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一年来，在城市广场中跳舞的中老年人，不断遭受周边居民的“袭击”。先有武汉大妈被人从楼上泼粪便，再有重庆大妈遭遇报警，后来北京大妈遭遇朝天鸣枪和藏獒袭击。今年6月，5名大妈在堵车的都汶高速上，利用堵车休息时间跳起广场舞打发时间，又被骂成是一群老妖精……到底谁对谁错？广场舞该何去何从？针对这一问题，笔者约请了一些人士发表意见。
（肖可军，32岁）：我也是偶然在一个网站上看到一个年轻人写的一个帖子，内容大致是，这些跳广场舞的大妈怎么都选这么俗气的歌？一些口水歌俗气得要命，还配来跳舞，而且天天放天天听，讨厌死了。就不会选些好听点的、高雅点的歌曲来配舞吗？然后下面跟帖发言的那个多啊，一边倒的语气，几乎全是责怪，甚至责问责骂，真可说得上是群情激愤，目标一致对准了广场舞。
（刘老太，66岁）：曾经，跳广场舞被视为有责任心、荣誉感的集体活动，忽然之间，竟变得“人神共愤”，让我们老年人无所适从。自从去年春天我参加广场舞以后，几乎每天早晚都会与20多个老伙伴一起行动，这成了我每天的重要活动。每次跳大约一到两个小时，坚持了一年多，血糖和血脂都降下来了。更重要的是，精神面貌也大大改变了，我现在一点抑郁都没有了。我们这些老姐妹在一起总结出一句话，“活着好，好好活”，每个人都精神焕发。可如今广场舞却又面临这样的尴尬！
（刘景花，70岁）：其实，广场舞并不都是老年人在跳，每天晚上7点半，郑东新区中央特区广场上舞蹈队伍里不乏白领丽人。和我们一起跳舞的30多岁的陈女士前年就加入了广场舞队，一开始看到我们这些大妈在扭动腰身，自认没有舞蹈基础的她怕跳得不好看，很是放不开。在我们的鼓舞下，她慢慢地进入了状态。用她自己的话说“参加广场舞，明显地感觉给生活带来了快乐”。
对于广场舞的争论，我感觉我们跳舞一点也不扰民，因为我们不在小区里跳，而是走到小区外面的广场上。广场离最近的居民楼有二百来米远，基本影响不到居民的正常休息。刚开始只有我们老年人在这跳，现在年轻人和小孩也都跑过来和我们一起跳。
（李爱菊，61岁）：广场舞不是洪水猛兽。我所在的小区广场舞从没有接到过扰民投诉。我们刚组建舞队时，就考虑到了不能影响别人休息的问题。我所在的小区附近，住宅比较密集，离公园、广场又远。几经考察后，我们把跳舞健身地点选在了小区北侧的一块空地上，那儿离最近的居民楼有六七十米远。但毕竟还是在小区内，声音大了还是会影响到别人。于是我们主动约定，降低音量，所选音乐大都是轻缓柔和的。我们还专门请人测试过，音量不超过65分贝。不仅如此，我们还严格控制时间，一般晚上7点半开始，8点50结束，最迟9点钟前必须关掉音乐。原本这块空地是准备当停车场用的，可小区年轻人主动让了出来，也许是我们的贴心打动了他们吧。
（王女士，56岁）：我们的小区大，里面有3个舞队，我也是舞队中的一员。说起健身舞，不怕大家笑话，我一去公园就会不自觉地想起舞，这不是着了魔，这是我真实的感受，是我真实的习惯和对广场舞的热爱。因为我知道这两年广场舞给我带来的好处。如果让我在吃饭和跳舞间选择，我会选择后者，饭可一顿不吃，但一天不跳舞就浑身不自在。即使这样，我们却在今年5月底开始，将原本就不高的音乐停掉了，变为了静音舞，因为临近中考，怕影响孩子们。6月10日，我们就彻底将活动停了下来，一直到中考结束。
（陈先，70岁）：其实我们离不开跳舞，就像年轻人离不开手机和网络一样。为什么我们一直为年轻人着想，他们却不能理解一下我们呢？网上时时出现反对广场舞的声音。一项网络投票显示，近3000位参与者中，80﹪以上的人反对广场舞。对这个结果，我感到很无奈。
（胡书文，59岁）：其实，广场舞和安静权不是单选题。调查显示，目前我国广场舞爱好者超过了1亿，主体人群是中老年人。试问，谁能通过泼粪来解决1亿人的问题？试想，泼完粪之后，被泼了的当中有极其愤怒的人，就停在楼下，不仅不走，而且把音响开到最大，并且集体向楼上竖中指。这样的话，楼上的其他人感觉又是在骂他，又引发了新一轮的冲突……
怎样面对当前的问题？不妨向我国长春、浏阳等地学习：政府在社区设置为民办实事的专项资金，为中老年人兴建一些室内娱乐场所；增设小区绿地、隔音墙等；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为跳广场舞的老年人开辟专用场所；邀请社区人员蹲点监控音量，以和平的方式达到彼此的谅解和包容。
（张永生，46岁）：一面是健身消遣的合理需求，一面是附近居民拒绝噪音的正当要求，本不应成非此即彼的对立，有些问题也不是不能解决，可现实却令人尴尬。广场舞舞出了令人头疼的社会病。
你广场跳舞我广场放狗，你放大喇叭我上高音炮……噪音一浪高过一浪、反击一波更甚一波，如同针尖对麦芒，各不相让。广场舞纠纷的背后，暴露出的是矛盾双方的共同问题：缺少足够的协商意愿，缺乏应有的沟通技巧，一遇到利益纠纷往往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然而，问题又不止于此，在众多的广场舞纠纷中，本该及时站出来的管理部门却往往难觅身影。有时即便现身露面了，也大多是和和稀泥、草草了事。结果矛盾仍然是矛盾、问题照旧成问题。因此，广场舞纠纷不仅折射出了公共素养、理性精神的缺失，更击中了城市管理的软肋和短板。如果只从广场舞纠纷的矛盾双方找原因，而不探寻治理的观念、思路、方式问题，想解广场舞之困，难！
试想，如果在一些广场舞噪音扰民之时，管理者及早采取措施，事情将会是另一种局面。如一度因广场舞之争硝烟弥漫的温州市鹿城区，近来为广场装上中央音控系统，由主管部门统一调控音量，并限定时间，实行资格准入，基本做到了让两方满意。这说明，广场舞难题并非真的无解。
虽然老年人的权益不能以牺牲其他人权益为代价，但老年人权益同样重要、不可侵犯。如果跳广场舞是道选择题的话，在沟通协调和丰富资源的前提下，让曾经的单选题变成一道可对两个选项都打对勾的多选题似乎并不是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