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全面内战，向山东大举进攻。1947年3月的一个晚上，大厂村党组织接到了上级送来的紧急通知，说敌人快来到了，要党员干部除留下少数人坚持打游击外，其余全部北撤渤海。对这突如其来的情况，无不感到震惊。当时在党员干部中，有的对形势抱悲观态度，有的害怕甚至要退党，还有的对国民党反动派抱有幻想，说什么“谁来咱给谁当顺民，不撤也没事。”面对这一严峻情况，母亲建议召开了全体党员会议。母亲在会上首先讲明了自己的观点，表示听上级党的话，坚决跟党走。她说：“加入共产党是咱自愿的，咱跟共产党办的事都是对人民有好处的，没有可后悔的地方。日本鬼子那么厉害被打的投降了，国民党不得人心，长不了。上级叫咱北撤，是对咱的关怀，咱可一定要听上级的话啊”。在她的说服影响下，大厂村的党员干部全部安全撤出，没受任何损失。
六
北撤时，大哥在敌后打游击，不知去处。父亲和有病的四姐未能撤出，藏在亲戚家里，一家人分到三下里，安危莫测，让人牵挂。尽管如此，母亲带着八岁的我坚定地跟着家属大队北撤。北撤途中，为了支援我军打胜仗，母亲不顾路途的劳累，利用短暂的休整时间，到当地政府领回布料，分给家属为解放军做鞋子。我在途中腿被摔伤，被送到部队的一个医院治疗。在医院的十多天里，母亲主动帮医院为伤病员洗绷带，拆洗衣服被褥。院领导知道后，在全院人员会议上表扬了她。一九四七年秋，家属最后北撤到乐陵县杠子里村，在那里安了“家”。家属们闲着没事干，母亲便把妇女们组织起来，到部队被服厂帮做军衣。该厂离家属住的村十多里路，母亲为了不误上班时间，每天晚上做够第二天吃的饭，天不明就走，天天如此，风雨无阻。她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做军衣五十多件。在此期间，有一次有个女工抽烟，不慎把火柴扔在了棉花上，顿时火起，全屋人一下子都跑出去了，而母亲却沉着机智，迅速从床上揭起席子盖在了正在燃烧的棉花上，把火扑灭，从而避免了一场灾难。厂里评她为劳动模范，并号召全厂学习她劳动积极、临危不惧、公而忘私的高尚行为。任务完成后，厂里送给母亲工钱，母亲坚决不要，她说：“给咱自己的军队做衣裳，完全是应该的，还要什么报酬？”1948年6月，泗水城解放了。消息传到北撤的家属队伍里，人们 无不欣喜若狂。所有家属，在上级统一带领下，安全返回故乡。我们回到家中，首先看到的是满院丛生的蓬蒿，屋门敝着，室内空空，“还乡团”抄家时贴在门上的封条还残存在那里，情景凄凉。然而，母亲毫不在意。她把逃躲在亲戚家的父亲和四姐接了回来，把恢复家园的事情交给他们去做，她又全身心地投入到紧张的支前工作中去。这时母亲任陈村乡妇女主任兼大厂村支部书记。她与其他党员干部没黑没白地忙着动员参军、收粮磨面、做军衣军鞋，支援前方打胜仗。因而母亲被评为全区的支前模范。
七
全国解放后，母亲与广大人民群众一样，以极大地热情投身到建设事业中去，并表现了高度的党性和原则性。1949年至1953年间，上级号召对军工烈属进行照顾，在生产上派人帮耕帮种。那时，大哥和四姐都已是国家干部，我家是工属。每当村里派人来我家帮干农活时，母亲总是婉言谢绝说：“我虽是工属，但我更是党员，不能给自己的组织添麻烦。”一九五四年成立初级农业合作社，我家带头加入，并把所有的土地、牲畜和农具全部投到社里。五五年大厂和另外两个村合倂成立了高级农业合作社。当时大厂村副业生产搞得很好，公共积累比较多。倂社时有人提出留下部分物资私下分掉，母亲坚决反对，她说：“集体的东西必须交给集体，私分瞒报不是咱党员办的事。”
合倂后的高级社名叫五星社，母亲是该社的总支委员、副社长兼大厂村党支部书记。五星社下属五个生产队，有的队生产搞的很好，有的则搞的不好。由于当时分配政策上的平均主义，搞的不好的队不但得不到惩罚，还派车辆到搞得好的队去平调粮、草，引起群众的极大不满。母亲坚决站在好队一边，并在总支会上展开斗争，据理力争。她说：“咱们口口声声叫各队搞好生产，结果搞得好的不多分，搞的差的不少分，这与不劳而获的剥削行为有什么两样？今后谁还积极去干”？平调行为被制止了，然而母亲的正义行为却引起了总支内代表落后单位利益的人们的反对，诬蔑母亲是“右倾保守”、“本位主义”。母亲气愤之下，毅然退出了总支领导班子。
