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传江，今年72岁，1945年11月参加革命，1950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0年从部队转业到新疆托克逊县工作，曾担任县人民医院副院长、卫生防疫站站长、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等职务。
1980年，我从繁忙的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当时，我从心底里是不服老的。总觉得自己身上还有一股劲没使出来。我瞒着老伴，悄悄向医院递上请求工作的报告。条件是不要任何报酬，义务为各族群众治病。医院担心我的腿行走不方便，只同意我上半天班。我才不管那么多呢！只要能继续为党工作，为各族群众治病，即使再苦再累也无怨言。上班不几天，我就把工作半天改成了全天。
托克逊县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少数民族占全县总人口的800。这里还不富裕，医疗、卫生条件也较差，农村、牧区缺医少药的现象很突出，尤其是少数民族群众常常为看病难而犯愁。我在这里工作、生活了31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不论离休前还是离休后，我始终不忘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时刻铭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用自己的一技之长，为边疆的各族人民服务，用实际行动把党的温暖送到千家万户。
我是学外科的，几十年的行医生涯，对一些特殊疑难病症，也摸索总结了一些治疗办法。人们就说我医术精，都来找我看病，每天不下30人。工作中，不管病人是哪个民族，什么职务，我都热情接待，仔细检查，不嫌脏臭，精心治疗。有的农民没钱取药，我就花钱把药买上送给他。有的患者需用草药，我就带上孩子去野外采集，自己加工，送到病人家中。
医院的床位紧张，常有一些急重病人住在医院走廊里。有的农民从几十公里的乡村、牧区到县城求医，因床位紧张带病而归。看到这种情景，作为一个医生，我心里很难过，这也成了我的一块心病。怎样解决这个矛盾呢？一天半夜，有人来敲我家的门，原来是回族职工海应光的老母亲心脏病突然复发，怕送医院来不及抢救，找我去看病的。我背起药箱，直奔他家。经我及时治疗，老人转危为安。回来后我就琢磨，设立家庭病床，矛盾不就解决了吗？想是这样想，可是能不能行得通？第二天我向大伙儿谈了这个设想，病人和他们的家属都非常高兴，都说，李院长，你想到我们心里去啦！于是，我主动地担任了“家庭病床”的治疗任务。每天上午在医院门诊上班，下午就背上小药箱，骑着自行车，走街串巷挨个儿为病人治疗。这件事传开后，建立的家庭病床增加到34个，最远的有20多公里，每天巡诊归来，我受伤的右腿连床都上不去，一躺到床上就不想动。
我是个残疾军人。右腿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受伤致残的。由于股骨中段骨折，肌肉伸缩受阻，右腿比左腿短了7厘米。行走时间一长，那至今还留着四块弹片的腿就隐隐作痛。我的耳朵也失去了听力。解放战争时，耳鼓膜被炮火的气浪击穿，听力衰退。1961年，我和医疗队员们在抢救伤员时被洪水冲倒，本来就听不见声音的耳朵中又灌满了泥沙。从此，我的两耳完全失去了听力，戴上助听器才能和别人交谈。大伙儿都知道我行走困难，就赶着毛驴车或骑着自行车接我去看病。但我不愿意惊动别人，只要能动，就自己骑自行车去看病人。在出诊时，先后6次因耳聋听不见声音，被拖拉机、摩托车撞伤。1986年的一天，我从波斯坦乡巡诊回来，被摩托车撞断了右腿，差点“光荣”了。病人得知后，再不让我去巡诊。可我看到有的病人在毛驴上颠簸那么长时间来看病，我再也忍不住，拄着双拐或叫儿子骑车带着我继续巡诊。
几年来，家庭病床有增无减。我也在病人的家中为许多患者治好了疾病。维吾尔族的阿不力米提犯了偏瘫，我每天早晚都去他家为他打针、送药、扎针灸。经过两个多月的治疗，他终于走下了病床。阿不力米提拉着我的手，含着眼泪叫我“恩人”。阿西木的母亲是位虔诚的伊斯兰教徒。她身患好几种病，可就是不去医院，整天在家祈祷“胡大”为她消灾除病。阿西木请来几位医生都被她拒之门外。我去给她看病时，阿西木告诉她我就是“聋子医生”，她高兴地让我给她看病。别人问她原因时，她就高兴地说李院长是“胡大”派来的好大夫。
