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李品珍，是广州铁路局离休干部，今年80岁，1937年11月参加中国共产党投身革命，1976年从广州铁路二中副校长的岗位上退休，1982年改为离休。

老同志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后，都会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离退休后做什么？应当怎样度过自己的晚年？我常想，作为共产党员，在没到马克思那儿报到之前，就应当继续为党和人民做些有益的工作，努力实现自己的入党誓言——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我抱着这个信念，从退休开始，就经常到学校、工厂、农村给青少年讲共产主义人生观，给教师讲为人师表，志洁行芳，给党员讲共产主义信念，为单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1981年，我的家乡湖南省宁乡县邀请一部分老同志回乡撰写《宁乡人民革命史》，因我解放前曾在家乡任过地下党县委书记，也被邀请参加。阔别家乡四十载，看到这个原来山青水绿的地方，由于多种原因，森林严重破坏，到处成了光秃的山头，变为长江流域水土流失最严重的27个县之一，每年因水土流失造成粮食减产5千万斤，心里很是不安。在写史的三年中，我们常常思考一个问题，老同志既要写好地方史，为后代留下精神财富，同时也应写好自己的晚年史。解放前，我们闹红色暴动，为的是解放人民；如今能不能从事绿色事业，造福人民？我和原湘中游击队一支队司令员、原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姜亚勋，宁乡县顾问陶季斌等几位老同志萌发了绿化家乡的念头。1984年初，《宁乡人民革命史》出版了。正好这时候，中央发出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更坚定了我们的信心。当年4月，经我们反复商量，由我和姜亚勋、陶季斌三人牵头，分别写信给各地宁乡籍的老战友，动员他们一起来参加这一造福子孙的事，信中明确提出：自带行李、自带钱粮、不要国家一分报酬。很快得到大家响应。姜应钟、范志坚、杨兆丰、何道山、刘日升、我和姜亚勋等同志很快自愿从黑龙江、新疆、江西、广州、长沙以及县城和附近一带的同志聚到一块。在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支持下，我们成立了一个由离退休干部、老游击队员等16人组成的“老战士林场”。

我搬着简单行李离开广州时，女儿拉着我说：“爸爸，你年逾古稀，那儿艰苦，就别走了”。老伴也在一旁悄悄抹泪，担心我的身体。有人不解地说，要找活干，广州多得很，报酬也很高。对我放着福不享去受累，放着城市不住钻山沟，放着大把钱不去赚却分文不取地去义务植树不理解。我想，人不能只为自己活着，只为享受活着，当年我们闹革命，并没想到享清福，我是受党教育多年的老同志，一定要和战友们一起为党、为人民、为家乡办成这件好事。当时我们十几个老同志中年龄最大的已78岁，最小的也近花甲。

我们的老战士林场，距县城70公里，其中有十多公里还不通公共汽车。刚去时，我们租用了偏僻的新桥村一个下马的、破漏不堪的瓷厂的一间房子，条件很艰苦。没有床板，我们就用木条搭起简陋的床铺，十来人挤在一间多年没人居住，散发霉味的小房中，雨天屋外下大雨，屋内下小雨，我们只好夜里接漏，白天修房；没有电灯，我们就围着一盏小油灯学习，畅谈晚年的理想和追求；用水不便，我们就到山坡下小河沟去挑；远离市镇，就自己种菜；一日三餐粗茶淡饭，每餐伙食费仅二角钱，过着当年打游击般的生活。

植树造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对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老同志，一是要付出很大的体力；二是要有一定的资金；三是周期长，见效慢。一开始，我们就包下了723亩荒山：在偌大一片荒山上植树，要挖12万个70公分见方的树坑，我们早出晚归带头干。一次，七十多岁的姜亚勋在挖坑时心脏病发作，几乎昏倒，我也累得腰酸背痛。冬季是植树的大好季节，当人们忙着采办年货准备过年时，我们没有离去，而是顶风冒雨，坐着手扶拖拉机到几十里，甚至上百里外运树苗，树苗拉回来后，又一处处分送下去。雨后的乡间公路坎坎坷坷，车上像筛糠一样，一天下来骨头像散了架，夜里躺下怎么也睡不着。刘日升同志在一次联系树苗时，没找到汽车，他天蒙蒙亮就出发，到半夜湿淋淋回来，一天步行120余里。

