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苏文成，今年60岁，1949年参加革命，曾任南京军事学院战术教员。1970年“病退”回京，1983年改办离休。我从一个血气方刚，过惯了轰轰烈烈军事生活的战术教官，转眼间就成了一个无所事事的平民百姓。在经过激烈痛苦的思想斗争后，我坚信：一个共产党员，如果他是一颗好种子，不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有群众，就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我决心开始新的生活，立志将自己的后半生奉献给基层政权建设。我从1977年至今，一直担任北京市朝阳区三里屯街道南楼东居委会党支部书记。这里是50多个国家驻华使馆的集中地，有人比喻它为“政治特区”。南楼东区是50年代建成的，有23栋旧楼，700多住户，2300多居民。14年来，我把自己的心血倾注在这一新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去尽一个共产党员应尽的责任。
一、立志扎根在街道，艰辛困苦不动摇
我开始工作时，十年浩劫刚刚过去，派性尚存，工作难度大。有人讥讽我说，一个当兵的跑到一帮老太太、家庭妇女中打交道，有他好看的。我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团结了一批党员和积极分子，我们提出“发动群众治‘穷’、治‘乱’，为居民办实事，办好事”。那年冬天，为了解决居民生活困难，我决定先筹建一个塑料加工厂。在一无资金，二无材料的情况下，要办工厂谈何容易。有的人说，现在正是天寒地冻，等有了钱，天暖和了再说吧。可我想，万事不能等，我说：“困难再多也不会比办法多，好事是等不来的”，我四处奔跑，八方求援。在抗美援朝时留下弹片的腿伤作痛和肝病发作时，我硬是咬牙撑着，一天18个小时在外面跑，家里家外都说我要疯了，三个孩子，在家顿顿吃剩饭，两个不幸食物中毒，我也顾不上，就象着了魔一样。经过整整一个冬天的奋战，塑料加工厂终于在1978年春天正式投产了。首战告捷，当年获益，20几个人，人均产值达150元。这么一个街道小厂，在那个年月是很振奋人心的事，每人每月增收50元工资，使一些困难户的生活有了改善。这一成功，使很多人看清了居委会在建设地区、服务地区中的重要作用。接着，我带领居委会一班人趁热打铁，几年功夫在小小楼群里又办起了废品收购站、新华书店代销点、托儿所、小饭桌、红医站、电话室等20多项利民便民服务项目，安排了40多名闲散人员就业，既方便了居民的生活，也为居委会积累了一些资金。应该一提的是我们这里的公用电话室。一间小小的电话室，连接着几千人的心，连接着四面八方，连接着人们的工作、生活、社交。我们挑选了责任心强，说话和气，耐心细心不怕劳累的人到电话室工作，搞“微笑服、“全天候”服务，不管刮风下雨，严冬酷暑，只要有电话，不能不传，不能迟传，不论公私急事，一样对待。电话员对楼内90%以上住户的情况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居民路过电话室门口，电话室人员都能叫出姓名，并能知道他上什么班。人不在家，电话来了，记在本上，等人回来及时相告，居民群众反映，“简直太方便了”。《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报道了他们的事迹，市电话局也多次给予表彰。
居委会的工作千头万绪，许多事做起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有时贯彻上级有关政策，要触犯一些人的利益。比如，拆掉楼前楼后小型违章搭建物，就要做许多工作，还难免有人说三道四，甚至骂娘。遇到这种情况，我一是耐心说服教育，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二是要有博大胸怀，我想，让人骂两句娘就受不了，不能忍辱负重，还算什么共产党员，要做群众的知心朋友，就要经得起挫折和屈辱。有一位居民，辞掉了全民单位工作，到一家“皮包公司”任业务员，清理整顿时，这家公司被取缔，他失了业，多次扬言要制造事端。今年大年初四晚上10点多，手提铁锹到我家给我“拜年”，一边要酒喝，一边蛮横地说：你不是共产党的书记吗，赶快给我安排工作。他推倒桌椅，打碎器具，一直闹到凌晨4点，我老伴本来身体不好，连气带吓一个多星期下不了床。后来，我不但耐心说服了他，而且还为他找到了工作。我真是甜酸苦辣什么滋味都尝过了。
改革开放以来，街道发生了巨大变化。有不少好心人找我说：苏大爷，现在的行情变了，“老黄牛”掉价了，趁这个机会跳槽吧，去个公司，好歹就弄他个300、500的。有人看上了我们这地段，愿出大价钱租房搞买卖。这些都被我一摇头，一挥手拒绝了。居民们对我说：老苏，您是我们的带头人，可不能丢下我们不管哪。我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我绝不是那种图实惠的人，居委会虽没什么油水，但干起来带劲，这里的群众需要我，我也需要这里的群众，我宁愿一生清贫，也要为南楼东区居委会的建设献满腔热血。
