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口老龄化进程中，我国呈现出“未富先老”的现象。尤其是在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当下，失业、破产、健康、安全、生活保障等问题是我们必须直面的现实问题或潜在威胁，每一个社会成员随着年龄的增大，养老问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会越来越显现出来。
社保养老和企业年金养老之外，家庭养老仍是我国主流的养老方式。但我国未来的人口结构呈现出人口总量多、工作人口少、人口老龄化等特点，在“421”的家庭结构中，“养儿防老”也变得越来越不现实。
如此高的“忧心养老”比例，是我国民众陷入养老困境的一种情绪反映，一方面面临着养老的压力，另一方面又把希望寄托在政府身上，而隐藏其后的事实是自身无力承担越来越严重的养老压力，也就是说，当下社会的每一个个体都能感受到养老带来的巨大压力和危机感。
一项针对未来退休生活的全球调查显示，中国人对赡养年迈父母所需费用的担心比例是最高的。在亚洲受访者中，中国内地的比例为29%，而西方受访者中只有一成左右有此顾虑。与此相关，我国民众对养老的政府依赖度也是全球最高，达到40%，而全球这个比例为16%。
有关部门决定启动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会议决定，自2011年7月1日起，启动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今年试点范围覆盖全国60％的地区，明年基本实现全覆盖。“加码”养老保险应对老龄危机希望能让人们看见一线希望。
养老问题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它对社会保障产生直接影响，还在于它与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密切相关，关系到一个周期内几代人的生活质量。有学者研究发现，我国目前大约9个多劳动年龄的人就要供养1个老年人。到2020年，差不多5个劳动年龄的人就要供养1个老年人。到2050年，我国的劳动人口供养老年人的负担将是2000年的三四倍。也就是说，养老压力已经不是个体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事实上，我们除了要面对养老困境外，更要面临人口红利可能消失的困境。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国人对养老费用忧心世界最高和对政府依赖度最高的事实告诉我们，惟有突出国家责任，才能消除公众的养老忧虑。具体来说，就是国家责任应当目标化和法制化，应当通过人大立法，明确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养老职责，或通过制度设置将国家责任分解到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中。
“未富先老”不仅关系到每一位国民的福祉，还关系到社会和谐。它不仅是一个重大的民生问题，也是重要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