1985年我们种下723亩湿地松后，1986年，扩大到2040亩，1987年又扩大到3140亩……1986年入秋后，湘中一带旱情严重，五十多天烈日当空，田野里禾苗卷了叶，林场树木也耷拉着头。我一连十多天带领大伙从河里挑水抗旱，终于保住了幼苗。林场的同志见我和姜亚勋年龄最大，不让我们再干重劳动，要我们抚育树苗、施肥、喷药、巡山等。但我们不管重活轻活，都争着去干，并尽可能干得好一些。林场分布在方圆三十来里的一百多个大大小小山头山坳，近点的有六：七里，远点的有二十来里。我养成一个习惯，不论风霜雨雪，烈日骄阳，每天都要走上十几里或几十里，到山上看看，哪一天不去，心里就不踏实。七年来，我有六个春节在林场度过，有一个春节，我还让在广州美术学院工作的女儿、女婿来农场过节。大年初一，我带他俩跑了二十来里看我们老同志栽下的林木，孩子们终于理解了我们的行动。一次，我和姜亚勋见到村上的道路被雨水冲坏，行人车辆很不方便，我们俩个老头就一担担从河里挑沙填好。附近农民见我们老同志这样干，很受感动，有的也义务帮忙挖树坑，有的仅拿一角钱挖一个树坑的最低报酬。植树造林见效慢，尽管我们老同志不要报酬，但是，购买树苗、农药、肥料等必要的资金可是不可少的。开始时，我们动员宁乡籍老同志筹集了一万余元资金筹办林场，后来政府和有关部门给了我们一些投资和贷款，我们就将个人集资的钱逐一退还。我们对国家的这些投资，用钱如用血，从不乱花一分一厘，全用在植树造林的刀刃上。1986年初春，我们发现梅园个别梅树被白蚁蛀死，请人来治要七百元，到长沙白蚁防治所求援也要400元买药水。我想，林场处于艰苦创业时期，小范围治白蚁要这么昂贵的代价，将来搞大面积的防治如何承担得起？后经四处打听，了解到有一种“埋树桩诱杀”的灭蚁方法，灭蚁粉只有广州有卖的。恰巧，这时铁路局要我赶回广州参加离休干部理想纪律巡回报告团。为了尽快灭蚁，为了给林场节省开支，我立即赶回广州，购买药粉、喷管后，第二天又坐了又挤又热的硬座车回长沙，到长沙后换乘公共汽车赶了110公里路，又马不停蹄地步行20多里到林场。在广州时，老伴说什么也不让我马上走，说我不要命，总有一天会累倒。回林场后，大伙也要我歇一两天，莫赶得太急怕出事，可第三天我又赶回广州，准时参加了报告团。四天里，我日夜兼程二千多里，要说累，确实很劳累。我已是七、八十岁的人了，为党工作的时间不多了，心里总想把时间抓得紧一些，为人民多办一点事。当我看到18元的药粉治住了蚁害，并且药粉还可用两年，找到了大面积防治白蚁、既实用又经济的办法，心里格外舒坦。七年来，我离开了广州三房一厅的舒适家庭，离开了老伴和子女，长期生活在农村。我自己出钱修理房屋、购置家具、买烤火煤、订报买书。林场其他的老同志外出联系种树等事的差旅费，也都是自己掏矮包。我常往返于广州、长沙、宁乡、新桥，除铁路局关心，给我开了一张广州至长沙的免票外，从长沙到宁乡、到新桥的车费、旅馆费都自己掏。有时为了节省旅馆费，就借宿在朋友家。一次，路经长沙已是晚上九点，我到一位熟人家里投宿，可他家里来了亲戚，当我正要离去时，另一位串门的同志执意要接我到他家去住，我硬着头皮在这位素不相识的同志家里住了一晚。我享受厅局级待遇，离休费比林场其他同志高些，可在广州我还有87岁的岳母要接济，距林场百里老家有近百岁的母亲要赡养，一份离休费三处牵扯，还是比较拮据的。我认为，钱是为了养活人，人不是为钱而活着，拿人民的薪金就应当为人民做出奉献。为了植树，我先后贴进去四千多元。林场其他老同志都坚持用革命战争年代那股劲、那股精神要求自己，因公出差也十分勤俭，总是要找价钱最低的旅馆和房间凑合。离休干部、39年参加革命的老游击队员刘日升，儿女家里的条件都很好，可他离开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担任林场场长，不要林场一分钱报酬，为植树造林日夜奔波，还贴进去一千多元。林场负责人姜应钟从江西易地安置到宁乡县城，他放下三房一厅的房子不住，老俩口子搬着铺盖卷来，长年生活在简陋的林场，几年来，他为植树贴进去两千多元。林场会计何道山谢绝学校每月80元聘请，坚持义务管理财务。大家以林场为家，有9位同志的老伴也自愿到林场生活，跟我们一起学习、工作。我们老同志为什么能坚持战斗不图名利呢？说一句简单的话：就因为我们是共产党员。

