孙子。这些话，尽管奶奶说得理直气壮，我母亲很不以为然，明着从不顶撞婆婆，背地里老唱反调：“只要生下来，小子、闺女一样的好！”还不止一次警示我：奶奶真疼你？我看轮不上。你是她最大的孙子不假，可一遇到好事，白搭！要说她真心疼、成天惯着的，是长子长孙——她大儿家的大儿徐大练！等着瞧，早晚会惯坏他的。
其实，从小到大，我一直认为，奶奶也是看重我，真心疼我的。我不仅年龄最大，而且打小就乖，不爱出风头，不惹事生非，挺招人喜欢。记不清是哪一年了，好像在春夏之交、有点阴凉的一天傍晚，我从刘庄完小放学值日后返家，沿着刘庄与何庙之间那片菜地中弯曲狭窄的小径，独自由北向南走着，远远看到有人在我家老院东侧小胡同北口，也就是徐大顺家的大枣树旁徘徊晃动。我疑惑着越走越近，看到很像奶奶，正要招手叫她时，她却奇怪地左手捂嘴，右手连连摆动，还算灵透的我意识到，那分明不让我发声。等我急忙赶到她跟前，没等站稳，她就一把拉我站在她与枣树中间，两手按住我的双肩，又警觉地环视左右，确定附近再无别人，说时迟那时快，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然塞到我手里一个白煮鸡蛋！当时饥肠辘辘、完全出乎意料之内外的我，双手紧捧那还热乎乎的大鸡蛋，有点不知所措的抬起头，仰望空中奶奶的脸，心里一阵惊喜，接着一阵紧张。因为奶奶一脸严肃，不见了平时的和蔼慈祥，那严肃的表情好像比我还紧张。
三年后的除夕上午，在随爷爷上坟祭祖的路上，我悄声泄露了奶奶送我鸡蛋的秘密，心中特别期盼爷爷怎么讲。谁知他听后，只是摇摇头，没说话。我就快走两步，侧着身子昂首叫“爷爷！”，他才侧头看看我，微笑着，不吭声。我忍不住，就直接问：“爷爷你说，奶奶为的啥？”他好像没听见，也不看我，自顾往前走。眼看快到墓地了，提前去的五六人正摆放祭祀物品，我有点心急了，就拽了拽他的棉袄下摆，直接恳求道：“快说啊，爷爷！”他这才停住脚步，依然慈祥地看着我，微笑着，但仍“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我的小内心好像在冒火，但也怕惹他生气，想打退堂鼓。因为我也看得很清楚，爷爷下嘴唇那撮灰白的山羊胡子，轻轻抖动着寒风，仿佛纠结难忍、欲言又止。他那勉强的微笑，是在不失善良敦厚的矛盾表达中，遮掩着似轴非轴的固执与倔强。我无奈之余，只好顺水推舟，小声恳求爷爷“算了，也不能再跟别人说了”时，没想到爷爷突然开了金口，那语气掷地有声：“这可不能说！”正是这唯一的一次祖孙交心密谈，给不谙世事的我上了第一堂人生哲理课。
爷爷讳名徐魁荣，中等个，剑眉细眼高鼻梁，年轻时英气勃勃，曾在冬天地窖里“拉过架子”（练武术）。他也没文化，少言寡语，但心里透亮，勤劳实干，满眼里都是活，一年到头从不闲着，下雪天也背着个“粪箕子”外出拾粪，是典型的鲁西南老实巴交的庄稼汉代表。爷爷、奶奶去世后，母亲对我说：你爷爷眼里没孬人，对谁都一样好，话不多，心里可亮堂，是十里八村有名的大好人。他一辈子说的话，也没你奶奶一天说得多。这显然有些夸张，但我认真回忆享年83岁的爷爷，有哪些话语我不曾忘记，除了“这可不能说”“扫不扫的吧”，其它真没了印象。
