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入大学以前的情况:
1949年3月—1954年8月的这5年难忘的时间里,我不仅投奔了共产党的怀抱,并且接受了党的基础培训、教育和审查、观察;让我掌握了能为社会服务的护理知识,并先后被接受为光荣的青年团员、共产党员。明确了今后的人生目标是在我党纲领指导下倾出全身心血,为祖国和人民奉献终生。
二,在大学读书的情况
1954、8、25、—1959、7、5、是我在山东医学院读书的五年,因为自己缺少高中文化基础,跟班学习比高中毕业的同学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因这一年调干生较多,基础知识较弱,学校规定调干生免学外语,利用此时间学校专门给调干生组织补学高中数学与物理一年。)。又因为自己是在不知已经怀孕的情况下进入大学的。为了帮助照顾家务,老伴申请由南京调至济南山东省计量局工作。在校期间我生育二女,两次妊娠中均申请过人流,都被慈善的产科老师劝阻了。十分感谢母校的老院长批示,允许我带着孩子和保姆,产后住校半年,以解决哺乳问题。(6个月以后交给她们的爸爸和保姆,人工喂养)。在我产后不能听课的两周,我的好心的同学们不仅分工帮我补抄好当日的笔记,周末同学还分工步行7—8里地到我老伴的住处向我传达该周学习的新内容。我恢复听课之后,热情的老师主动注意给我补课,讲解一些较难理解的课题。我能以中上游的成绩完成医学院的学业实在不是我一个人努力的结果。我深深地感恩我的母校和我的同学们!
在校期间我被学生科指定当过一年团支书,三年班长。只在我第一次生育后免了我一年班级工作。我以共产党员的姿态,为学校和同学们做了我能做的点滴奉献。
毕业分配时因我重点实习了公共卫生学知识和实际操作,故被留卫生学教研组任教。但因需给兄弟院校公共卫生专业毕业生让位子又改分配附属医院。医院党委因我是中共党员,派我进没有专门学习的耳鼻咽喉科工作。我明知困难很多,担子很重,但我还是勇敢地接受了组织的分配。
三,在附院耳鼻喉科工作和学习的近三年半时间
1962年我老伴由于政治问题、被开除党籍,下放基层。为了共同负担家庭义务,我选择了和他一起下基层到了临沂地区工作。
在附院耳科工作的三年多时间里,经过对科内老师们由上而下地个别拜访、求教;遇到问题主动多向科主任请示回报;组织党团员联席座谈会;注意与一般年轻上级医师的个别接触,逐步形成了良好的人际关系,工作、学习氛围正常,得到院领导认可;并在后来组建五官科党支部时,我被指定为党支部委员之一。
虽然在附院耳鼻喉科工作学习未满5年的基础培训时间,但已学专业知识、学习与工作方法;政策观念、社会工作经验;为指导我后来的工作打下了宝贵的基础。
四,在临沂地区工作的40年
已如前述:离开老师来沂水开始独立工作,一切从头开始,有一定压力。我谨慎地诊治每一位求治于我的病例、特别涉及需要手术治疗者,本着步步认真对待,反复阅读老师们的著作,加班加点读书,力争正确诊断、合理处理。每一种新开展的手术,若同事能处理,我愿先参观别人的操作,以便取经。若别人也较生疏,为了达到不给病人误伤误治,我做到了想方设法找尸体标本(多数是新生儿标本),反复练习。为能掌握更多业务知识,此期间还努力学习了英语和日语。与同事之间做到了各尽所长、齐心协力合作上阵,一切为了病人。我重视选购器械,首先是从扁桃体圈套器开始的,该院原有的两把因钢丝柱与其外套不合适,不能顺利绞断其“根蒂”,给病人造成很多痛苦,让医生为难。在一次回江苏探亲途中,在苏州用自费购得了三把合适的扁桃圈套器(回院后报销了)。给这项治疗提供了很多方便。由此开始好几次我有机会再次外出,进入大城市,宁可放弃为自己的生活需要逛百货商店,而去医疗器械商店“寻宝”。在购书、带教、保留病理标本、保留病历和原始登记等方面我以严肃对待事业的态度、遵循科学管理思维、对待我的言行。时刻未忘党和老师们对我的教育。让我得到安慰的是我在沂水期间和离开沂水以后由于我的工作和为人,受到了沂水党政军民意想不到的关怀,这是督促我提笔作文通过“家“刊表达深情地感谢!
后来的22年,让我欣慰的是能在48岁以后为组建临沂市中医院的耳鼻喉科和开展变态反应业务方面做了一点受患者们欢迎的工作,特别能为顽固、多发的鼻炎、鼻窦炎,与咽喉炎、中耳炎等患者解除痛苦,是我对临沂卫生局党组信任的回报,也实现了自己从事此专业早期的梦想:“自己年长之后愿致力于多快好省、为常见病多发病患者解除疾苦”。这22年算没有白活、饭未白吃。
初到临沂时受到中医医院党委的重用,让我担任兼管眼耳口腔三科的五官科主任并兼任大外科支部书记,四年以后我谢辞了党支部书记之职;行政职务随着年龄的增大逐步谢任。
五,幸福渡晚年、遗体献人民
我的老伴王树福是文登人,1947年参军,在威海受过军训,参加过孟良崮战役拼过刺刀,左膝盖留有刀疤;他保留有淮海、中南地区、与渡江战役纪念章。渡江战役中在扬中战斗时腰部留有炮弹片(后来取出)。因在备战拟攻打台湾、泅渡训练时闹胃病,大吐血,离开部队在上海治疗,错过了随部队入朝作战的机会,转业至后方医院工作,故我们走在了一起。他最后的部队是二十军59师。1980年以后在小平同志拨乱反正旗帜下他得以幸福地渡过了生命最后的20年。2000年11月12日病逝。为了实践我们的约定:“我们的一切属于党和国家”。他的遗体献给了临沂医专、并捐献了角膜。他永远安息在了他曾血洒疆场的沂蒙土地上。
我在2002年7月6日选择了辞去院内的返聘,跟随离开临沂分别在青岛、北京打拼的女儿们安渡晚年。那时我是70周岁。晚年能有这么美好的生活环境,学习、修身、养性怎能不感恩、歌颂为我们创造美好生活的我们伟大的党呢!
生命总有尽头,我已向红十字会报名并立下遗嘱:一旦我的那一天到来,我的遗体就地献给当地有条件的医学部门为医学教科研事业服务;活着的日子、我会更加愉快地让每一天过得光彩生辉!不失共产党员的气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