二、为居民分忧解难，为街道建设谱写新篇
十几年来，我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感，为国家分忧，为群众解难，我同居委会同志们一起，为居委会描绘一幅“安民”、“乐民”、“便民”、“富民”的蓝图。我们利用委会多年积累的资金，坚持群众需要什么就办什么的原则，采取滚雪球的方式，以多补少，以余补缺，分别轻缓急，一个个地解决居民生活中的几大难题。
幼儿入托曾经是整个社会较为突出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双职工，孩子不能入托，只能轮流请假在家看孩子，耽误了工作，家庭生活也受到影响，十分烦恼。我们虽然早就想解决这个问题，但一直苦于没有地方。后来，我同居委会干部商量，决定腾出党支部办公室，支委们挤在一间屋里办公，我们挤一点，让群众乐一点。一下子解决50名婴幼儿入托，大大方便了群众。年轻的爸爸妈妈们高兴地说：“你们居委会真是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啊！”
有一个时期子女就业难，家长们忧心忡忡，待业青年也感到苦恼、徘徊，四处游荡，我心里非常焦虑。我觉得为社会分担责任义不容辞，不能把这些孩子全推给政府安排。经过多方联系，我们租用了一幢居民楼的地下室，联营办起了招待所。现已发展为自己经营的青年旅馆，安排了待业青年百余人就业。群众形象地比喻青年旅是我们地区待业青年的“锻炼点”。
这几年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提高了，生活内容也不断充实，生活节奏加快，居民区内的各项服务设施和服务工作，也应跟上形势发展，我们就在增加服务项目和健全服务设施上下功夫。由于城市人口不断向老龄化发展，老年人的抚养问题显得日益突出起来。他们中有孤寡老人，有病残老人。帮助他们过好晚年生活，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
1989年，我们筹集资金12万元，开始兴建托老所——怡乐园。在市、区政府的关怀和支持下，1990年4月投入使用。托老所使用面积为
经过几年的奋斗，我们的居委会工作已发展得“五脏俱全”，“成龙配套”。吃有饭馆；住有旅馆；老有怡乐园；小有托儿所、校外有活动站；通讯联络有电话室；想做衣服有加工部；保健医疗有红医站，另外还有报刊代销点，铜废品收购站、存车处等服务设施。人们下班回来，存上行车，打听一下是否有电话，接回小宝宝，买点方便食品，居民区的生活谐调、安宁、祥和、方便。
三、抓好精神文明建设，关心青少年的成长
在居委会工作中，我注意抓物质文明建设，又抓精神文明建设，做到两个文明建设一起抓。开展帮教挽救失足青少年的工作，是我们居委会工作的重点。有个失足的，年，上中学时就因打架被拘留、少管，后因持刀行凶被强劳，人称是个煮不烂、蒸不熟、油盐不进的人，外号叫“牛筋”。他刑满释放后找不到工作，自暴自弃，扬言要卖孩子。我几次登门家访，“牛筋”不是不开门，就是存心给我白眼看，有时甚至被他奚落一番。我不灰心，我认为，只要心诚，石头也会开花。经过多次登门，和他谈生活，谈家庭，谈他走过的路，他有所觉悟。我又骑着自行车到处奔波，替他找工作。当我让他去工厂报到上班时，这个打架时头破血流都不哼一声的“牛筋”，竟然失声痛哭起来，逢人便说：“我从小死了父母，没有亲人，苏大爷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如今，他那股子牛劲用在了生产上，连续几年被评为先进生产者，真是换了一个人。我的体会是：失足青年也是有情感的人，千万不要遗弃他们，只要同他们交知心朋友，象亲人一样关心他们，温暖他们，就能春风化雨，使他们番然改悔，重新做人。
我们居委会，经常开展健康有益的活动，促进建立社会主义人际关系和新的道德风尚。如
我在居委会工作了十几个年头，说真的，苦没少吃，累没少受，但是正象马克思说过的：战斗就是幸福。我一名共产党员，为人民工作是无止境的。我现在仍在思考，居委会究竟应该办成一个什么样子。我只想在街道工作中当一个改革者，为基层政权的建设，奉献自己的一切。
这些年来，党和人民给了我很多荣誉，我多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被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并被授予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奖章等。但我要说的是：昨天已经成为过去，我要在有生之年，为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奋斗，永远无愧于一个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