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9月3日，我国将举行首次抗战胜利纪念日阅兵。这将是新中国历史上第十五次大阅兵。
66年前，1949年10月1日，举世瞩目的开国大典，共和国第一次大阅兵，最震撼人心的一幕来自隆隆驶过的战车方队。数十辆坦克的轰鸣声震耳欲聋，打头开路的坦克炮塔上，军旗猎猎，车身上漆着三个大字“功臣号”。
这辆坦克的制造者是日本侵略者，拥有者却是最终取得胜利的中国人民。它是人民解放军的第一辆坦克，它从战火中驶来，战功赫赫，辽沈战役破锦州、下沈阳，平津战役收天津……
它是人民装甲兵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最好见证。
“特种兵”
1945年9月，沈阳城里欢庆日本投降的活动还在持续。
一支穿灰军装的中国军队进驻了沈阳。14年了，沈阳只能看到打着膏药旗的日军、伪满洲国军队，还有出现不久的苏联红军。现在，终于迎来了中国的军队。
17岁的董来扶却对这支军队倍感亲切。虽然灰军装上已经撤去了标识，董来扶还是认出他们是八路军。那是第一批出关挺进东北的八路军冀热辽军分区主力。
董来扶13岁时跟着父母闯关东，到沈阳谋生。他的老家在山东诸城，紧邻革命老区临沂，所以他小时候就见过八路军。当八路军的征兵站出现在沈阳街头的时候，董来扶当即报了名，成了八路军在东北招收的首批新兵之一。
新兵董来扶被编入一个警卫连，负责警卫沈阳的铁西机场。那是日据时期的一个军用机场，现在成了一个大库房，堆积着日军丢弃的飞机、大炮、汽车、坦克等大型武器。多数在日军投降前已被破坏。一些被俘的日本技术人员在这里进行着维修工作。
董来扶还是个大男孩，对飞机、坦克有天然的强烈好奇。不站岗值勤的时候，他总是凑到这些钢铁造的大家伙跟前，东摸摸西看看。
几个日本人密谋的小勾当恰好被董来扶听到了。他们是用日语在交谈，以为旁边的中国士兵听不懂。偏巧董来扶在日本企业工作过，对日语日常会话能懂个八九不离十。
“那几个日本俘虏不老实，他们边干边说，商量怎么怠工，怎么拖延，把坦克往坏里修。”
董来扶不动声色，找个机会把这个情况报告给了一位叫高克的领导。
高克其实并不是警卫连的直接领导，而是东北人民自治军（挺进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及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等部改编组成）司令部的。只是他跑铁西机场比警卫连连长还勤，每天都在那堆破破烂烂的坦克边转悠。
高克满脸惊喜地上下打量这个年轻的新兵：“小鬼，你懂日本话？给我当警卫员怎么样？”
“好啊。”董来扶当时并未当真，只是随口答应了一句。高克却是认真的。
11月的时候，警卫连奉命押送一批弹药到抚顺，返回时，却被苏联红军拦在了沈阳城外。原来，国民党部队已经开始了对东北的争抢，从海路远调而来的国民党精锐部队占领了山海关至锦州一线。苏联红军全面接管了沈阳城，并准备将其交给国民党政府。先期进驻沈阳的八路军已经撤出。
董来扶所在的警卫连进不了城，直到半夜才在郊区找到大部队。刚刚安顿好，高克就找上门来，拉着董来扶到所属部队的旅部办理调动手续。当天，高克就把董来扶带走了。
高克告诉董来扶：“咱们这儿人不多，连你一共三个同志，其余是六个日本人，是坦克修理工和驾驶员。我们不大懂技术，暂时还要靠他们。你来当翻译，还要注意他们的动向。”
董来扶并没有因为这些话有什么失落，相反，他被高克另一番话的热情感染，满怀憧憬：“我们是延安炮校的，到东北来搜集坦克，发展特种兵部队。”董来扶是他发展的第一个“特种兵”。
高克口中的“特种兵”和现在的特种兵不是一个概念，他说的是装甲兵。只是那时候的解放军还是“小米加步枪”的装备，不要说装甲兵这个兵种，甚至连一辆装甲车、坦克都没有。
坦克出现于一战，扬威于二战，是当仁不让的“陆战之王”，充当了所有重大陆地战役的决定性力量。而在中国战场上，坦克虽然惹人瞩目，却并非主角。
