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王楚英任新6军14师作战科长。随后，他被军长廖耀湘选派到昆明美军参谋指挥学校受训。
“1945年8月15日晚上，学校广播通知有重要消息，于是所有人集中到大教室里，听到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教室里沸腾了，奋战了8年啊，大家都非常激动，彻夜狂欢……”狂欢中的王楚英没想到,自己会成为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人。第二天，他接到军长的电报，要他马上回湖南芷江军部。到芷江后，军长对他说,“你不要回昆明了，有任务。”
为何选择在
湖南芷江洽降
中国战区的受降是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奉蒋介石命令处理的。
在蒋介石和冈村宁次的电报往来安排下，日本“中国派遣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率团到芷江接洽受降程序。
王楚英的表哥钮先铭是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二处少将处长。钮对他说明了选择芷江和新6军作为接洽地的原因：担任中国战区美军司令的魏德迈向蒋介石分析，日军虽然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但不肯认输，仍然很傲慢，而新6军在缅甸彻底打败过日军的诸多精锐之师，在日军中影响很深，很有威慑作用。而新6军当时就驻防在湖南芷江一带。
26日，何应钦发布命令，区分16个受降区，并制定了受降主官。随后，他便到各个受降区视察。而主受降区设在南京，定于
“南京，我们回来了”
刚到南京的王楚英马上要展开警卫工作，但当时中方一行才去了195人，没有警卫力量，因而，基本上是靠日本人保护的。次日，冈村宁次提到了这个问题，说天皇已经下达诏书，虽然尚未签降，但日军投降实际已经形成，不宜过久担负防守任务。
鉴于此，8月30日，新6军开始向南京空运。9月5日基本完成空运至南京的部署。随后，新6军开始了南京的警备工作。
王楚英和40团团长王启瑞、宪兵营营长赵振英共同负责受降仪式的警卫工作。他们将受降仪式举办地——中央军校周围的房子都仔细检查过，检查过程中，工兵用上了美国的地雷探测器，还有警犬。
冈村宁次把章盖歪了
礼堂中，投降席和受降席分列两旁，上方有四盏巨型水银吊灯。受降席右侧为中国和盟国军队的观礼席，左侧为记者席，楼上为其他官员观礼席。正门入口处设有签到处，没佩戴红飘带(上印“来宾”)的人不让入内，来宾手里拿着冷欣以陆军总司令部名义发出的邀请书。
“上午8时52分，四盏水银灯突然放亮，何应钦在全场注目下，由礼台后方休息室走进会场，全场立即肃立致敬，摄影记者纷纷抢着拍照，入场时表情很凝重的何应钦微笑着招了招手。”王楚英这时在会场四处巡视。
“8时58分，冈村宁次和他的参谋长小林浅三郎等7人走进会场，冈村戴着眼镜，深深低下了头，一言不发。”王楚英说，巧合的是，何应钦当年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时，曾是冈村的学生。
9时4分，何应钦命冈村呈验签降代表证件，冈村令小林浅三郎呈送。小林恭谨地走到何应钦面前，肃立鞠躬，双手呈送，何应钦一一检视后留下，小林退回原位。接着何应钦将日本投降书中日文各一份交冈村宁次。冈村肃立用双手捧接，低头展阅，小林在一侧置砚磨墨，冈村阅毕，取笔蘸墨书写自己名字，随手从上衣右上方口袋内取出小型方章，轻蘸红色印泥后盖于名下。
“就是这个时候，他把章盖歪了。可是已无可奈何，小林再次来到何应钦面前，双手呈上降书，何应钦站起来接过。
何应钦审视投降书后一一签名盖章，以其中一份降书交萧毅肃转交冈村，冈村恭立受领，那时是9时9分。
9时10分，何应钦将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的第一号令交付给冈村，冈村略为展阅后，签署命令受领证，交由小林浅三郎呈送何应钦。
9时15分，何应钦命令冈村等人退席，历时15分钟的中国战区120万日军的投降签字仪式到此全部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