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能源公司淄博矿业集团，是个老煤矿区，历史上这里是一片红色热土。中国共产党建立后，“一大”代表王尽美、邓恩铭都来淄博煤矿开展过工人运动……
我在1928年的淄博煤矿罢工斗争中参加了工会组织；1936年，经张天民（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建筑工会主席）同志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40年，淄博煤矿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上级派我从华东抗大党校（驻沂水县）回淄博煤矿建立联络站。1942年刘少奇同志来山东视察。
4月的一天，工人联络员刘守先悄悄对我说：“上边传下通知，要你马上到临沭县朱樊村有要紧的事情！”
那时，《淄川炭矿》的日本鬼子正施行第五次“强化治安”，一个普通矿工拼着命干24小时，只能挣三斤橡子面或二斤豆饼。地下党组织的力量还比较薄弱，总共只有八个党员。
从洪山矿（现在的淄博集团机关）到朱樊村有九十多里路，道路十分难走。最使我伤脑筋的是从洪山到罗村这一段路上敌人岗哨密布，盘查很严，万一发生意外当天就赶不回来了……
就在这时，我听说明天有一小队日本兵要乘汽车去罗村，我忽然想出一计。
由于同志们的帮助，我搞到了一个《淄川炭矿》的“里工”牌子（那时工人分里工、外工，里工是固定工，外工是临时工）挂在胸前，打扮成一个炊事员的模样来到矿里，跟着日本鬼子爬上了开往罗村的汽车。
我一爬上汽车，日本鬼子就瞪着怪眼，把明晃晃的刺刀顶在我的胸口上问：“你是干什么的有？”
我从容不迫地回答：“在矿上的——做饭。”
“到那里去的？”
“到三坑去的。”（三坑就在罗村村外）
“你是不是八路的干活？”鬼子把眼睛瞪大了。
“土八路不敢来这里转悠，我的——做饭。”
敌人见我神情镇静，从容不迫，又戴着《淄川炭矿》的里工牌子，便收回刺刀不再理我了。汽车一直把我送到罗村，下了汽车我跟着鬼子去三坑转了个圈，借过机会溜出三坑便上了往东方的山路。
翻七岭，越八山，过了淄河滩，进了抗日根据地。朱樊，是一个有300多户人家的大村，我飞步走到村头，对站岗的战士说明来意后，那位同志马上领我到团部，刚进团部门口，许光明同志（淄博职工工作部部长）迎面走出来，他身后跟着一个我不认识的同志。许光明见我马上说：“守法同志来了。”并转身介绍说：“这是刘少奇同志。”
我惊讶地瞪大了眼睛，仔细地打量着刘少奇。他戴着一顶黑色毡帽，面孔削瘦，但精神很好，穿着蓝色的粗布衣服，脚上穿一双厚底布鞋，完全像是一个普通的农民。
少奇同志笑容可掬地紧紧握着我的手说：“你辛苦了，跑了这么远的路，累不累？”我连忙回答：“不累，不累。”少奇同志拉着我的手一直回到屋里，一位同志送来了茶水，少奇同志热情地让我喝茶，还问我饿不饿？我说：“不饿。”我接着又对少奇同志说：“我还需要当天赶回去呢！”
少奇同志说：“好，应当早赶回去，敌人统治很严，住下也不合适，喝点水，休息一下，简单地把你们那里的情况谈一下吧！”
我向少奇同志汇报了《淄川炭矿》工人受苦状况，敌人武装力量和地下党组织工作情况，少奇同志全神贯注地听取了我的汇报。
少奇同志问我，工人们有什么要求？工作有什么困难？我说：“兄弟们实在太苦了，大家都盼望八路军早些把他们解放出来。我又说，我在矿井下干活接头开会不方便，活动也受限制，最好能在洪山镇开个饭馆，我会做菜，这样，开展活动，救济工人都方便……”
少奇同志听后说，这样做比较好，但饭馆不要搞大了，免得引起敌人的怀疑。他指示淄东工作部的同志给了我50块大洋作活动经费，幷说，这钱作为你们的活动经费和救济工人用，从现在起，你们可以自力更生了……
我汇报完后，少奇同志说，“我们吃饭吧！”我知道，当时同志们的生活是非常苦的，但少奇同志还是叫人新摊了小米煎饼，买来羊肉、豆腐，用羊肉炖豆腐来照待我。当同志们把饭菜端到我跟前时，我的眼圈有些湿润了，党是多么关怀我们工人啊
当天夜里我赶回了矿山，把少奇同志的会见告诉了同志们，大家的情绪像火山一样沸腾了。
按照少奇同志的指示，我在洪山镇上开了一个饭馆，起名叫《玉来饭庄》。发展组织，秘密搜集情报，开展抗日宣传，组织工人掀起反抗斗争……
1943年，（民国三十二年）淄博大歉年，矿工们的生活非常困难，地下党支部便发动群众连续组织了几次抢煤、抢粮活动，特别在宣传抗日活动中，党员杨学胜利用晚上日本人在广场上放电影的混乱机会，把一条“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标语贴到一个日本兵的后背上，让他带回营房，敌人在大惊之后也知道我党地下活动又深入到矿区，《玉来饭庄》也引起了敌人的注意。晚上也发现被监视。当上级指示要我马上撤出《玉来饭庄》后，饭庄便遭到了敌人的围袭、破坏……
1964年，我曾给刘少奇同志写过一封信，汇报了我的情况，不久收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回信，幷来了两位同志访问了我，把我从事地下斗争保留下来的子弹、炒勺等八件实物收去存放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幷赠我一枚纪念章作留念。
“文革”中，我因这段历史遭到迫害，直到1980年刘少奇同志平反昭雪，我的“问题”才得以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