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肇元同志今年68岁，1946年入党，1982年离休。在“共产党员应自觉奉献”的使命感驱动下，他同疾病顽强斗争，在“乐器学”领域辛勤耕耘，参与编译了多部音乐专业辞典，填补了“乐器学”的空白，成为目前国内专攻“乐器学”的专家。他多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1988年获北京市“老有所为精英奖”，1989年，出席了全国“老有所为精英奖”表彰会，受到江泽民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

度晚年不甘寂寞，立壮志一心“铺路”

关肇元同志从1956年起，就在北京乐器厂担任技术副厂长，为发展乐器事业做出过重大贡献。1973年，罹患肺炎，翌年又发现直肠癌，一年内做了3次大手术，切除肛门、直肠、结肠20多厘米。从此腹部挂上了假肛门和粪袋。腹肌一道二指多宽的通长刀口多年不愈合，养病期间又摔断右腿，至今行走不便。但是他并没有悲观失望，他说：“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是赶不上了，但日益兴旺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我是一直热切地想多看看。”乐观的精神和适当的锻炼，使他的体质逐渐增强，1980年他又回到了工作岗位。1982年，由于病残之躯难以适应正常紧张的工作，他响应号召提前退了下来。刚离休时，他也想象有些人那样安度晚年，就在香山租了两间房，在环境优雅的庭院种花养草，编筐织网，一天倒也忙忙碌碌，可是却填补不了内心的空寂和失落，早晨看到别人急匆匆赶着上班，心里就羡慕的不行。他再三思索，为什么闲不住心里还觉得空虚呢？他越来越认识到：“人应该对国家对人民有用，活着才有意义，只有做于国于民有益的事，生活和精神才会感到充实。做为一名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应站在时代的前列。”身体不行，脑子还灵，他不甘心无所作为地了此残生，决心要力所能及地为党为人民做点有益的工作。

他为自己选择的后半生的奋斗目标是：“继续为我国的乐器事业做点贡献。”他谢绝了亲朋好友为他提供的“挣大钱”的多次机会，潜心研究和翻译有关乐器生产技术和科研成果的信息，为专业报刊义务撰写稿件，为生产厂家提供书面建议和参考资料。他通晓多国语言，通过接触国外的科技资料，他发现英、俄等语种的乐器资料相当丰富，而我国在这方面却十分贫乏，比如至今我国较为流传的一部主要音乐辞典，还是台湾版的，且谬误百出。除50年代他翻译的那部《钢琴制造》以外，我国还没有一部系统介绍乐器制造的专业书籍；国外已形成“乐器学”的科学体系，而我国基本上还是空白。大量的外文资料中的专业术语尚无译名，可供我国专业人员和业余爱好者学习的参考书籍极其缺乏。   

一个大胆的想法逐渐在老关脑子里形成了：向“乐器学”这个在中国尚无人问津的领域探索前进。“乐器学”是一门新兴的综合性学科，它广泛研究自古以来数万种乐器的起源、发展及演变，涉及到历史、考古、音乐学、人文学、民族音乐学、声学、力学以及乐律、演奏性能、技巧、流派和曲目等等诸多方面的科学和领域，是一个浩大的系统工程。困难重重，身体能否承受如此重负？但他决心已定。他说：“我不想在这方面有什么大的建树，只求通过自己的努力能为后人添上几块铺路的石子。”

抱残躯辛勤耕耘，填空白苦心孤诣

老关同志的计划是先编一部《英汉乐器辞典》，以填补我国无乐器类专业书籍的空白。他首先碰到的困难是要用较多的精力去复习外语和积累一些有关学科的基础知识。清晨，他到公园和早读的年轻人一样，迎着初升的太阳大声朗读外语单词。为了争取时间，他乘车、走路、吃饭，甚至上厕所都在复习外语单词和琢磨术语的含义。他工作起来经常忘记自己是个病人，为了弄清几个无译名的外文名词术语，不得不频繁跑图书馆查找资料，为了减少无处清洗假肛门的痛苦和麻烦，提前一天就要控制饮食。有时，他为了完成一天几千字的写作计划，连续伏案就感到头晕、耳鸣、眼冒金星，难以支持。虚弱的身体和他的著书规划形成反差，他明白，拼消耗不是长久之计，还必须增强体质。

在刻苦钻研的同时，他积极参加了各种体育活动，并成为老年体育的骨干。他参加的门球、乒乓球、钓鱼、克朗棋等项目，都曾获市、局或厂级优胜。还担任了多项运动的教练、裁判和总公司、总厂的门球协会及体育运动会的正副主席，多次被评为优秀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并获国家三级门球裁判证书，1990年又获全国老年体育工作先进个人光荣称号。体质增强了，工作效率也大大提高。

老关同志编写《英汉乐器辞典》的消息传出后，音乐出版社特地邀请他撰写了我国第一部较高水平的音乐辞书《实用音乐词典》的乐器条目，还请他审改了《音乐译名汇编》（六国文字对照）的乐器部分；翻译、撰写了《牛津简明音乐辞典》和《简明音乐辞典》的乐器辞条部分。这几部辞典大都已出版发行。

