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在这举国同庆的日子里，我作为一名普通党员，心潮澎湃，思绪万千。今年也是我入党二十五周年，更让我禁不住回顾起我的成长道路。二十五年来，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我从一个消沉无为的人，成长为一名热爱党，与党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积极为党工作，有信念、有理想的共产党员。如今，我虽已退休，但目睹着国家的日渐强盛、社会的日益进步，我更充分感受到我们党的伟大、光荣、正确。
我为什么要入党？我为什么要为之努力？我特别要提到一个人——我的舅舅张维滋老人对我的教诲和影响。
我的舅舅出生在家乡海阳市黄海之滨的南庄村。这里土地肥沃、民风淳朴，然而多数村民却过着贫穷的日子。为了改变旧中国贫瘠、落后的面貌，我舅舅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外祖父张瑞亭（1890—1928）在北京参加了“同盟会”，追随民主革命先驱
舅舅入党后，曾以海阳县保安二团少校指导员身份作掩护，在群众乃至国民党军队内部发展革命力量。在家族内部，他把堂弟张再生（解放后任无锡市委书记）、我两个姨（后都曾在北京任要职）介绍入了党。后期，又把我父亲从一个乡村教书先生介绍到革命队伍中来，从此也改变了当时我们一家的命运。1941年，年仅25岁的舅舅当选了海阳抗日民主政府的首任县长，参与和领导了全国闻名的海阳“地雷战”。
一九八一年，已随军南下多年、时任厦门市委书记的舅舅趁去北京开会之机，归途特意来烟省亲。他辞去高级宾馆，到我父亲家居住，和我做过几次长谈。那时，我还没从“文革”的阴影中走出来。因为我们家在“文革”中受到了冲击，我们兄妹都被划为“黑五类”，原因是我爷爷那辈是地主。政治上的歧视、工作中的不信任，再加上我干的是“臭老九”——教师，我对前途充满了迷茫，时常发牢骚，玩世不恭，更不安心本职工作。舅舅看透了我的心思，他说：“你从事的工作是一项光彩的事业，是党和国家不可或缺的。你一定要有信念，要学习我和你爸爸，一生紧紧跟党走。”他又说：“我入党几十年了，也干了几件大事，在全国都是有影响的。一是海阳的地雷战；二是在厦门修建大海堤，那时国民党天天派飞机轰炸，死了一百五十多人，历尽艰难险阻，终于建成；三是我还曾到三明市领导建钢铁厂，把一个穷山沟建成了一个大型钢铁基地。这些都是为了我们党的事业和国家的强盛。在‘文革’中，我受到的冲击也不少，耳朵险些被打聋，连手表都被红卫兵没收了，但我对党的信念始终没改变。你要相信党、相信人民，不公正和困难都是暂时的，要振作精神、努力工作，要有追求和理想，真希望有一天我能看到你也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舅舅的话像一把火，点燃了我心中的理想和信念。他鼓励我们不图名利、多搞学问，他的人格也为我树立了榜样。他身居高位，却平易近人，不好烟酒，唯有爱书。他离开烟台时，买了一批书送给我十岁的小外甥李凯，没想到他的这一举动竟催生了一个“书迷”。去年5月3日的《烟台晚报》报道了现已40多岁的李凯，家存书籍两万多册，成为烟台市“读好书”的市民典型。
当然，舅舅也与我的其他兄妹进行了交谈。在他的教育下，我们兄妹八人，除了我大姐是早年入党外，其余有四人都是在八十年代中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小妹世军，在小学三年级就被剥夺了上学的机会，但她通过刻苦自学，奇迹般地取得了电大毕业证书，而且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成绩突出，成为技术拔尖人才，不仅入了党，还成为一家大型企业的副总经理。
舅舅从我们家走后，又三十年未再见面了，现在他已是九十五岁高龄的寿星老人了。据说在他八十多岁时，仍关心着福建的建设，不时提出建议、设想，以至于肖克老将军路过福建还给他题了“老而不失赤子之心”的字。我们兄妹几个也常常忆起舅舅对我们的教诲。特别是在这建党90周年的日子里，我们遥望南方，默默祈福一位老共产党员健康长寿。而最令他欣慰的是，我们都没有辜负他热切的期望，都在紧跟党，和我们伟大的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也都在自己的本职岗位上做出了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