母亲虽然不担任领导职务了，但她仍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过问着大厂村的工作。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上级号召“大跃进”，“全民吃食堂过共产主义生活”，“大办钢铁”。把社员家的的锅、鏊子等全部没收炼了铁。强迫男女老少运铁石、捏坩埚。有的稍有怠慢，不是“拔白旗”，就是“反右倾”。地里的庄稼熟了无人收，损失严重，还说是“丰收年”、“形势大好”。母亲对这些严重的“浮夸风”、“共产风”、“强迫命令风”深恶痛绝。由于天灾人祸，导致了1959年至1961年三年严重的经济困难，使很多人得了水肿病、干瘦病，死了不少人。1960年冬，省委派一批领导干部以回老家探亲为名，考察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我大哥孙继文也奉命回到了家乡，母亲向他全面反映了农村的“五风“情况，并协助召开了一系列座谈会。在掌握了大量材料的基础上，大哥立即与公社和大队干部商量，撤消了食堂，并帮助制定了生产救灾的措施，从而降低了灾害程度。
1966年全国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泗水县也不例外，从泗城到农村，到处“山头”林立，“造反有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嚎叫声回荡大地，不知有多少共产党员、领导干部被打成“走资派”或“反革命”，进行批斗、“关牛棚”。母亲与好多正直的人一样，对这样的“革命”很不理解，并持坚决反对的态度。1967年初，大厂村也有部分人找母亲串连，说“人家村里早就造反了，咱再不动就成了‘劳保’了。”提出成立组织“杀向社会闹革命”。母亲坚决不同意，并耐心对他们做思想工作。她语重心长地说：“咱们翻身得解放，全靠党的英明领导，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咱们的今天，如果踢开党的领导，就是造了共产党的反，这样的反咱不能造”。凭着母亲的威望和她再三的劝说，这部分人没有再活动，使大厂村在党内外没有出现分裂，生产、生活没受影响。
八
母亲不仅是一位好党员、好农村干部，而且是一位宽厚仁和、待人热诚、乐施好善、助人为乐、心里时刻装着群众，唯独没有自己的好妈妈。比如：村里，谁家有了病人，她总是要去看看问问；谁家亡故了人，她就去帮人家给死者穿衣裳，操办后事；谁家有了困难，她常常从自己家里拿点吃的或烧的接济人家；谁若向她借东西，只要有的，没有不给的，可谓有求必应。冬天，在外面不论遇到谁家的孩子穿的单薄了，她就到孩子身边，用嘴给孩子哈哈冻凉的小手，替孩子擦擦鼻涕，并劝说“孩子，快回家吧，外面冷，别冻坏了”；谁家如果闹了矛盾，譬如邻里打架、妯娌不和、儿女不孝等等，她宁肯不吃饭，也要找上门去，说说这个，劝劝那个，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从而使双方和解。母亲一生从没与任何人吵过架，就连自己的孩子也一次没有打骂过。因此，大厂村的人都说母亲有着一副“菩萨”心肠。
九
“文革”中，大哥被“造反派”批斗长达两年之久，我亦被造反派绑架后打的遍体鳞伤。这一切使母亲即牵挂又气愤。牵挂的是孩子们受折磨迫害；气愤的是“造反派”们的胡作非为。终因积虑成疾，医治无效，于1969年不幸去世。
母亲是中国千千万万普通劳动妇女中的一名共产党党员，虽没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来，但她的一生是为革命而忘我工作、艰苦奋斗的一生。她虽已去世多年，但她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光辉形象，让我终生不能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