托克逊县地处“火州”吐鲁番盆地，夏季日平均气温高达39℃，历史上最高气温曾达到47℃。这里还是有名的风口，一年中有半年时间刮7级以上的大风。离休后，不论春夏秋冬，不管白天黑夜，病人随叫我随走。有时正吃着饭，看到病人来了，我放下饭碗就走。小儿子国江见我多次被车撞伤，就悄悄地把我骑的自行车故意弄坏，有时还把我的药箱藏起来，好心阻止我不要再出诊。老伴见我每天回到家累得躺在床上不想动，经常劝我爱惜身体。我耐心地对他们说：“人不能光为自己活着。你们关心我，为我着想，我能理解。可是，那些病人更需要有人去关心啊！尤其是那些少数民族群众，他们信任我，尊敬我，待我象亲人一样。他们有了病，我能不去治吗？再说，新疆是个少数民族地区，新疆的建设、发展和繁荣离不开人民群众，我能早一天治好他们的病，不也是为建设新疆尽了我一份力吗？”县里领导也劝我要注意身体。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我这条老命还能活几天？再不抓紧工作，到时候马克思不收我了。”说归说，劝归劝，我每天还是照样，老伴帮我制药、消毒、整理药品，儿子帮我把自行车推出院子……
1983年，亲友在内地为我准备好了住房，当地组织也发函欢迎我回故乡安度晚年。谁不思恋自己的故乡？中原大地的生活条件比这里好得多，如果为了享福，我应该回到故乡。可是，在边疆的几十年，我觉得我的故乡就在新疆，我的亲人就是那些纯朴善良的少数民族同胞。他们需要我，我也离不开他们。我们之间已没有民族之分，早已血肉相连，心心相印。我舍不得离开这片养育我的土地和待我像家人的少数民族同胞。我觉得，这里有我的事业，有我的情感，有我的追求，这里就是我生命的归宿。
记得我刚到新疆那时，正值3年困难时期。当我来到维吾尔族农民家时，他们宁肯饿着，把用白高梁面打的最好的馕塞到我的手中。“文革”期间，造反派要批斗我，是几十名住院的少数民族病号用身体保护了我，使我免遭毒打。离休后，他们逢年过节都来看我。哪怕是送我一个馕饼或一串葡萄，都浸透着他们深深的情谊。新疆维吾尔族农民最好的交通工具就是毛驴车。可他们每次接我去看病时，都把家里最好的毯子铺在毛驴车上。每当我想起这些往事，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就撞击着我的心扉。这些年里，我为各族群众服务，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许多少数民族群众却把我比作雷锋、焦裕禄。其实，我怎么能和他们相比呢？我只是尽到了一个老同志的责任，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我谢绝了亲友和当地政府的安排，和老伴商量好，不仅不离开托克逊，就是死后也要把遗体贡献给这里的医学事业。
我从事医务工作已40多年了。在外科上积累了一些经验。为了能早一点为各族患者解除病痛，我虚心拜少数民族为师，一字一句地学习维吾尔常用语和一些医疗工作用语。这对我的工作起了很大的帮助，也成为我联结少数民族群众的纽带。我走遍了全县的每一个乡村，和农村的少数民族群众结下了深厚的友情。我们同吃一锅饭、同睡一条炕，在丰收的场院一同跳起欢乐的“麦西来甫”。
离休后，少数民族患者找我看病的越来越多。起初，他们从几十里外的乡村来到我家，治完病后又匆匆赶回去，有时候天都黑了，连一口饭也不吃。因为我是汉族家庭，生活习俗与他们不一样，我想到这些后，心里很不好受。就和老伴孩子商量，以后家里禁食猪肉，饭菜全部改为清真，并腾出一间房，支起两张床，专门为远道来治病的群众住。我怕病人找不到我家，就把名字写在院墙上。这样一来，大大方便了病人。而孩子们对此却有些抱怨，说我对病人胜过亲人。一次，大儿子从1000公里以外的阿克苏回来看我，给我买来许多营养品和土特产。老伴为儿子特意炖了一只鸡。快吃饭时，小儿子告诉我一位70多岁的维吾尔族大娘海里提汗的病又犯了，我顺手端起刚炖好的鸡，把儿子孝敬我的东西往车子上一挂，背着药箱就去看海里提汗。晚上，老伴告诉我说孩子们对我有意见，爸爸心里只有病人，把家人全都忘了。我听了以后，心里很不是滋味。是的，我欠孩子们的情太多了。5个孩子有3个都在艰苦地区工作，离家上千公里。他们分配工作时，我从来没有过问过；他们难得回家团聚一次，可每次全家都难得吃完一顿团圆饭。有时正在吃着饭，听说有病人，我就象一支离弦的箭，急嗖嗖地出发了，看见病人痛苦的表情，我心疼的就象针扎在我心上一样。我这多年养成的职业习惯，孩子们是知道的。
为了治好一些顽症，我从订的十几种医学杂志上不断学习了解最新疗法，开始先在自己身上试验，尔后运用于临床。县纪检委书记阿西木经常头痛，吃了许多药都没用。我就采用扎针、按摩、药物三种方法为他治疗，终于把病治好了。农民祖农尔患严重的腰腿病，卧床7个月，找了几个医院都没治好。我仔细观察了他的病情，用长针头针灸封闭，效果不佳。后来，我经过反复试验，把消炎、止痛、封闭融为一体，一次完成。治疗了28天，就使他重新站起来了。1985年，托克逊县患肩周炎、肩关节粘连的病人日渐增多。过去的方法不但疗效差，且周期长，病人也很痛苦。为了攻克这一顽症，我翻阅了大量的资料，并且向内地好几家大医院的专家发函请教。经过多次实验，终于攻下了顽症，并获得了“自治区科技优秀工作者”的荣誉。
