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光返照
1976年元旦，毛泽东发表了两首词，周恩来听后发出了轻微的笑声。周恩来又一次从死神手里挣脱回来，吐出微弱的“呜呜”的音节，会不会是要见邬吉成？
周恩来不管身体什么情况，每天必须了解国内外情况，以前是自己看国际简报、国内动态和参考资料等文件材料，后来无法坐起来，就按照文件密级和报刊分类，分别由秘书、卫士、医生或者是护士念给他听。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只要醒来，他的头脑都十分清楚，不仅认真地听，而且要求报纸上的大小消息都要念，边边角角的消息都不让漏掉。
12月份以后，周恩来进入时而昏迷时而清醒的状态，给他念报纸的赵炜开始有顾虑了，她知道周总理对未来的政治形势很关心，也十分担心邓小平能不能顺利主持工作。每天听报纸，一定是想从报纸中找到所需求的信息。而当时报纸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章铺天盖地，公开批评邓小平的搞整顿就是搞翻案，含沙射影攻击周恩来是背后支持者，如果这时什么都念给总理听，对他的精神一定会有负面影响。
于是赵炜将这个担忧告诉了邓颖超。
邓颖超也觉得赵炜的担忧有道理，她将张树迎、高振普、张佐良和赵炜叫到一起商量。大家都觉得总理在生命垂危时刻，尽量不告诉他任何不好的消息。邓颖超听了大家的意见，果断地做出一个决定：为了不给总理增加负担，新近的报纸就不要给他读了。
可是，不给总理读报纸也不行啊。大家要想个办法，既让周恩来听到报纸的内容，又不让他受到刺激。
邓颖超想了想说：那就念旧的吧。
大家想想也只有这个“善意的谎言”可以“骗”过精明的总理。
就这样，几位在周恩来身边工作时间最长，感情最深的工作人员，为让周总理走得安心，他们不得不造了一回“假”——把以前的报纸改了日期再读给他听。
但大家知道周总理心细过人，搞不好会发现破绽，如果那样，可能对总理会造成更大的感情伤害。就是“造假”也要造得天衣无缝。留在西花厅的钱嘉东、赵茂峰和纪东三位秘书担负起改报纸的任务。从国务院印刷厂借来同《人民日报》同样字号的铅字，将过去报纸上的日期改为当天的日期。这样的话，万一总理接过去看一看，也不会发现是过去的报纸。他们一般先看报纸内容，如果上面没有对总理不利的才修改日期。
大家就这样看“假”报纸、造“假”报纸、读“假”报纸，一直坚持到周恩来总理去世。
但也有一天的报纸是完全真实的，那就是1976年元旦。
元旦一早，已进入弥留之际的周恩来在似睡非睡中隐约地听到了电台的广播声，他知道是元旦社论，发表了毛泽东的两首词《重上井冈山》和《鸟儿问答》。他赶紧让赵炜将当天的《人民日报》找来读给他听。
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念奴娇·鸟儿问答
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
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这一回，赵炜不敢再拿假报纸读了，而是给总理念了当天的社论，当周恩来听到毛泽东诗词中“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时，嘴角抽了抽，绽出几丝笑纹。他虽然疼得额上沁满汗珠，仍然坚持示意把报纸放在他的枕边。
重病中的周总理显然十分欣赏这两首词，多次让工作人员念给他听。当听到工作人员将词中的字音念错时，他马上给予纠正，听到有趣之处，他还会轻微地笑笑，偶尔还议论几句。
后来大家才知道，两首诗词与邓颖超还有一段故事。
这个故事要追溯到1965年6月。
毛泽东结束了近三个月的“旅行”，带着他重上井冈山的感受与思考，也带着他在井冈山上新写的诗作回到了北京。
回到北京后，一次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外宾，邓颖超正好也陪同参加。活动结束后，邓颖超对毛泽东说，很久没有读到主席的新作品，很希望能读到主席的新作品。
毛泽东当时没有说自己已写新作，但回去后，觉得可以先将井冈山上写的两首词给邓颖超看看，于是他写了一封信，并附上他修改后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与《念奴娇·井冈山》，诗词初稿清样很快打印出来了，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清样只有词牌，没有词名，而且初稿清样与10年后正式发表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念奴娇·鸟儿问答》的定稿有许多不同，修改多达10处。
初稿清样原文是：
水调歌头
一九六五年五月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早已变新颜。到处男红女绿，更有飞流激电，高路入云端。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三十八年过去，抛出几泥丸!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湖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念奴娇
一九六五年五月
鲲鹏展翅，九万里翻起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民城郭。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
借问你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不见前年秋月白，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添牛肉。不须放屁！请君充我荒腹。
