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响，我突然间碰到了六十年前的一位老同学，他如今已和我一样虽不怎么老态龙钟，但他那代表沧桑岁月的额头有许多许多层叠的皱纹，两眼角的鱼尾纹也特别亮眼。我们两也都已是将近八十岁的人了，若没有这次的突然遇面，可能在各自的记忆里，永远永远不会回想起在少年同学时的一段往事.
1984年秋,我因家中生活困难而无法交齐学费被迫辍学,临离开校舍时，同窗学友（也就是近日突然碰到的那位老同学）赠送给我一支自来水笔。那时的这种笔是一种较为奇缺之物。在各种文化用品较为单调的年代,谁若能在自己的上衣兜上别挂一支亮眼的自来水笔,真显得一个人多么的潇洒和富有啊!如今在人们的眼里,那支既陈旧又不美观的自来水笔,已被各式各样、各种材料精制的水笔而代替 。眼下又发展到元珠笔、中性笔，自来水笔的功能将要退出了它的历史舞台。甚至到了人们遗忘的地步.但这位老同学赠给我的那支笔，在和我相伴的岁月里,曾发生过一段难忘的回忆.
1949年秋，我带着这支笔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随后，这只水笔跟着我到过陕南﹑四川直至大渡河南﹑金沙江之北的原西康和云南边境地域。在随同我的过程中也和我一样经历了多次战斗的艰险,行程过万里。在大、小凉山的一次剿匪战斗中它永远的离开了我。
1950年秋，我部奉命去一个棉花地地方去剿匪，天麻麻亮时我连被向导领到这个在任何地图上都没有注明的地方。下山出沟，突然一座高十米左右的土碉黑忽忽的挡在了眼前，土碉背靠七十五度的大山，一边又是悬崖河岸，土碉所占之处，正是“一夫挡关，万夫非勇”的奇峻之处。在此时兴好只有我们连的二百多号人隐蔽在这一窄长的沟口中，而其它连和二营因未赶上我们急行走的速度，都向山顶向前运动,当敌人和我们接触后,枪声相互对应射击,这时发现为我们当向导的人趁着天还没亮之前早已逃之夭夭不知去向了，这时我们才知道这个向导是装扮良民的敌特，有意将我们引向我们并不熟知的沟口之处。
出发前当地政府曾派来了一位彝族兄弟为我们当向导带路，但在中途正好遇到他的阿爸，这位彝族老大爷在当时对大军还不太了解的情况下，硬是把儿子叫走。无奈之下，半途中又临时找来一个老乡做向导。谁知这是一个由敌特装扮的良民。战前我们的战斗部署是，部队到达目的地后不出沟口，首先占据沟口上方的山坡，居高临下将土碉之内的匪徒压缩在无法退辟之地后，再用各种火力封锁碉楼用强力爆破手段将这座敌碉炸毁，以达到全部利落的消灭敌人的目的，但事与愿违，我们已基本暴露在敌碉的抢眼之下，加之天已大亮，部队只能果断的组织全部机枪封锁土碉的各个射击孔，强行用火力压制，连长李洪同志在组织所有机枪封锁住土碉枪孔之后，让爆破手急快的在土碉一侧安放手提炸药包和牵拉好导火索，当这一切置放敌人于死地的战争手段准备就绪之后，连长李洪同志毅然下令暂停爆破命令。在这种及其残酷的战争环境下，在各自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我们的连长又为什么这么做呢？
我军不论在任何环境下都要按党和军队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行事,即使对敌人也要在激烈的战斗前事先进行必要的宣传工作，以防在行使战争手段时伤及到无辜和敌方的随从者。因此连长，在此行势下，向土碉内的敌人进行喊话说：“投降不杀，给你们出路，限你们在十分钟内做出回答。”
在这没有钟表显示的十分钟之内，战地内宁静的真有点吓人，二百多号人的呼吸声也能听出大半。等待﹑等待再等待，战士们鸦雀无声，过后好一阵子，连长李洪同志突然三步跨作两歩蹭跳在敌碉的门前，再次向顽敌喊话,让其放下武器，就在连长李洪同志话音即将闭嘴之时，土碉内从斜孔的枪眼内射出了一颗罪恶的子弹，击中了连长李洪同志的下颚，顿时鲜血直喷，此时代理连长（一排长站起来），紧急下达开火命令，子弹直击各个碉孔，掩护爆破手速快点燃握在手中的导火索，在导火索噗嗤噗嗤的连续冒烟中，数个手提炸药包紧接爆炸，霎时烟雾腾空而起，爆炸的威力将土碉的靠山半部炸毁，土碉的上部摇摇欲坠，腾起的雾带如似人们口吐的烟圈，一层又一层向上浮动，从炸开的碉楼下层数具顽匪的尸体横卧期间。虽然卫生员为连长李洪同志紧急包扎好了伤口，但连长已还是失去了宝贵的生命。
当太阳高空眺晒之时，部队接近到另一山头的避风之处，连卫生员和其他战友都为逝去的连长清洗遗体，全连二百多号人都为解放凉山而付出宝贵生命的连长而痛哭流涕，在万分悲痛的时刻里，为连长的牺牲，为凉山人民的解放，各自都表达了剿匪杀敌的决心，都在进行着再次作战的准备工作。
就在临时的战地休整之时，我很自然的摸了摸我揣在上衣兜中的东西，怎么一支笔直的水笔却在上兜内变得软绵绵的，我极快的将它从衣兜中掏出之后，我一下之便傻了眼，一支随同我几年的水笔竟然变成了装在笔袋内的一包渣，我呆呆的瞅了它几分钟之后，毅然很舍不得将它扔在了山坡的下方。
在战争环境下，部队允许你有支可爱的水笔，但决不允许你记载部队的行动和作战的一些事情，除专职记者外只能用笔代写家书什么的这是部队中一项铁的纪律。当我带着这支笔到部队后，一些战友都视我为一个小知识分子来看待。我曾以这支笔为骄傲，但今我又为它惋惜。
我所在的部队，每位战友都随身拥有五个套袋，即碗套、筷子套、皮带套、笔套和手电筒套。这些套带各有其用，如水笔套将水笔装在套内不会滑落出兜，腕套在行军中不易有磕碰的响声还可以将备用的饭菜装在其内，一双筷子将其装在套内之后可挂在皮带的腰间不会锉人，而皮带套更有它特殊的作用，那时我们的皮带均是用厚厚的牛皮制作的，使用中有时还给它抹一点油让其保持柔软，在那战争的岁月里，由于长期行军作战，人们大量出汗可渗透上衣和腰间，皮带受汗水之后和衣服接触，使腰间产生一圈红色的痕迹。所以，好多群众尤其那些小媳妇们用他们灵巧的双手用各种花线编制成各种套子在部队临时驻地或过路之地出售，在当时部队流动的情况，这五个套袋极为盛行。
我的这支水笔套袋是在进康之前从一个学生般的姑娘手中用一毛钱买来的，它用钩针钩成了美丽的花纹，将水笔装在之内后真显得大方和结实牢靠。但此时此刻我看了它的这么一种结局后，带着不是滋味的心情，只得和它永远分手。
几十年过去了，这支水笔的残体今天还可能仍然默默的躺在令人不知的山坡之下某个地方，然而这支水笔和我的情谊却永远的存寄在我的脑海中。在我将近八十年的坎坷历程中，战斗、战友、水笔等都始终交织在我的回忆中，这种真诚的回忆，记载着我在革命道路中的沧桑岁月，这些沧桑岁月较之他人不算是什么可贵的史料，而对我一个极为平常的人生而言，还是可以值得追忆和告知未来的人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