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我总觉得这几十年就象一颗流星一样，转瞬即逝。我的知识也总感到不够用。离休后，我就把可以利用的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不断以新知识充实自己。1985年，组织上安排我去桂林、重庆等地疗养，我把这次疗养当成了学习的机会。每到一地，我先到附近医院，学上两门外科技术。随团疗养的同志们看我整天泡在医院里，劝我不要错过观赏桂林山水的机会，我说：“来一趟不容易，不趁机多学一些本领，是会后悔的。”来疗养前我把患者需要的药都记在小本子上，别人逛商场，我就去药铺。一次我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有一种药皂可以治各种痒症，我就四处打听，买了几块带给病人。又听说桂林有种罗汉果可治慢性气管炎，我想到一个病人服用它最好，就买回来给他服。疗养结束时，我除了学到不少的医疗技术外，还给病人买回来了各式各样的药。
1986年，《光明日报》刊登了我的事迹，内地许多同志纷纷写信称赞，有的患者还专程登门求治。我给他们治病，他们非要给我送钱送礼，不管内地还是本地的同志，我一概不收。于是，有人就用他们认为最好的方式来向我表示谢意。一天，一位维吾尔族农民从20多公里外的农村背来半袋绿豆，感谢我为他治好了病。我坚持不收，他却把绿豆往门口一倒就走了。农民赛买提几次给我送钱和东西都被我退回去了，他看到我家院子种的葡萄树，就回去装了满满一车羊粪撒到树下，说：“李大夫，你什么也不收，这车粪总得收下吧。”还有的病人悄悄地把钱放下，我得知后都如数退回。
我离休时间早，工资不高。除了订报订杂志外，离休费基本上都用在了为病人治疗上，我还购买了两台理疗机和一些简单的外科手术器械及常用药。每次去外地，都是孩子们给我凑钱。许多人劝我自己办个诊所；有的人还拉我加入他们的私人诊所，赚点钱留给子孙。他们对我长期义务为群众治病的行为不理解，背地里说我是“傻老汉”。论我的技术和经验，要想捞点钱十分容易。如果按我离休后治疗的6万多名患者和做了近千例手术计算，就是每人每次收一角钱，到现在我已早成万元户了。但是，我不能这样做，我是党和人民培养的，怎么能伸手再向党和人民索取呢？钱，生活中固然少不了它，而人，决不能为了钱活着。如果把党所给予我的用钱来计算，我就是为党再工作一辈子，也还不够。在新疆工作的这些年里，我曾6次义务为各族患者献血。最后一次是在离休的前一年，当时我已经60岁了。为了抢救维吾尔族女社员热衣木汗的生命，在血浆用完后病人仍需血浆时，我毫不犹豫地请护士们抽我的血。他们见我这么大年纪，谁都不忍动手。我看热衣木汗的生命危在旦夕，就拿针头，准备自己抽血。护士们执拗不过我，含着眼泪抽出我的血输给了病人。
我常对子女们说，你们别指望我给你们留下什么家财遗产。要说遗产，我的那些奖章、奖状、证书和荣誉就是最好的、最有价值的遗产。
在新疆生活的日子里，最值得欣慰的是我用自己的行动为增强民族团结做了些工作，和许多少数民族同胞交上了朋友，成了他们的贴心人。
“老牛自知夕阳短，不须扬鞭自奋蹄”。只要活一天，就要为党为人民勤奋工作一天。学春蚕，生命终时丝方尽；做蜡烛，燃烧自己为他人。
今天，我在日记上又写了这样几句以勉励自己：
老骥伏枥雄心在，
古稀岁月壮志存。
我爱晚晴光灿烂，
丹心一片永向党。
编者附记
此材料系李传江同志准备出席全国老干部“双先”表彰会的发言稿。但是，1991年5月23日，李传江同志因患脑溢血，突然离开了我们。
他生前无私奉献，孜孜追求；死后捐献遗体，再作贡献，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博大胸怀。
噩耗传来，人们悲痛欲绝。一位维吾尔族群众跪在地上哭喊着：“胡大，你为什么不让我代李大夫去呢！”追悼会上，按习俗不参加汉族人葬礼的许多少数民族群众，骑着摩托车、赶着毛驴车、踏着自行车从四面八方涌来，他们怀着悲痛的心情，流着泪，把一朵朵小白花放在李传江的遗像前。
他走得太急了。他是多么盼望能够出席这次全国老干部“双先”表彰大会啊！为了参加这次会议，他特意订做的一双皮鞋还没来得及穿；他邀请几位多年未见面的战友在首都重逢的信，写好后还未来得及发出；就在发病的前一天晚上，他还在为8名患者治疗，还在为筹建老年康复中心不停奔波……。
李传江同志的一生，是为党为人民鞠躬尽瘁、无私奉献的一生。他忠于党、热爱人民，把自己的毕生精力奉献给了新疆的各族人民；他不为名，不为利，甘当人民的“老黄牛”；他对事业无限热爱，对工作精益求精，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实现了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的崇高理想。
李传江同志的奋进追求和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将永远激励边疆各族儿女携手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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