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洪松同志，今年66岁，1985年末离休。离休前任第一汽车制造厂轿车厂副厂长。离休6年来，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肩上的责任，以无私奉献的精神，为研制和维护党和国家领导人乘坐的高级红旗保险车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受到了广大职工的普遍赞扬。从1987年起，连续多年被一汽评为模范离休干部，优秀共产党员。1989年被长春市政府授予劳动模范光荣称号。    

讲奉献心系“红旗”

崔洪松同志从参加革命时起直至离休，同汽车打了一辈子交道。解放战争和朝鲜战场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建国初期，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视察东北，都坐过他开的车。1958年从部队转业来到一汽，正赶上并参加了一汽研制我国第一台国产“东风”牌小轿车。此后近30年的时间，他一直投身于红旗轿车和高级红旗保险车的研制和维护工作。从1969年第一辆红旗保险车诞生起至今20多年，做为主要研制负责人，由于他尽职尽责，确保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乘坐的红旗保险车的绝对安全。1984年，崔洪松同志负责接受了为军委主席邓小平同志制造参加国庆三十五周年红旗检阅车的重任。他如期按要求完成了任务，使一汽受到中央的通令嘉奖。  

几十年丰富的工作经验，他可以称得上是研制轿车的专家。正因如此，当他离休后，厂内外一些单位慕名而来，人来了一次又一次，价码一涨再涨，重金聘请他去当顾问。但崔洪松同志哪也不去，他仍然心在一汽，恋着“红旗”。1987年，国家再次要求一汽研制更高性能的红旗保险车，总厂的领导首先想到了崔洪松，邀请他再次出马，挑起这个重担。崔洪松同志虽然此时已年过花甲，但能有机会再为厂里做点贡献，这正是他离休以后唯一的愿望，他二话没说，一头扎进了工作现场。  保险车的研制，由于前几年种种原因的干扰，早已于1980年停止，现在要重新恢复，好多工装、模具、配件、设备都已残缺不全。新型发动机的更换，新零配件的选择，更给装配位置，整车的稳定性、可靠性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困难和问题一个接着一个，但崔洪松带领着组里的十几个同志迎上去了。为了抢时间、保进度他每天最早来到工作现场，晚上又最后一个离去。他既是指挥者，又是普通工人。装配、爬地沟、搞试验他和小伙子比着干。一个零件不合适，常常是拆装十几遍、几十遍。新型转向机漏油、发响，他不远几万里路亲自同生产厂家研究、分析症结，提出解决办法，亲自参与攻关，终于使问题得到解决。一次一辆车在道路试验中有一次跳档，被细心的崔洪松同志发现了，反复查找也没找到毛病，再做跑车试验，反复几次也没发现问题。这时好多同志认为，只不过是个偶然现象，过去算了，可他坚决不同意。他再次反复对可能出现问题的部位进行全面分析、检查，最后断定问题可能出在变速箱上，拆开一看，果然有毛病，排除了隐患。    

盛夏的北京，气温高达三十七、八度，烈日把车烤的象个烘炉，坐在车里就浑身冒汗。恰在这段时间他的痔疮病犯了，天天在便血，疼痛难忍。很多同志担心他年纪大、又有病，怕他身体吃不消，劝他在家休息一下，不要随车试验了，但他说什么也不肯。饿了他和大家一道嚼饼干，渴了自己掏钱给大家买西瓜。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同志们都不叫苦、不怕累，历时一个月，保质保量完成了各项试验任务。    1989年春夏之交的动乱也波及到汽车厂，当时很多学生围厂不让工人进厂上班。崔洪松同志反对学生这样干。为了保证红旗保险车的正常生产，他不顾六十几岁的高龄，爬过两米多高的大墙跳进厂里上班。在他的带动下，全组十几个同志在动乱期间天天出满勤，干满点。有一次他冠心病犯了，医生坚决留他住了院。可他心里放不下工作，又担心同志们去医院看他影响工作，就对大家说：“我这几天有事，来的时间要少些。”每天在医院打完针就偷偷“溜”出来，跑到厂里来看看。事后大家才知道事情的真相。  

去年是红旗保险车生产最紧张繁重的年份，从5月到11月份，他们连续向中央交了5台保险车。在这段时间里，崔洪松和组里的十几名同志没休过一个星期天，每天都干到晚上八、九点钟。老伴和孩子不放心，常常找到厂里来。看到十几个同志这样辛苦，老伴就常常烧了开水，做好饭菜送到厂里来，这时崔洪松的家里，又成了“编外后勤部”。  

每次去北京交车，崔洪松同志都亲自跟随。长春到北京上千公里路的颠簸，中途停车休息，他总是让别人多活动活动，自己主动留下来，寸步不离地看车。多少年的交道，崔洪松同志成了中南海警卫局的老熟人，现在看到老崔仍然在负责保险车的改装和保养。他们一百个放心。

党性强廉洁奉公

在个人生活上，崔洪松同志总是严于律己，不计较得失。论经济条件，崔洪松同志和老伴离休都比较早，工资收入比较低。三个孩子相继成家，外边还有老母亲及弟弟，妹妹，家里没有什么存款。去过他家里的同志都知道，屋里除了一张床，一个老式立柜和一个五斗橱外，还有的就是两个70年代大刀式扶手的沙发，生活并不富裕。但有些单位高薪聘请他不去，连应该取的报酬他也不要。轿车厂的领导看到他辛辛苦苦干保险车，1987-1988年连续两年年末分别奖励他300元钱，算是给他劳动的一点报酬，可他分文不要。这600元至今还存放在分厂劳资科里。1987年他领人到北京八达岭做野外道路试验回来后，一个多月的补助费别人送到他手上，可他说啥也不要，他说：“我已经离休了，不能再享受这份待遇。”几年来他和工人一道无数次地加班加点，可他从未收取过一分钱的加班费。连去北京送车，住在中南海警卫局招待所他也要帮助人家算计一下，车一交接完，他马上就带着同去的同志转住到一汽红旗服务站。他说：“我们多住一宿，就要给人家多增添不少麻烦。”   

30年来崔洪松同志造车、管车却从不愿为自己的私事用车。去职工医院看病往返要走4站路，但他连“捎脚车”也不坐，总是走着来，走着去。1988年7月，厂里给他调了一套新住房。老干部搬家，要用一下车是理所当然的，可他到底说服了家人，用自行车和手推车搬了个家。很多邻居不理解，轿车厂那么多车，怎么老厂长搬家连个车都不要。1989年老伴去外地疗养回来，原以为试验车有的是，去一台接接她不算事，可崔洪松同志却乘坐公共电车来接她。    

多年的劳累，崔洪松同志患有多种疾病，老干部处多次组织老干部去外地疗养，可他总是因工作忙推掉了，前年老干部处在桂林组织的疗养即将结束了，我国北方已是初冬雪花飘飘的季节，他才去了一趟桂林。    

离休后的6年时间里，他如同焦裕禄同志一样，心中想着工作，想着群众，唯独没有他自己。连续几年的春节，他不顾自己脚骨粉碎性骨折留下的病痛，登门去组里的每个同志家探望，哪个同志家有了困难，他都主动找有关领导和部门反映。和他一起工作过的同志一谈起崔洪松，都为之动情，他们说：“这样的老党员、老干部，够格，我们佩服。”    

崔洪松同志的事迹为一汽广大职工树立了一个老干部高风亮节的光辉形象，也将永远激励更多的青年同志象他那样去工作，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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