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地的校工成为“国民大会代表”
20世纪70年代末期，对台湾来说，是个很微妙的年代。
在政治方面，那也是个激烈动荡到最高点的年代，一连串的外交受挫，百姓开始怀疑“反攻大陆”的可能性。加上一连串的“阴谋分子”破坏政局，让国民党内部鹰派又开始抬头，除了加强控制外，也加大力度宣传拥护“政府”，各种相关的电影歌曲被传唱，更加强了政治精神教育。在好几代台湾人所受的教育中，一定都有如“田单复国”“少康中兴”“毋忘在莒”等课程，行进时必须学唱军歌，如《领袖颂》《蒋公纪念歌》等。每当有共军飞行员飞到台湾“投诚”，就好像打了鸡血一样，一时全台欢声雷动，认为敌方军心溃散，不久即将土崩瓦解，其实真的是这样的吗……
“政府”的粉饰太平挡不住民众寻求真相的欲望，可是主流媒体都被控制，所以异议人士只剩下办杂志这个方法。从更早以前的《自由中国》杂志到后来李敖办的《文星》杂志，异议人士总有办杂志这种小众媒体的传统，但几乎都不长命。国民党控制台湾是由党政军三位一体方式来控制，就像战队分散开来只能打杂兵战斗员，合体才能打BOSS战一样，党外人士也终于找到了方法对抗，也是三合一：思想者、言谈者与行动者的结合。在过去，这三者是各自为政，到了这几年才组合起来。所以，办杂志就变成党外人士积聚能量、相互串联的最有效方法。
以前台湾的异议人士，除了在台北的知识分子论政外，通常属地方士绅类型。他们借由选举崛起于地方，彼此之间并无组织性关系，各立山头，雄霸一方，每个人讲归讲，可是又常你讲你的，我讲我的，缺乏明确的共同理念，关于政治的论述，呈现为分立而无组织的状态。
这种各立山头的状态，在1972年产生了变化。这一年“太子爷”蒋经国的接班已经明朗化，一切准备就绪。糟就糟在，那时候国民党又遇到一连串的外交挫折，人民自然会有点怀疑国民党的统治能力。蒋经国想想，好吧!把政治参与的空间放宽一点来取得统治的正当性，堵住你们的嘴巴。
话说依照孙中山对政治的理念，“政”是众人的事，“治”是管理。“政治”就是管理众人的事。照此设计，政府的功能分为政权与治权，治权主要由五权分立的五院即“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行使;为了避免人民权益受到政府侵害，人民得以享受政府所提供的一切功能，因此设立“国民大会”，并将“国民大会”的“宪法”层级置于五院之上;人民通过选举国民大会的代表于中央机关行使政权，进而控制政府施政的治权，使得政权与治权之间达到平衡。
在抗战之后，老蒋逃到台湾来之前，第一届“立法委员”及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被选了出来，可是才选完不久，江山易手，这些“委员们”“代表们”连滚带爬地跟着国民党来到台湾。这样问题就来了，第二届就选不出来了!因为选民都在大陆，再加上是“动员戡乱”临时期，不再重新选举，只好等打回大陆去后才能改选了。于是乎，这些中央级民意代表开始“老的不退，死了就候补的上”，第一届“无限期延任”至鞠躬尽瘁。
据说，在台湾的超级明星学校——建国中学，就曾经有这么一位传奇性的外省籍校工，他在1949年的移民大潮中也来到台湾，就一直在建国中学里负责打杂，非常勤快。
一转眼到了20世纪70年代，他已兢兢业业地做了二十几年的校工，快要退休了。某天，校长照例让他去打扫会客室，结果他一反常态，没有立即照办，反而带着神秘的笑容，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递给校长。
校长接过一看脸色大变，连地都不让他扫了，马上请他坐下，要其他工友奉上茶水，再派司机送他回家。
这张神秘的纸是什么呢?原来是“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递补通知书”，通知他排在他前面的老国代已经死了，由他递补成为“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了，当然这只是个流行的传闻。所以1972年蒋经国第一次开放第一届“增额国代”“增额立委”在台补选，让台湾民众有了更多的政治参与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