爷爷的身体也很健壮，但有一年秋天突患急性肠胃炎（方言称“跑肚”），严重腹泻，一夜跑了5趟茅子，次日直不起腰来。奶奶却轻描淡写地说“没事，你等着！”她用少半捧去皮洗净的嘉祥红皮大蒜，和着两个去皮的白煮鸡蛋，稍加盐，用石臼捣成泥状名曰“鸡蛋蒜泥”，让爷爷当早饭就着稀粥吞下去，半拉天就止住了泄。后来常听奶奶或母亲夸“鸡蛋蒜”治“跑肚”一绝，母亲还说嘉祥的大蒜好，好就好在香浓辣软皮儿红。
我读过的小学语文课本上，有一幅从叶子到根须完整的大蒜彩色插图，下面附着谚语：“弟兄七八个，围着柱子坐。要是分了家，衣服都扯破。”而当年岳峥嵘老师讲课时，不仅启蒙我们“兄弟团结很要紧、家和方能万事兴”等道理，还特别强调那课本上的大蒜就是嘉祥的红皮大蒜，同学们都引以自豪和骄傲，我更铭记在心。然而，十多年前有一次乘中巴车出差途中，迎面看到横跨高速路的立交桥上，有一则广告标语“世界大蒜看中国 中国大蒜看金乡”，我心里很别扭，至今耿耿于怀，认为那广告有欠缺：少了一句“金乡大蒜看嘉祥”。
光阴荏苒，父爱如山。每当想起爷爷和奶奶，也思念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一日突患心肌梗塞去世的父亲。他讳名徐崇刚，高小文化，中共党员，一九五四年任嘉祥县五老洼大乡政府秘书。出席过全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分组讨论时“和名气很大的徐建春一组，我笔记本上有她的签名”，父亲曾回忆道。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由于何庙村阶级斗争激烈复杂，翻身掌权的“穷棒子”徐家弟兄，突遭阶级报复，被人设计诬陷，我父亲在整风反右期间被撤销职务、开除党籍和公职，判刑劳教五年，并株连时任何庙小乡乡长的我大伯徐崇坤，亦被撤职审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不断写信代父申冤，挂号直寄嘉祥县委尹伯敏书记（全国百名优秀县委书记之一），至一九八二年底冤案平反昭雪，恢复了父亲的名誉、党籍和公职。
父亲的秉性继承了爷爷的优良基因，即使他含冤劳教期间，也以善良厚道、吃苦实干、遵纪守法的突出表现，成为薛城全监狱友的标杆，减刑两年提前出狱。回村务农至昭雪20多年里，他的冤屈从不提及，也不怨天尤人，始终脚踏实地，默默苦干，什么农活都干得精细，还自学了修车等手艺，经常助人为乐。有时在村西马路边修地排车、自行车，本庄的都是尽义务，外村的只收个成本费。春夏秋季还自泡自售黑豆芽、绿豆芽，换个零花钱。另外，不知他在多少个夜晚，流了多少汗水，运出多少车红土，在我家南苑作为东院墙的红土崖上，挖出了一个两米多高、20多平方米的土窑洞，在里面铺上厚厚的麦秸，曾多次在雨雪天为我初中同学李永刚、石文光等留宿过夜。
同样，父亲也是一年到头闷声干活儿，勤奋的程度比爷爷不差，劳动的强度比爷爷还大。他平时很少说话，好像比爷爷更少言寡语，也更悟透了沉默是金。父亲过世后，母亲对我说，你父亲是个老实人，什么屈都能吃，什么气都受过，心里堵得慌，常自个生闷气。她还说，他劳改回家好几年，就像哑巴不说话，十天八天没个笑脸。不过，有一年上坟祭祖，仪式结束后，他请崇泗大伯、崇建二叔先回家，把大元哥和我七八个晚辈留下来，说话格外多一些。