为了不走过去“年年植树不见林”的老路，我们广泛发动群众护林，讲明造林造福桑梓、造福子孙的道理。为了宣传群众，七年来我走遍了宁乡县，先后向学校师生、乡村干部、工人、农民作了上百场报告，听众约四万余人。一次梅园新栽的梅树被人拔走八株，经四处查找，原来是井冲乡一位姓姜的孩子拔去种在自己家园子里，我们去到姜家，没简单罚款了事，而是向其父子讲明这么多老同志来植树造林的意义。末了，我说，按章要赔10元，我们宣传得不够也有责任，出一半5元，并表示愿当小孩的校外辅导员，姜家父子很受感动。后来这个孩子成了好学生，还当上了林场义务护林员。还有一次，梅园的树苗被牛吃了，梅园负责人何振球牵着牛来找我，说看怎样罚，我劝他将牛牵到园外喂饱后送回主人，就说：“你的牛闯进梅园，我怕踏坏梅树，牵出园外喂饱了还你，请不要再放进园内。”何振球不解地说，下次再来怎么办？我对他说。照样办”，一次两次，直到他明白这个道理，我们的诚心会感动这些“上帝”的，动不动牵牛罚款会引起群众不满。这些年，我们就是用这种充满友善、相互理解的方法处理这一类事情。结果还真灵，渐渐，放牛踏青啃苗的没有了，割草时顺手砍树的没有了，村村舍舍当义务护林员的老人孩子多了。一次山火，就是被团山村村民刘春材及时发现扑灭的，绿色事业已成为广大群众共同的事业。

为了搞好封山育林，就得解决农民的燃料问题。为此，我们到处联系，找到了燃煤来源，积极帮助农民解决了少柴缺煤的困难。我们先后在新桥、五里堆、金莲建了三处煤栈，又跟车到几十里外装卸煤，自己动手过称出售煤，不论逢年过节，还是白天黑夜随叫随卖。由于我们按成本出售，远近几十里的村民都愿来买。几年来，我们售谋600多万斤，尽管没有盈利，可大大小小山头一片青葱，封山育林见到了成效。

经过七年的努力，我们老战士林场共植树4115亩、如余万株。其中用材林3600多亩，约37万株，主要品种有湿地松、杉松、泡桐，还有梓树、樟树、楠木等共19个品种。目前，湿地松脚已经达到40多公分，5至6米高，泡桐树大的有10米多高，已经成林，这些树按每棵30元计算，总价值可达1100万元。我们还栽有果树514亩，有梅、捺李、板栗、枣、桃、柿、柑桔等十余种，梅、捺李、板栗已先后挂果，预计今年可收入一万余元，三、五年后年收果可达50万斤，到盛果期就更多了，这是讲经济效益。至于生态效益，农民得到了现实的好处：七年前这儿处处是荒山秃岭，河里没有鱼虾，山上没有鸟兽，春天很少蛙鸣，夏天很少萤光。如今树木长起来了，郁郁葱葱，树缝里的茅柴也长起来了，解决了农民烧柴的困难，农民高兴地说，感谢老战士林场，几十年没见过这样好的茅柴，现在又有了！水土流失制止了，大雨过后农民就讲，感谢老战士林场，雨过天晴河水清，从此不再喝黄泥水。如果问他们还有什么呢？他们就高兴地说，山上清泉水四季清，再没有入冬即枯的枯井；山上有了猫头鹰，有了野兔，春天多了呱呱的蛙鸣，夏天多了闪闪的萤火虫，山村更加美丽了。我们植树造林，为农民群众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使当地农民逐渐认识了造林的好处，看到了山区脱贫致富、发展经济的新路子，从而带动了周围农村乃至全县农民的植树造林。七年来，堆冲乡消灭荒山5千余亩，农民植树就达40余万株。去年春天，光井冲乡新桥村就植树1万余株。从1986年起，林场所在的井冲乡、五里堆乡和宁乡县多次被评为长沙市植树造林先进单位。如今宁乡县还成了全省27个绿化达标县之一。这充分说明，我们老战士林场的工作是有意义、有成绩的，老同志们付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

我们的事业得到社会各方面的支持，有的从精神上给我们鼓励，有的从经济上给我们援助，有的还将节衣缩食的钱寄来。但也有一些说这说那，有的说：“这些老倌子有福不享，自讨苦吃，恐怕是先苦后甜想捞钱”，“这些老头，在城里住厌了下来游游山、玩玩水；十天半个月后还不是卷着行李回城了”，“现在人人想挣钱，哪有自带钱粮不要国家一文报酬，自讨苦吃的大傻瓜”等等。对此，我们以革命者无私奉献的实际行动，向人们证明，我们绿化桑梓，为的是造福人民。

七年过去了，我们看到了初步的成果，而我们的宗旨仍然是：自带钱粮，不要报酬，为植树造林作贡献，为造福子孙献余热。有人问我们，将来林场有了效益怎么办？我们说，老同志分文不要，创造的价值，首先还清国家的投资和贷款。其次我们打算：一部分用来筹建老年公寓；一部分用来为农村办学；一部分作绿化基金，奖励绿化祖国有贡献的人。我们林场门楣上有一副对联：“织绵绣河山富民富国，续峥嵘岁月树木树人”。

我们老战士林场，去年被湖南省授予老有所为先进集体：成绩的取得，归功于党和人民，也是林场全体老同志共同努力的结果，我只是尽了一个共产党员应尽的义务。我决心在有生之年，为了共产主义事业，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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