侵华日军在武器装备上拥有绝对的优势，特别是坦克这种重型武器，几乎没有对手。国民党部队的坦克数量微乎其微，而且水平落后，完全无力与日军坦克对决，更不要说连步枪都装备不齐的八路军、新四军。中国军人能做的，只能是以血肉之躯对抗日军坦克的碾轧，以几十人上百人的生命，换取击毁一辆坦克的战果。
胜利最终属于英勇不屈的中国人民。这一天到来的时候，人民军队终于有机会拥有自己的坦克。第一批坦克兵的种子已经孕育了十几年了。
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的土地革命时期，诞生不久的中国工农红军就选派人员到苏联学习坦克技术。最早也最著名的留苏“坦克学员”是新中国首任装甲兵司令、开国大将许光达。1931年，许光达在作战中身负重伤，辗转到苏联手术治疗，伤愈后在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留学，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学习到了坦克技战术。紧随其后，中央在留苏人员中选调一批骨干，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军事训练队坦克专业技术班学习。据当时的坦克班学员、后来我军首支坦克部队——东北坦克大队副队长刘大祥回忆，这个学习班总共有五十多人，许光达任主任和党支部书记，对外称苏联东方大学坦克特种兵学习分部。八路军内部长期将装甲兵称之为“特种兵”即由此而来。
抗战全面爆发后，留苏的坦克班学员纷纷回国。延安有了坦克兵却没有坦克，第一批坦克兵尚无用武之地，有的进入延安抗大任教员，有的编入延安摩托学校和后来成立的延安炮校，延续着“特种兵”的培养。
直到抗战胜利后，我军通过各种途径搞到了坦克，早已培育好的装甲兵种子终于生根发芽。第一批装甲部队的核心力量，大多出自留苏的坦克班学员。
后来成为东北坦克大队副大队长的高克却是“半路出家”，那时还不懂坦克。若非这样，他就不用依靠日本俘虏才能把坦克开动，也不会发现董来扶会日语就如获至宝。
事后证明，高克的确“捡了个宝”，董来扶成了首个装甲兵战斗英雄。不过，当时更让高克兴奋的，是他捡到的另一个“宝贝”。
董来扶回忆，驻地村子旁的麦场上有几个草垛。高克扒开其中一个，一辆坦克棱角分明的外壳露了出来。高克用力在上面砸了几拳：“看看，坦克，咱们的！”
“抢来的”坦克
草垛里藏着的坦克是高克捡来的，更确切地说是“抢来的”。
高克是1945年9月跟随延安炮校东北干部工作大队开进东北的。同一时期，十几万大军从各解放区星夜兼程向着东北进发。最先抵达东北的冀热辽军分区曾克林部已经发回了消息：“轻重武器及资财甚多，无人看管，随便可以拿到。”
这个消息在出关部队中被流传成了“东北遍地是物资，枪炮要多少有多少”，因而各部出发时，都做着到当地接收武器装备的打算。部队一律轻装疾行，稍重一些的武器都留给了地方部队。从陕北开来的359旅更是轻装轻到了家，在行进途中还大大方方地散着“家财”，把步枪都留给了途经的冀中军区。到东北之前，359旅甚至轻装到每个班只留一支枪。
延安炮校出发时倒是没有轻装，因为实在没有什么可“轻”的。中国共产党的部队里还没有一门像样的大炮，迫击炮就算重武器了。不过炮校有着更大的“野心”——建立起第一支炮兵部队。延安炮校校长朱瑞留学苏联多年，炮兵专业出身，是八路军中为数不多的专业兵种将领。他本已被任命为军委副总参谋长，却主动申请辞职降级，要“干炮兵，专一门”，带着炮校1000多人一头扎向东北。
同样是留苏归来的坦克兵们，这时多数也编入了炮校。他们的想法和朱瑞一样：到了东北就有坦克大炮了。
可是，到了东北才发现，现实和想象有着巨大的落差。
出兵中国东北的苏联红军，在如何对待中国共产党武装的态度上几经反复。根据《雅尔塔协议》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军要将日本投降后的东北政权交给国民党政府。陆续进入东北的中国共产党部队，不能再以八路军新四军的面目出现，只能改为东北人民自治军，而且要撤出沈阳等东北城市。
