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中，父亲被非法关押、批斗、刑讯，他接连向总政党委写了三封信，坦然写道——
“真金不怕火烧，不是真金烧掉更好”
李聚奎与女儿李卫雨合影
李聚奎与战友合影
我的父亲李聚奎1926年参加北伐军，1928年参加平江起义。长期革命斗争的锤炼，使他从一个普通农民成长为人民共和国开国上将。他们这一代人经历过太多的艰难困苦、生死考验，是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和振兴奉献了一生的人。
生长在这个家庭我感到幸运和幸福，这种幸运和幸福不是丰富的物质，而是在父母教诲下，我们懂得了怎样做人和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1、历经百战
“个人功绩最好不提”
父亲亲历过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和战斗战役，如红军反围剿时率部活捉敌前线总指挥张辉瓒和敌五十二师师长李明，长征途中率红一师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强渡乌江、金沙江，组织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抗日战争时转战晋冀鲁；解放战争时指挥了古北口保卫战，参加了军调部工作，参加领导了辽沈、平津战役的后勤工作；抗美援朝时负责后勤工作，建立了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解放后组建了后勤学院和石油工业部，在总后勤部任职8年……
父亲一生中做过许多开拓性工作，但在一些宣传上很少见到他的名字。有些老战友和宣传部门的同志让他多谈谈、多写写，而他认为所有的功绩都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个人的功绩最好不提。他说：“所有的名字都会随着时间流走，留下的只有那种精神。战争年代我们牺牲了多少人哪！能活到解放是幸存者。要是宣传的话，应该多宣传党的领导和那些牺牲的烈士们。”
2、主席感慨
“搞石油艰苦呀”
我有3个哥哥和1个弟弟。
记得二哥曾经感慨道：我们的父亲就是一个工作的父亲。在我儿时的记忆里，父亲经常出差在外，特别是1955年到1958年他在石油工业部当部长的时候。那段时间他消瘦得很厉害，直到昏倒在会场上，才不得不到医院去，经检查发现患了糖尿病。那时没有什么药物治疗，就是控制饮食，一天只吃二两多粮食，除了蔬菜也没有多少副食品。
父亲除了不得已住过几天医院，没回家休息一天，就到戈壁荒原和茫茫雪原，深入一线调查研究。到1958年3月他调离石油部时，我国已成功建立了克拉玛依油田，大规模勘探了松辽盆地，确定了大庆油田，发现了井松基3号井的井位，为大庆油田的开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年前我看到父亲写的一篇文章，回忆他在石油部工作时的情景，其中写到1956年2月26日，他和当时任石油部部长助理的康世恩向毛主席、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汇报石油工作情况。毛主席听后感慨地说：“搞石油艰苦呀！看来发展石油工业还得革命加拼命！”我一下明白了，父亲是为中国石油工业有突破性发展在拼命啊。
3、我要活着
“看看到底谁对谁错”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父亲受到林彪一伙的迫害，被强加了一系列莫须有的罪名。邱会作等对父亲非法关押、批斗、刑讯，在精神上无情打击，肉体上残酷折磨，人格上肆意污辱。针对他们捏造的罪名，父亲接连向萧华主任并总政党委写了3封信，说明事实真相。我对父亲说：“现在都乱成这样了，写信能有用吗。没准谁又拿你的信做文章呢。”父亲说：“我按组织程序反映问题，到什么时候都不错。”停了一下他又说：“我在信上写了‘真金不怕火烧，不是真金烧掉更好’。”
在一次批斗会上，父亲在朝鲜战场上负的腰伤复发，致使一段时间不能起床。在这段时间里，原来话就不多的父亲更是沉默寡言。二哥看了非常着急，担心父亲经受不了这样的打击走极端，就兜着圈子跟父亲谈到了这个问题。令他没想到的是，原来一点精神都没有的父亲突然睁大眼睛说：“你在说什么！你怎么能想到这个问题呢！我怎么能死呢！我要活着！这场戏虽然不好看，但我也要坚持看下去。我要等到最后，看看到底谁对谁错！”父亲是一条硬汉，理想信念已和他的生命融在了一起。
4、拍案而起
“不许侮辱革命烈士”
