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生命绽放灿烂光芒
1927年，汤一介出生于天津一个书香门第。他的父亲汤用彤是久负盛名的国学大师，一生致力于中国哲学史和中国佛教史的研究，成果颇丰。受父亲的影响，汤一介对中国传统文化很早就有所接触和思考。
上世纪40年代，中国人民饱受战乱之苦，年轻的汤一介深感痛心和困惑。1943年，他针对当时的社会乱象，撰写了一篇针砭时弊的文章，愤世嫉俗，因而获得了“汤八蛋”的绰号。
1945年初，汤一介进入西南联大先修班学习，开始独立思考一些人生问题。不久，他发表了《论死》、《论善》、《论生意义》等几篇文章，初露哲学家的天赋。“人生到底是为了什么？”汤一介认为它就像一根蜡烛，可以慢慢地烧完，也可以很快地烧完，但后者会放出更大的光芒。
汤一介决心做一个“很快烧完但会放出更大光芒”的人。1947年夏天，他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后，心无旁骛地投入学习之中，逐渐成为了一个有思想有头脑的学生。在《月亮的颂歌》一文中，他曾这样表达自己的理想：“去看那些看不见的事物，去听那些听不到的声音，把灵魂呈现给不存在的东西吧。”
在汤一介的人生中，有三本书对他产生了深刻影响，其中一本便是《绞索套在脖子上的报告》。“在我读了这本书后，精神境界似乎有了一个升华，可以说我有了一个信念。”汤一介说，“在我的内心里，那种伏契克式的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情感仍然影响着我。人不应没有理想，人不能不热爱生活。”
1951年，在北大的最后一个学期，汤一介被安排到北京市委党校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1956年，他调到北大担任父亲的助手，帮助他整理著作。第二年以后，随着一个接着一个政治运动的开展，他也自动或被动地卷入进去。
此后的20多年里，汤一介虽然写过四五十篇论文，但如今在他看来，那些论文少有学术价值。“如果说那些论文还有点什么作用，我想可以说它们反映了当时极左思潮在我国学术界的影响多么深刻，它可以和其它同时代的类似论文一起，作为总结极左思潮对学术研究危害的材料。”汤一介说。
做一名思想独立的学者
改革开放以后，汤一介迎来了学术生涯的春天。“毛主席一去世，我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该听谁的？因为过去受的教育是听毛主席的话。”汤一介说，走过了那个没有哲学也没有哲学家的年代，自己决心成为一个思想独立的学者。
1983年，汤一介撰写出版了《郭象与魏晋玄学》一书，打破了过去唯心唯物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认为考察哲学历史应着力发掘前一个哲学家解决和留下的问题，找到哲学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他提出，唯心的并不都是错误和反动的，有些推动历史进程的观点也是唯心主义者提出来的。此书虽然没有完全摆脱唯心唯物论的束缚，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算是一个破冰的研究。多年后，汤一介回忆自己对哲学的钻研探讨过程，感叹道：“失去最有创造力的年华后，就像女人裹过小脚后再把脚放大一样。”
“从事哲学工作首先要能够自由思想、自由创造，否则，哲学就变成了死哲学。”在学术的春天来临之后，汤一介在北大开设了选修课《魏晋时期的玄学和佛教、道教》，受到师生的欢迎和追捧，听课的人场场爆满。
1983年，汤一介到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接触到了杜维明、刘述先等海外知名学者，发现他们爱用西方的“套路”来讲中国哲学，并不客观和准确，决心提出自己的见解和观点。在第17届世界哲学大会上，汤一介作了题为《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可能性》的讲演，认为真、善、美是人类永恒的追求，而“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是中国哲学的三大基本命题，是中国传统哲学对“真”、“善”、“美”的表述和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同时也体现出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和佛教、道教的关键命题。他的发言思维缜密，论据清晰，把充满思辨气氛的大会推向了高潮。