1987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音乐卷》乐器与演奏分支的主编孟教授，看了他在《乐器》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两次专程来到他家，恳切地对他说：“《音乐卷》的编纂工作已进行多年，但有些大条目至今国内找不到合适的人写，想请你来完成这些条目，以便《音乐卷》早日出版。”他深知这项工作的艰难程度，用不足万字，把古今中外乐器一大类概括清楚，谈何容易！他也曾担心接下来工作太紧张，身体吃不消，但听说这些内容尚属国内空白时，强烈的责任感使他不能推辞。他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耗费了比一般稿件多十几倍的精力，编写完成了“弦鸣”、“体鸣”和“膜鸣”三类乐器词条。而后又改写了“气鸣乐器”和“中国鼓”类条，以及部分问题较多的稿件，对他的学识和工作成绩，专家们给予了高度评价，增补他为该分支的副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卷》已于1989年出版。

1988年，老关同志开始了大部头著作《世界乐器》的编译，在《乐器》杂志上已连续发表两年多，还需要一年多才能刊完。他撰写了《乐器科学分类法》和《为乐器正名》两篇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专论，受到我国乐器界的重视。

1988年下半年他不慎摔断了左手腕，1989年4月一直悉心照料他生活的老伴又突发心肌梗塞，抢救了30多天，身体的不良状况和沉重的家务负担，给他的写作带来更大的困难。但是强烈的使命感又使他不能停下来。他很少和人说起是怎样忍着病痛坚持写作、顽强拼搏的。没有人说得清他付出了多少艰苦的努力，才战胜疾病折磨、克服生活困难而呕心沥血著书立说。只有伴他度过了将近10年不平凡日月的那张写字台和一摞摞手稿、一本本辞书可以向你诉说。

讲奉献不图报酬，尽义务分文不取

关肇元同志说：“共产党员在晚年的生活中，也要释放炽热的光和热。”离休多年来，他先后谢绝了广东老家请他回乡从事贸易或刊物主编的邀请，谢绝了出版社的编译或翻译外文著作、有丰厚报酬的约稿，专心致志地从事“乐器学”的研究与写作。他为市文联儿童教育中心撰写了44篇科普知识稿件，分文不取。他还经常为专业工作者和业余爱好者进行义务咨询。他的经济条件并不宽裕，老伴常年患病，家庭生活十分俭朴，他自己的大部分收入还要用于购买国内外各类技术资料和参考书。为什么这样做呢？他说“我能为国家的‘乐器学’领域填补一项空白，是无法用钱去衡量和取代的。”

1989年，获得过国际提琴制作金奖，被国家授予“提琴制作大师”称号的中央音乐学院郑荃教授，准备申请霍英东教育科研奖励基金会的科研奖和研究基金。关肇元同志受国家教委的委托，为郑大师作出了具有权威性的技术评语。1990年7月，由捷克斯洛伐克为北京音乐厅制作的价值350万元的管风琴安装完毕。这堪称是世界最大的乐器。足有三层楼高，有几万个大小不等、形态各异的零部件。对它的技术性能、发音原理知道的人甚少。谁能代表中国在交接书上签字呢？全国乐器检测中心的同志请来了关肇元。那正是“七月流火”的日子，整整7天，他拖着病残的身体，在管风琴内爬上爬下，逐个零件测试检查。是他代表中国在检测书上签字。这些他都未要任何报酬。

顶恶风力排浊浪，教子女旗帜鲜明

关肇元同志在全身心的投入著书写作时，没有放松自己的政治警惕。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到来时，他正照料病中的老伴和身边的小外孙女，出门的机会并不多。但风浪也波及了他家，波及到在外地和国外的子女。面对家人和邻居有人受谣传蛊惑煽动而不辨是非，他经过冷静的反复思考，和老伴商量要坚决把住两条：一是无论遇到什么事，都要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根据事实做出分析和判断；二是无论发生什么事，都要坚定地站稳共产党员的立场，维护党的尊严，理直气壮地站在党的立场上讲话。他把在北京的3个子女召集在一起，向他们讲了动乱于国于民的危害，并列举种种迹象说明学潮中的一些做法的反动性、破坏性。他旗帜鲜明，毫不客气地向家人严正声明：“谁要是不听劝告卷进去，那就得考虑咱们以后的关系了。”在那些日子里，他几乎每天打电话给市内的子女，嘱咐他们站稳立场，不要卷入，还不断地给在外埠和国外的子女打电话和写信，向他们说明事实真相，阐明自己的观点，并给在美国的女儿、女婿寄去了报纸上公开发表的陈希同市长的讲话，让他们相信党和政府，不要轻信谣言。在他的鲜明立场的影响下，他们全家十几口人，无一人卷入那场风波，在市内工作的儿子、儿媳和女儿不怕讥讽、攻击和威胁，立场鲜明，帮助受困的解放军，阻止游行声援，受到了单位和组织的表扬。在广东省工作的女儿因政治立场坚定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关肇元同志有着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和对党的无限忠诚，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展示了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操和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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