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刘士林，一九八一年农历十月十二日逝世。临终时留给全家一句话：“铁心跟党走”。这一遗言一直在我心头铭刻。在迎接建党90周年的喜庆日子里，这“铁心跟党走”的誓言,成了照亮我心灵的灯，点燃我信念的火。想到它，生命中便有了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的朝气蓬勃。
父亲是雇农的儿子，在旧社会房无一间，地无一垅。他的父亲和母亲都饿死在逃荒要饭的路上。他自己十二岁就给地主放牛，吃不饱，穿不暖，经常挨打受骂。
是八路军115师进驻山东后，他在乐陵县城的文庙里听了肖华同志的报告，明白了穷人世世代代所以穷，是受地主阶级剥削压迫的缘故，知道了中国共产党专为人民谋利益，民族要解放，穷人要翻身，子孙后代要幸福，就要永远跟党走。
当时，抗日战争的烈火在中国大地熊熊燃烧。日本鬼子的据点也安在了我们村中,父亲目睹了鬼子汉奸如虎狼，杀人、放火、抢夺，无恶不作的滔天罪行,也看到了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战士为了解救穷苦百姓，不怕流血牺牲的动人场面。斗争实践中,他逐渐了解了党,知道了那些人才能加入党、加入了党的人应该干什么？
1942年抗战进入最艰难的时刻,八路军在冀鲁边区的乐陵、盐山、庆云一带对付日本鬼子的反扫荡，打了一个又一个胜仗。为支援前线，冀鲁边区地下党组织要求周边十几个村送一批军鞋。当时做军鞋,一是危险，二是缺布料，是项很艰难的任务。鬼子汉奸只要从你家搜出军鞋,便以通八路论处,扬言统统砍头。临近的郑桥村有位交通员给八路军送军鞋，返回时被鬼子汉奸翻出了一张八路军打的收到条。鬼子汉奸将其绑在一棵大槐树上,用烧得红红的铁棍在他身上来回烫,烫得皮肉焦黑,烂肉外翻,血水一滴滴的往下淌。这白色恐怖，让一些乡亲有些惧怕情绪。此时父亲是村中“抗先队”队员，他一方面挨家挨户动员,讲心齐才能赶走小鬼子的道理；另一方面，他立志没进党的门,先做党的人，以共产党员要时刻准备着为党献身的大无畏精神，领着母亲带头做军鞋。他俩将家中的棉被拆掉，用被里做鞋面布，父亲纳鞋底,母亲管缝制,半月的日夜突击，仅俺家就上缴36双军鞋，时任某营教导员的陈德同志曾以“一家武装一个排”的赞誉给予表彰。在父亲的带动下，这做军鞋户户响应,家家突击,俺村一批就上缴了500余双。
父亲1944年入了党，此时立下了铁心跟党走的誓言。抗战时期，他是支前模范。当民兵为八路军站岗、放哨,冒着生命危险抬担架救伤员，多次将乡亲们集中起来的百家饭送到炮火连天的最前线：解放战争时期，他是搞土改积极分子。随大军南下，参加了安徽六安地区的剿匪和土改斗争。在一次进入深山剿匪时，冒着不时飞来的子弹,向被困的匪徒喊话，终使三个匪徒缴械投诚,归顺了人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父亲在桑园参加了速成识字班,学了些常用的汉字。他这个斗大的字识不了几麻袋的大老粗也成了国家干部，安排在县农业局农业技术推广站当科员。工资制后，每月领45元的工资。记得那时他每次回家，都穿一身中山装，骑一辆半新的自行车，人显得十分英俊威武。乡亲们都羡慕他，说他革命没白革，苦没白吃，以后有福享了。可父亲不这样想，觉得今天搞建设和过去打仗不一样，打仗不怕死就行，搞建设没文化不中，大老粗当官会误事，当误事的官不如为民好。他反复去找宋文清县长和县人事局领导，理由是“占着位就要能干事”、“党员要讲党的利益”。不管谁劝，都改变不了他那认准的事，八头大牛都拉不回来的犟脾气，自己硬是砸自己的“铁饭碗”。父亲1958年5月1日辞掉公职，回家当了农民。回到家后，父亲做的第一件事是将800元的安家费交给生产大队做入社股金，以后当起了不拿工资只拿工分的农村党支部书记。
一九六六年初秋的一天，突然来了辆吉普车将父亲接到城里。当时的一位负责人告诉父亲，说他出身贫苦，是老革命，又是社教中全县忆苦思甜的典型，还是一九六四年出席山东省贫农下中农代表会议的代表，让他担任县贫协主席。父亲寻问具体职责，得知让他带领贫协，联合其他群众组织，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去造原县委和县人委的反。此时，急性子的父亲顿时火冒三丈，把桌子一拍怒斥道：“造什么反，造旧社会的反我早就造过，要让俺造共产党的反，那没门！” 接着拂袖而去，摸黑步行20多里回到家。
提起这些事，有人说父亲傻，傻得都砸自己的铁饭碗，心甘情愿端这农村的泥饭碗。可父亲说：“你要铁心跟党走，就得傻一点，不然就做不到先公后私，先人后己。共产党员要为人民谋幸福，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多想多干对党有利的事，如当一心为自己打算的小精人，就不配做共产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