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陆铿，曾是民国时期《中央日报》的资深记者，他曾因揭露孔祥熙、宋子文贪污外汇美金而轰动一时，也曾因准确预测出解放军渡江地点，被国民党当局以“通匪”之嫌关入监狱。新中国成立后，陆铿任云南省政协委员，但后被划为“右派”，投进监狱，1 97 5 年出狱后，陆铿获准前往香港。这位敢言的新闻记者，在1985年采访了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一位敢问，一位敢言，这篇采访记引发了世界性的关注和风波。
总书记向我道歉
1985年我应中国新闻社的邀请到大陆访问，通过新华社的沟通，我可以专访到胡耀邦，我对这个采访很兴奋，因为自二十岁做记者以来，我一向对研究人物有瘾，而胡耀邦当时在大陆平反冤假错案，口碑载道，我很希望通过直接观察，认识一下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胡耀邦原定在5月9日接受采访，因为当天他要宴请一位新西兰贵宾，怕宴客时间影响了我和他谈话的时间，建议改在10日，以便有充分机会交谈。
我对胡耀邦的采访一开始就受到了优待。按照惯例，海外记者在中南海采访一律不得使用录音机。我一开始就提这个要求时，被接待方中国新闻社拒绝，但胡耀邦却破例允许，开创了先例。原拟定的采访主题是“台湾问题”，但胡主动表示：按照你们的要求来谈，按照你们的意思讲，想问什么就问什么。作为记者的我，听到这句话，简直要乐翻了。
访谈一开始，胡耀邦就说：“请坐！你在国内时，吃了不少苦头吧。”开宗明义第一句就是关心当年我遭受的“牢狱之灾”，这让我震惊不已，我随即说道，“大时代嘛，个人算得了什么”，总书记重申：“过去在国内，你是吃了不少苦的。”我仍表示不以为意，胡则说：“但是作为我们来讲呢，还是使你受委屈了……”总书记打破惯例，竟然这样向我这个有“历史问题”的“**”再三道歉，他的这个态度，我深感意外，也十分感动。
我们谈过去，谈台湾问题，谈意识形态，谈人权，谈热点，不知不觉，对话竟然长达两个半小时。当我感到占用总书记时间过长颇感抱憾时，就主动请辞。但是，我一辞再辞，总书记却一留再留，我实在不忍再谈下去，乃有第三次请辞。我说：“那就到这里，我告辞，感谢你。”总书记说，“哎，怎么说感谢呢！历史上我们该你一笔账嘛！”当时的谈话气氛是，我们两人似有谈不完的话题，彼此都不愿失去这一个良好的机遇。
回到香港后，我把此次采访整理为《胡耀邦访问记》，洋洋两万多字。全文计划发表在6月1日发行的《百姓》杂志上。在发行前的5月29日，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工作人员想“先睹为快”，我答应了。他们认为这关系重大，拿到清样后应该给胡耀邦本人审阅，但那时还没有传真机，他们立即派人乘飞机将清样送交北京。胡耀邦第二天便阅读了清样，在文字上做了七处修改，专人携稿第三天便回到了香港。可这时，采访记已经如期出版了。总书记要改的多数是“哈哈”这样的语气词，我感觉无关紧要，可是没想到，这份原汁原味的采访，即刻引发了风波。
一石激起千层浪
胡耀邦对我说的“你在国内时吃了不少苦头吧！”这句诚挚的歉意表示，被一些人认为是“阶级投降主义”。在他们看来，对一个**分子讲这种话，简直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亵渎。
此外，因这篇访问，胡耀邦被指泄露了“国家机密”。到底是什么机密呢？他在谈台湾问题时，承认当时如果对台用武，还没有力量。他说：“国际上谁都知道我们没有力量”，甚至透露：“连封锁力量现在也还不够”。随即他说道：“再过七八年，上十年，我们经济上强大了，国防的现代化也就有办法了，台湾的广大人民要求回来，就是你那个少数人不愿意回来，那对你就是要带一点强制性了”。
这一段话，首先台湾反应强烈，蒋经国1985年视察金门时，特别提到胡耀邦对记者发表谈话，毫不隐瞒要对台动武，号召军民提高警惕，加强战备。连外国通讯社也将它解读为中共准备对台动武，经过英美国家大的通讯社转发，一夜之间传遍世界，受到国际重视。
美国国务院以最快速度，于《百姓》上市的6月1日先将《访问记》中有关台湾部分及时译出，接着又于6月3日全文译出，并刊载于国务院发行的《每日报导》。美国国务院通过外交途径，为此文向中国政府表示关切。他们质疑：邓小平在1984年10月1日建国35周年北京阅兵时，还表示要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为什么隔半年，胡耀邦就表示要动武呢？
1986年6月1日，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代表美国国务院举行了一次新闻简报会说：“胡耀邦的话，是被一个非常具有进攻性的记者逼出来的”。
直到21日，也即《访问记》发表三周以后，美联社还发出消息说，关于北京可能在台湾海峡动武的问题，大陆、台湾和美国之间进行了急速的交换意见。事实上，胡耀邦先生谈到台湾问题时给我的总印象，仍是希望中国和平统一，而外国记者从新闻刺激性角度出发，把“那对你就要带点强制性了”解读为“动武”，因而引起轩然大波。但与此同时，胡耀邦也向中外舆论，为中国共产党争取了不少好评：“原来共产党的领导人是这样开明的”，台湾“四大公子”之一的沈君山读了《访问记》后，就说：“胡耀邦有点可爱”。美国康奈尔大学的杨龙章教授在评论胡耀邦向我表示歉意时说：“这份见面礼有象征性的意义。我们能不能说，这是总书记代表中国共产党，对所有苦海余生的男女百姓表示歉意和慰问，至少，这一姿态表明了胡耀邦个人的心肠。他自己受过不少委曲折磨，能本不忍人之心，体会到别人受过的滋味。从他的口气里，我们似乎感觉到，经受三十多年疾风暴雨的中国大陆，正重新生出苞蕾”。
我的这篇采访记，成了胡耀邦辞职的重要因素之一。可不管怎样，胡耀邦用事实证明了他是一个真正为人民服务的人，一个大公无私的人，一个在历史上不会被忘记的正直之士。
我听到胡耀邦先生逝世的消息，是在1989年4月15日，彼时，我随星云大师率领的中国大陆弘法探亲团到了上海，正在一个庙里参观。当时，我万念聚集，悲从中来，面对一座大佛，竟至潸然泪下。作为一个基督徒，跑到和尚庙里，已经令人奇怪了，怎么还会淌眼泪。原来，真感情是不能分教派的，基督也好，佛祖也好，都劝人行善，而胡耀邦在我心目中，就是一个大善士，大菩萨。
在返回香港的航机中，我反思了一下给胡耀邦带去的麻烦。“新闻第一”的习惯，牢牢扎根在我的思想里，所以我在处理新闻性的稿件时，只问事实，很少考虑影响，所以惹了风波。可是无论如何，我记载下了一位至真至善的共产党人。
（参考资料：《陆铿回忆与忏悔录》）
责任编辑：王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