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诞生以来，已经跨越了90年的光辉历程。我这个与党同龄并已有7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感慨万千，心潮澎湃，向党敬礼，向国旗敬礼。从个人浴血奋战的亲身经历中，深刻地体会到党的英明和伟大。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没有今天的幸福新生活。“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在党的领导下，八年的抗日战争，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了中国。三年的解放战争，彻底改变了旧的社会体制，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过上了和平幸福的新生活。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和谐社会，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获得了飞跃的发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中华民族以崭新的面貌屹立于世界之林。

回顾成长的历程，每一步都离不开党的培养和教育，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战斗、工作在党的旗帜下。我于1921年4月生于山东省蓬莱市一个偏僻的穷山村，祖辈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老实忠厚的农民。当时兄弟姐妹七人，我排第六，长辈还有年迈的祖母和大伯母。全家人的生活全靠父母二人劳作来维持。日子过的相当困难。家中有点营养的食物全供给祖母和大伯母食用，一般成员都是半年糠菜半年粮。穿的衣服多为破旧补丁摞补丁。后来哥姐们年龄稍长，能参加部分劳动，家中的生活稍有改善。不幸的是大哥患肺病夭折，二哥三哥俩人又相继闯了关东。我四五岁即跟着父亲下地劳动，拔草捡石头；七八岁即赶借来的驴子送饭；十多岁时即能扶犁耕地，春夏季节往地里下种子（捻种）。我十一岁那年旧县政府提倡国民教育，女孩子上学读书优待，只拿学费，不管老师的饭，我才有机会上学读书。16岁时高小毕业，适逢卢沟桥事变。

在“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发出通电，向全国人民呼吁，“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任何一个关心国家命运，关心民族前途的青年人，何去何从都要作出选择。当时斗争形势错综复杂，各种势力都在争夺青年一代。其中有国民党的顽军，有日本侵略者和伪军，有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日、伪军人多，武器精，是现代化的装备，其次是国民党的军队，八路军是刚拉起来的游击队，武器是土枪土炮大刀片，力量是最弱的，但是人心所向。共产党八路军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和爱戴。我父亲讲：“从来未看见过这么好的军队。”在那种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大动荡形势下，何去何从由你自己选择。我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听党的话，跟着党走，坚决参加革命工作。所以能离开家庭参加革命，多亏父亲的大力支持。因为那时，农村封建思想严重，一个女孩子抛头露面的和一些男女青年在一起活动和生活，社会上闲言碎语很多，村中群众评头论足的很多，压的叫人抬不起头来，因而母亲致死不答应。她怕我逃走，就把我锁入一间闲屋里。父亲得知后，嘱咐二嫂趁给我送饭时，将我放出。我横下决心，坚决参加革命，跟党走。

在抗日战争期间，我基本上都是在新开辟地区工作。这类地区形成犬牙交错的拉锯形势。日伪军能来，国民党顽军也能来，是共产党八路军新开辟的地区。环境恶劣，生活艰苦。战斗既频繁又残酷，互相争夺。

1941年1月根据对敌斗争和工作的需要，以蓬寨公路为线划分蓬东蓬西两个县，蓬西以艾崮山区为根据地，蓬东以石劈山区为根据地。蓬东县原为日伪军和国民党反对派多年盘踞和统治的地区。建县初期，我任妇救会主任，那时连一个能公开活动的村庄都没有，开展工作极为困难。白天不敢外出，都是夜间秘密外出，通过地下党员、抗日家属、亲戚朋友关系开展工作。夜间外出行动要隐蔽，一般是走偏僻小路，走到村头要把鞋脱下来赤着脚往村里走，以免有声音引起狗叫，惊动起伪保、甲长和地富分子。因为这些人与敌人都有联系，怕出危险。进村后要进某人家，不敢从街门进，有后窗的从后窗进，没有后窗的爬院墙进。住下后，白天由户主外出，找村中靠得住，信得过的贫下中农和雇工到家中来。由我们对来人宣讲党的抗日救亡主张和政策，宣讲八路军坚持抗击日寇的英勇事迹，讲解“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朴素道理。以提高他们的觉悟，提高他们对共产党八路军的正确认识，待他们提高觉悟和认识后，再由他们分头去做各自亲朋好友的工作。这样工作逐步开展，局势逐日好转。群众人心所向。用滚雪球的办法去扩大群众组织。我们依靠的对象主要是两种人，一是抗日家属，他们都有子女在八路军工作，和我们亲如家人，能向我们提供一些真实的情况，并能想方设法保护我们的安全。二是雇工，他们为生活所迫，背乡离井到异地受雇于地主富农家中，忍受剥削，肯向我们讲实话，是些难得的积极分子。待时机成熟后，先将农救会、职工会、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等群众团体组织建立起来，然后再选举村长，推倒保甲制度。

蓬东县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奋斗，已逐步打开局面。尤其是石劈山区的群众发动的较好。每村都建立了村政权，白天都可以在那里活动。但因离敌人据点较近，仍需要高度警惕，否则就要吃亏。如1942年2月6日该区区委会在护家沟村召开全区干部会议，研究布置全年的工作，我和县各救会主任王晓天，农会主任周永春都出席了会议。在会议结束的当天晚上，我与王晓天都离开了该村，没离开的同志第二天拂晓被国民党顽固派沈柏祥的军队偷袭，区委书记李和民等七人被捕，后被残酷的杀害。

1942年9月我被调到来东县工作。在第一区任区长兼任区中队队长，这里也是一个新开辟的地区，系胶东地区反共总司令赵保原长期盘踞统治的地区，对敌斗争形势非常残酷。赵经常勾结敌伪军出来扫荡。赵的第一、二区队，就住在我一区的周边。他们经常夜间出来偷袭，抓人，拉牲口，抢东西，老百姓叫他们拉驴队。在这种地区，要争取斗争的胜利首先要保存自己的战斗力，要艰苦奋斗，所以在没有主力部队驻防的情况下，我们夜间不敢在村庄里住宿。因为在村庄里，若被敌人偷袭包围，往外突围非常的困难。所以不论是严冬还是酷暑，我们多住宿在龙门寺山上或其它山头上。冬天在山上住宿，铺的是柞树枝叶，盖的是一件棉大衣。如遇下雪天就披着棉大衣在大树底下蹲一宿。夏天，山上杂草丛生，蚊子叮咬特多。被咬得无法入眠，只好在山上走来走去，边走边打蚊虫。吃的方面也很苦，山区老百姓都很穷，一般是半年糠菜半年粮。老百姓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如遇敌人大扫荡，几天吃不上一顿饭。当时虽然环境恶劣，战斗频繁，生活很苦，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但打起仗来，都士气高涨，奋勇杀敌。我们掌握的原则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采取的战术有游击战、麻雀战、地雷战、石雷战等。我当时携带三支枪，一支“昌”牌撸子，一支三八匣子，一支大盖枪。这些枪都是我从敌人手中缴获的。就这样一方面作群众工作，一方面坚持对敌斗争，一点也不感觉苦和累，整天还乐呵呵地唱着抗日歌曲。为什么？因为有着一个远大的理想和崇高的信仰。都怀着一颗热爱党，跟着党走就是胜利的火热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