1968年2月，邱会作一伙开始对父亲实施关押，他们想把父亲打成假党员。但专案组会审几十次，诱骗、恐吓、体罚一一用尽，都未达到目的。父亲此时除对专案组提出的每个“新问题”作一次事实阐述之外，不再多讲一句话。然而有一次出现了例外：一个专案人员说：“你说贺国中是你的入党介绍人，但他都不一定是共产党员，我们不相信。”“啪！”半天没说话的父亲愤怒了，他拍着桌子：“不许你侮辱革命烈士！”屋内顿时鸦雀无声，在场的专案组人员全部愣住了。此后，无人再提“假党员”问题。
1968年，北京中学生开始分配工作。当我和三哥得知，有些跟我们家庭情况类似的孩子通过父辈老战友的关系当了兵，也向父母提出想这样做，还特别说明，不用他们出面，我们自己去找。父母听完我们的话，异口同声地说：“不行。”父亲说：“我现在是这种情况，你们去找谁都是为难别人，绝不能连累别的同志。”
不久，三哥被分配去了内蒙古农村插队，我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了农工。当时我心里还有点怨父亲：干吗不让我们去闯一闯？后来我慢慢地懂得了：我们的考虑是从自己开始，而父亲首先想到的是别人。
在这种特殊的政治环境下，父亲遵循的原则是：实事求是，不违心承认诬陷，更不诬陷他人，还要尽全力保护干部和群众。
1970年4月，林彪、邱会作一伙把我们一家（父亲、母亲、我和弟弟）遣送到贵州省龙里县的一个山沟里（当年是总后的一个兵站）关押起来，准备以后伺机处置。那时我20岁，刚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病退回京，待重新分配工作，弟弟才15岁。我们一家在那里度过了两年多被软禁的生活。
专案组隔段时间就会来一次，继续让父亲承认那些莫须有的罪名。最后一次审讯，专案组为让父亲按他们预先写好的稿子“写”自传，对他实施了严酷的体罚，但父亲坚决不按他们捏造的东西写。最后，气急败坏的专案组组长一把夺过父亲手中使用了20多年的钢笔，狠狠地摔到地上，笔尖都被摔折了。
5、炉子无薪
父亲拾树枝母亲捡煤核
被专政的日子由于艰难而显得漫长，但父亲并没有消沉，每天早晨和傍晚他都要做一遍自己编排的徒手操。上午有固定的读书时间，下午来了报纸，他要仔细地阅读，这是他当时了解时事和国家状况的唯一来源。接下来他会在家门口十来平方米的一小块平地上散散步、扫扫地或做些其他家务。时间长了，看守人员对他的监视有所松懈，他就常沿着小路一直走到屋旁西边的小山上，有时还会拖回一些树枝，解决家里炉子生火的问题。
当时买煤和柴都要报兵站预定，由兵站从贵阳拉回。为了惩罚父亲，我家每次报了要买煤和柴，他们都故意找借口说没有顺便车,拖很长时间，有时一拖就是近两个月。燃料告罄时，母亲就到食堂烧开水的小锅炉棚捡煤核。锅炉棚里负责烧水的战士很同情我家的遭遇，常在锅炉里的煤还没有烧透时撤火，再用水浇灭，让母亲能多捡一些煤核。老两口就这样解决了燃料断顿的问题。
冬天到了，湿冷的气候使两位老人不断地生病，弟弟的手上也长满了冻疮。经过多次交涉，兵站终于给我们家发了一个小炭火盆，那时我们常围坐在炭火盆边上取暖、聊天。有一次我问爸爸妈妈：“毛主席说有些还没有被识破的修正主义分子正在被培养成为接班人，我觉得林彪、邱会作就是这样的人，他们能被识破吗？”爸爸妈妈回答说：凡是危害人民、危害国家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只是时间早晚的事。
6、五份“遗产”
鼓励子女自尊自强
父亲晚年曾总结自己的一生有三次遭遇逆境：第一次是1930年打“AB团”，第二次是西路军失败，第三次就是“文化大革命”。三次都是差一点丢了性命，三次也都是在他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对党、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的努力下获得了胜利。
父亲在80岁那年给自己写下这样一段“座右铭”：“纵然给我更大的权力，我也决不以权谋私；纵然给我更多的金钱，我也决不丢掉艰苦奋斗；纵然让我再活80岁，我也决不止步不前。”了解他的人都知道，这段话正是对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1985年12月底，81岁的父亲想到要为子女留下点什么。他抱病抄录了5份《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释文，作为他的“遗产”分送给我们，再次勉励儿女自尊、自强、自立、自律，遵纪守法，做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人。
如今父亲去世已经13年了，开国将军们健在的也不多了，但我的感觉是他们并没有离开我们。我想这是因为这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已把他们的精神留在了我们的生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