父亲先讲山。说我们村的簸箕山，南北走向，东弓西凹，山脊平缓弯曲，海拔一百多米，体量不大，特征鲜明。它远看像个开口向西的“大簸箕”，也很像一把坐东面西的“太师椅”。簸箕山与它东面的尖山，北面的凤凰山、莽窝山、刘山，和南面菜园村的故县山、庞庄的卧牛山，根基实为一体。从空中往下看，犹如北斗七星下凡。加上西南不远的护山、大山头，以及兖兰路南那密密麻麻的绵连群山，整个嘉祥县境内有126座山。但在很久以前，不知哪朝哪代哪个县太爷，也不知为什么，嘉祥上报朝廷的是99座山，不是瞒报就是漏报27座。这样一来，嘉祥本应得到但没得到“县有百山不纳粮”的免交皇粮恩惠。千百年来，勤劳实干的嘉祥老百姓一直吃着暗亏，生活一直很艰难。
我想起“文革”前一首儿歌：“嘉祥县，破猪圈，一个灯泡照全县。你要不信快快来，快来嘉祥看一看！”这首儿歌是否符合嘉祥当年的实际，姑且不论。但多少年来，下级向上汇报统计数字，基层弄虚作假、或多报或少报者，历朝历代，至今未绝。可谓是可忍，孰不可忍！因为到头来，上懵的是“朝廷”，下坑的是百姓。对此当立法，查实应尽诛！
父亲又讲了村名的变更。大意是，他小时候听他爷爷说，何庙原来叫徐桥，是簸箕山弯中一个秀丽的小山村，最早只有十几户人家，皆徐姓，从菏泽巨野迁来。村子的北面有一条潺潺小溪，四季长流，源自簸箕山中部和北部向阳面的多个细小山泉，汇聚成涧，劈土为“疆沟”，沿着山体中部山根至北山头南侧，一直向西约1000米，流经一座不大的石拱桥。该桥为徐氏先人所建，定名“徐桥”，就是最初的村名，何庙的前身。当年徐桥村山青水秀，村民良善，乡风淳朴，远近闻名。再有苗姓、何姓人家不断迁入，逐步扩展，鼎盛时达500多户、近三千人。后因人口增多、饮水不便、资源受限等，村民便自发向北山头西侧迁移。常言道“人往高处走，水向下出流”，我家率先迁到了村东头，鉴于地势高，又为防患于山洪，就在大门前垒砌石墙，大院门口垒砌六层石阶，并依靠家族的力量，在大门东约20米处，垒砌高七层、宽约五米的阻洪石坝，形成一个石潭，平时积水甚少。但到了夏天雨季，来自簸箕山北部的山洪，撞进石潭，漫过石坝，就形成一个很别致的瀑布，发出清脆悦耳的哗哗声。每当瀑布落地成河，再流经我家石阶时，那时十多岁的我，常常等不到雨停住，就光着脚丫跑到大院门口，蹲在贴近流水的石阶上，自脚下慢慢往上看，尽情地欣赏那冰凉的水花、飞扬的瀑布、叮咚的石潭、轰鸣地山洪、黛青的簸箕山。有一次晌午顶吃饭前，我被迷人的雨后美景陶醉了，尽管两个姐姐轮番来叫过，更有母亲嘹亮的声声呼唤，但仍嚒嚒几几抬不动屁股时，忽然被父亲拧着耳朵提回了家。
后来，爷爷在石坝南侧开垦荒地约半亩，并在坝西南侧栽下一棵樗树，根深叶茂，笔直挺拔，有十几米高、成年人一搂半余，树冠之茵过亩，那就是我家“南苑”地基西北角的界桩。父亲劳教返家后，经爷爷同意，一有空闲就拓展那块荒地的东面和南面的红土坡，把一车又一车充满善意的红泥土，垫在何庙村被山洪冲毁的“当街”上，既铺平了街道，乡邻们拍手称道，也为我家南苑拓展地基约两亩。