上世纪90年代，随着商业浪潮的滚滚袭来，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论”。对此，汤一介给予了批判和回应。他说，中国讲“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不同民族国度的文化可以不同，但仍可以和谐相处。“怎样实现文化共处呢？”汤一介认为，唯一的途径就是对话。只有相互理解．相互尊重，才能取得共识。
让汤一介感到高兴的是，1993年，芝加哥世界宗教大会通过了《全球伦理宣言》，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一条金律。汤一介认为，普世价值是共性，以此为基础沟通起来就比较容易。不排斥别的文化，自己的特殊价值也就容易被接受。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时代风气和学术氛围的改善，汤一介的研究也进入了高产期，晚年他还提出了“普遍和谐”、“内在超越”等一些前瞻性的理念，推动了学术界对传统哲学的讨论。
2003年，76岁高龄的汤一介发起并主持了“儒藏工程”，组织国内外20多所大学的400多位专家学者投入此项工程，目前已出版了33本图书。之所以要编纂《儒藏》，汤一介说，现在世界研究佛学的学者，通用的都是日本的《大正藏》，“大正”是日本皇帝的年号。而编纂《儒藏》，是为了继往开来，让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为人们提供可以了解和利用的儒典大文库。
“这个项目涉及到文史哲、图书、考古等专业知识，能干这个活的人并不多。现在做《儒藏》带有抢救性质，一方面要抢救这些老专家的学识，另一方面也要抢救书，还要培养新的人才。”汤一介说。
未名湖畔的“学界双璧”
在汤一介的生命中有一位重要人物，就是他的老伴乐黛云。乐黛云出生于贵州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48年考入北大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曾担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等职，是一位国际知名的比较文化学者。
汤一介与乐黛云两人结缘，始于共青团的工作。解放后，北大成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汤一介担任宣传部长，乐黛云则担任文化部长。由于两人经常在一起工作，相互产生了好感。汤一介毫不掩饰自己对老伴的欣赏：“她是一个非常聪明能干又非常热情的女子，没有什么心计，说话直爽。”
两人共同生活了60多年，历经各种坎坷，却不离不弃。“反右”开始后，乐黛云被打成“右派”，汤一介便给中文系领导打电话为她辩护，却被认为“划不清界线”。“文革”中，汤一介被打成“黑帮分子”，白天关在哲学楼里反省，乐黛云便每天晚上坐在哲学楼楼梯上，等他一起回家。
性格上，汤一介较内向，乐黛云则比较开朗。汤一介受儒家思想影响较深，做事讲究规范，有条理；乐黛云比较喜欢道家，听其自然，做事大而化之。治学上，汤一介古代文化基础好，有家学渊源；而乐黛云外文较好，接受新思想新信息多。两人不仅在很多方面互补，还有共同的理想，都想多为社会做些有益的事情。前些年，他们还共同出版了一本随笔集，书名就叫《同行在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
由于儿女都学理科，如今都在美国工作。身旁没有儿孙绕膝，宁静的家里多少有点冷清。汤一介曾说：“怎么我们汤家这一支就成了美国人。”但乐黛云却很看得开，她说，按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最后国家都是要消亡的，进入世界大同。儿孙们在美国既可促进文化交流，又可证明中华民族在任何地方都可做出贡献，有何不好？但“古板”的汤一介有时还是想不通，拒绝去美国和儿孙们相聚。
“一介做事情一板一眼，自己很累，看别人做不好也担心。他想得多，总是很劳累。不像我，做不好也不遗憾。”乐黛云说。如今他们两位，一个正在为顺利开展的《儒藏》编撰工作不必要地“忧心忡忡”，一个却对屡经催促却仍不能按时交出的《比较文学一百年》书稿“处之泰然”。
汤一介知识广博，却几乎没有什么其它爱好。他不抽烟，不喝酒，不爱应酬，喜欢听的歌也就是那么几首，知心朋友也就是那么几个。在一些人眼中，汤一介性格内向，不像开朗的乐黛云那样和年轻人打成一片。但乐黛云却说：“他其实是个很重感情的人，很爱小孩，也很喜欢年轻人，只是他不大表现出来。跟他熟悉了，他会把掏心窝的话都跟你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