毛泽东的信是这样写的：
邓大姐：
自从你压迫我写诗以后，没有办法，只得从命，花了两夜未睡，写了两首词。改了几次，还未改好，现在送上请教。如有不妥，请予痛改为盼！
毛泽东
九月二十五日
这封字数不足60字的“短信”，不仅从毛泽东对邓大姐“没有办法，只得从命”的潇洒幽默语气中，感受到他们在战争年代结下的深厚友情，也从中感受到了毛泽东的谦虚、亲和的人格魅力。
其实邓颖超比毛泽东年纪小，因为邓颖超参加革命资历老，加之与周恩来是结发夫妻，党内外人士都喜欢尊称邓颖超为邓大姐，就连周恩来在家里也是用工作人员的口吻称妻子为“大姐”。久而久之，“邓大姐”便成了中南海里家喻户晓的称呼。毛泽东也顺其自然，习惯地使用了“邓大姐”这一亲切称呼。
在毛泽东给邓颖超写信的10年后，也就是1975年底，毛泽东决定在1976年元旦发表两首词，这两首词就是1965年9月给邓颖超看过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与《念奴娇·鸟儿问答》。
毛泽东此时发表这两首词，不正是毛泽东、周恩来、邓颖超这一代革命者共同的信仰与理想的表达吗？是不是毛泽东对近50年风雨同舟的战友送去的一份战胜病魔的精神鼓励呢？
尽管发表这两首词时，周恩来生命已经垂危，但给那间充满了浓浓药味的病房带来了不少欢乐的气氛，周恩来的脸上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毛主席的这两首词伴他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几天。
关于这个清样，邓颖超在1976年10月写下一个“注”。“注”是写在清样的下角，原文如下：
一九六五年夏，毛主席接见女外宾时，我作为陪见人，曾问主席是否作有新的诗词？我说很久未读到主席的新作品，很希望能读到主席的新作品。故在主席批送他的词二首的批语中用“压迫”二字。
这两首词，在今年正式发表，有几处主席作了校改。
邓颖超注
一九七六年十月
第二天，周恩来的身体像一盏即将耗尽油的灯，摇曳的生命之火发出微弱顽强的弥留之光，时断时续的昏迷，时断时续的清醒，使周恩来备受病魔的痛苦折磨。上午，他又一次从死神手里挣脱回来，微微睁开眼睛，嘴唇动了动，吐出非常微弱的声音。身边的卫士连忙伏身倾听，只听见一个“呜呜”的音节，再细细听还是这个音节，卫士费劲地猜测，顺着话音向几乎已经连摆头的劲都没有的总理提示一件件事情，总理见卫士说不准他的心思，神情渐渐焦急起来，又吃力地说：“邬、邬，钓鱼台的那个……”邓大姐在一边试着问：“是不是还有话要和人说？”总理微微地点点头。大家马上按“邬”的音在钓鱼台里排，咦——“会不会是邬吉成？”总理点了一下头。
邬吉成当时担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他住在钓鱼台，负责分管警卫二处，即外宾警卫，江青等人的警卫工作也由他负责。邬吉成肩负责任尤显重大。
中午1点，邬吉成正好在家，张树迎打电话给他，急切地说：“老邬，总理要见你，请你马上来。”
邬吉成放下电话，痛心、难过、伤感和激动一齐涌上心间，眼圈潮乎乎的：总理已经危在旦夕，还挂念着我？
他叫上车子就往305医院奔驰而去。“总理会和我说什么？临终之际还念念不能放下的一桩未了心愿会是什么呢？”邬吉成一路含着泪一路猜想着。
车子开得很快，一会儿就到了305医院，他三步并两步走，恨不得一下就跨到总理的床前。当他来到总理病房门口，却被护士拦住了，告诉说：“总理又昏迷过去了，你先到护士值班室等等，总理醒来我再叫你。”他失望地望了望眼前的门，只好独自在值班室里默默等待总理苏醒。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3个多小时过去了，总理还没有醒过来。正在万分焦急时，有人跑进来通知他：“准备一下，总理醒过来了，要见你，医生正在给总理治疗，马上就可以进去看总理。”
邬吉成激动地走到总理病房的门口。
可是总理没能等医生治疗完，便又一次进入昏迷状态，而且这一次时间更长。邬吉成从2日中午1点一直等到次日凌晨。总理一直没有苏醒过来。邬吉成非常难过地走出总理治疗的小楼，在寒夜里徜徉。这时他发现，邓大姐眼睛里布满血丝，显得很憔悴，也在楼外徘徊。她见邬吉成还在医院苦等总理苏醒，便叹了口气，委实不忍心直说总理已经很难清醒过来了。她只是叫邬吉成先回去，如果总理苏醒过来，再通知他来。邬吉成听邓大姐这样说，想想也对，便向邓大姐提出，想在门口再看周总理一眼。大姐答应了他的要求。
邬吉成又走进楼里的病房，蹑手蹑脚穿过外面的客厅，生怕惊动总理。到屏风边他止住了脚步，眼泪不知不觉地流了出来。
他想起最后一次见到总理是在1975年9月7日。那天总理会见罗马尼亚客人，邬吉成和以前一样负责警卫，陪同外宾一起来到医院。那时总理已经瘦弱不堪，说话的声音也十分微弱，但是总理特有的儒雅风度却丝毫未减，整个会见中总理的目光始终明亮慈祥，消瘦的脸颊上浮动着从容谦和的微笑……没想到4个月不见，总理英俊潇洒的容貌已经被癌症彻底摧毁，几根流动着不同颜色液体的管子连通着他昏迷不醒的躯体。能证明一息尚存的生命的，便是心脏监视屏上微弱弹跳的光点和随着呼吸而微微起伏的胸膛。
邬吉成痛苦地想：“总理，您找我要说什么呢？是命令我把钓鱼台那几个家伙装进网里，还是告诉我暂时忍耐等待时机？总理，您醒来吧，无论您让我怎么做，我都绝对服从。”可是，周恩来再也没有醒来。邬吉成默默朝着病床向敬爱的周总理敬了最后一个军礼。
周恩来临终前究竟为何要见邬吉成，成了无法破译的千古之谜！
不过，1976年10月6日在粉碎“四人帮”行动中，邬吉成作为参与者亲眼见证了那个大快人心的时刻。他当时就在内心默默告慰周总理之灵，“四人帮”再也不会横行霸道了，党和国家安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