直到二零一七年何庙村进行“棚户区改造”，听说我家北院、南苑的房屋一夜间被拆除，尤其浸透父亲心血汗水、“含着”窑洞的南苑“东墙”也被夷为平地后，我心中五味杂陈，当夜辗转难眠，次日心血来潮，专门带上测量器具，自驾车从济南回到何庙，请同村的两位同学徐善友、何树立协助，北自“当街”东头的水坝南约3米起，南到距离何才启叔家后墙约10米；东自距离徐大同老兄家西墙约3米，西到距离苗继武叔家东墙、苗景占老兄家东墙均约5米，实测我家南苑宅基地南北长约42米，东西宽约26米，并画出简图、标注了尺寸、作出了说明，请何树立、徐善友同学见证签字后，通过徐留顺的儿子徐善雷，转报给了时任何庙村党支部书记苗怀富。这并非小题大作，或许是“青山依旧故园没，聊生一念添乡愁”。
关于“徐桥”的传说，父亲讲到：徐桥下面的那条溪流(实是簸箕山中部的泄洪沟、村民称“疆沟”)，冬春细缓，夏秋壮观。尤其夏天雨季，溪水由清变浑，由缓变急，汇聚成山洪，裹着红泥土和碎沙石，倾泻而下，在上游敲击着北岸的石壁，发出阵阵尖锐的撞击声。到中游经过“徐桥”时，那座拱桥就像一个坚固的巨石风洞，顶着巨大的水石撞击，约束着咆哮的洪峰，发出铿锵震耳的轰鸣。多少年过去了，“徐桥”历经风霜雪雨、山洪和地震等，始终屹立未倒。即使后来“徐桥”改称何庙，她也屈尊陪伴、默默无语、风骨犹存。我也清楚记得，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她扛起的那条南北要道，南接簸箕山弯里那片苹果园，经庞庄、黄李河沟、南石庄直达县城，北连村中东大街的东池塘南岸；桥北路东是徐崇前大伯家，路西是苗景贵老兄家；桥南路东的两家，分别为苗继田、苗继山大伯家，路西则是何庆兰老兄的宅院。
那次上坟数年后，父亲还曾教诲我：上坟祭祖的风俗，都是祖辈传下来的，不是封建迷信，而是传统规矩；不仅自己要懂，更要带着儿孙坚持，一辈一辈的传下去。否则，就是数典忘祖，就会被人戳脊梁骨，就没个好下场。他强调，这既是规矩，更是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传承的具体方式，可上溯几千年。正是通过上坟祭祖，旨在庄严的氛围中，晚辈们既可缅怀追思先人，表达对先辈的尊敬、怀念、感恩之情；又能借那肃穆的活动，让不出五服的家族成员得以团聚，一同焚香、敬酒、磕头、烧纸钱、放鞭炮，在血浓于水的自觉不自觉亲情交流中，相互见见面、拉拉手、聊聊家常，切实增进彼此的了解，加深同宗同族感情，有时还能消弥一些隔阂与误会。这样长此以往，也就自然强化家族内部的团结，和睦共济，形成强大的氏族合力，切实增强家族的向心力、感召力和凝聚力。
近日，我又来到簸箕山脚下，在祖坟前双膝跪地磕了三个头，带着两腿红土，再次登上静静的簸箕山北峰，远眺阿里山、日月潭方向，久久伫立，想了很多。由父亲的教诲想开去，一个小家、一个家族，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讲和谐、盼团圆，都是一样的道理。面对百年一遇、变**织的动荡世界，中国在实现民族复兴、台湾回归、华夏一统之际，在国家层面上，应从道德与法律的高度，调控舆情，呼应洪秀柱、郑丽文们，对数典忘祖的陈蔡赖等人，依法定为分裂祖国的“台独”首恶分子，发布通缉令全球追捕，待宝岛回归后设特别法庭对其宣判；同时，对极少数外国政要，凡违反中国宪法、以“国事访台”祸害台湾者，应一律列入“涉台助独”黑名单，终身禁其来华、参与对华贸易等。
2026年8月1日于嘉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