原本说好支援的武器装备，苏军则彻底变了卦。
好在中国共产党的部队向来不缺自力更生的方法。炮校校长朱瑞直接找到苏联远东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再三交涉。苏军被缠得没办法，用几十门破旧的小口径日军火炮打发过去。朱瑞也看出从苏军那里得到大炮没什么指望，他转回头给延安炮校指战员下令“分散干部，搜集武器，发展部队，建立家园”。通俗的说法，就是发动大家去“捡洋落”。
苏军接受了驻中国东北日军的投降，但还有大量的日军武器被丢弃在战场和溃退的途中。这些武器苏军根本顾不上，取用自便。
高克到东北后编入东北人民自治军司令部保安大队，他接受的任务是搜集坦克。
二战之中，日军确实在中国东北部署了大量坦克。但是这些坦克，要么被苏军摧毁，要么被缴获，进了苏军军火库，哪里还能找到呢？
高克盯上了沈阳城里的原日军坦克修理厂。几番打探，那里还真有几辆坦克和装甲车在维修，其中两辆坦克还能开动。
不过，如何把这两辆坦克弄出来却是难题。首先，高克不会开坦克，部队中为数不多的几位坦克兵，此时也都撒出去找坦克了，足迹遍布东三省。不过修理厂里有日本技术人员，他们会开也会修，连人带坦克一块“收集”起来更好。
第二个难题是，这个坦克修理厂不知道是什么人在控制着。当时的沈阳城里，国民党政府的非军事接收人员也已经到达。苏军、东北人民自治军、国民党接收人员、日伪旧政府几方力量共存。把守着坦克修理厂的是一群中国人，身份不明，但肯定不是自己人。要想把坦克开走恐怕要用上些手段。
高克也的确做好了用强的准备。他带了几个得力的同志一同前往，自己腰里插支驳壳枪，兜里还装了支小手枪，全都装满了子弹。
一进坦克修理厂大门，高克就摆出气势汹汹的样子，招呼日本技术人员。
几个把守修理厂的武装人员不明就里，犹犹豫豫地围了过来。高克一见，把两支枪都掏了出来，跳上坦克：“加油加水，赶快给我开走！”
有人询问高克的身份，他用枪指指自己的红袖标，高声说：“司令部的。”那个红袖标和苏军宪兵的袖标很像，“司令部”三个字名头很大，其实说了和没说一样，谁也不知道高克是哪个司令部的。
那几个武装人员当时被唬住了，不敢造次。
日本技术人员倒是很听话，让发动就发动，让往哪里开就往哪里开。高克和几个同志分乘两辆坦克，带着六个日本驾驶员和修理工，轰隆隆地把坦克开出了修理厂。
待坦克开出几百米了，看守修理厂的武装人员似乎醒过味来，对着坦克开了枪。子弹打在装甲上，叮当作响，根本没有任何作用。
一辆坦克建大队
高克把这两辆坦克带到了铁西机场，在那里不但“捡”到了董来扶，还捡到了两辆装甲车、两辆牵引车和一辆汽车，着实发了一大笔“洋财”。
11月，进驻沈阳的部队陆续撤出，高克带着这样一支装甲队伍出城时，已经是有模有样的一个战车队。只是这些车辆都是从修理厂搞到的，经过紧张抢修虽能勉强开动，却时常有车辆抛锚，走走停停，边修边走。
队伍行至沈阳郊区的小桥子屯，实在走不动了，只能就地宿营。
除了车辆的故障，这支队伍还有另一个隐藏的危机——俘虏的日本技术人员比随行押运的战士还多。而战士中，只有两个是关内来的老兵。一行人和坦克困滞在小桥子屯，高克的心里实在没有底。他一边安排日本技术人员加紧抢修，一边去周边寻找部队，联络延安炮校。
朱瑞带领的延安炮校已先期撤离沈阳，离小桥子屯只有几十公里。可是转移途中通讯不畅，高克找不到炮校，朱瑞也不知道高克已经有了重大收获。
高克联络炮校未果，而日本俘虏们并不都像表面上那么老实听话，隐藏的危机还是爆发了出来。
一天夜里，睡得正香的董来扶忽然屁股上挨了一脚，睁眼一看，高克正快速地穿着衣服：“小董，快起来，有情况！”
一个日本俘虏的头目正和守卫坦克的战士叫嚷着。夜半三更，他跑到一辆坦克那里，说是奉命要把坦克开走。警卫战士自然不会答应。
高克没下过这样的命令，心知有异，当即和董来扶一起把这个日本俘虏头目带回屋子审讯。
刚一进屋，董来扶走上前准备搜身，这个日本人忽然像蛮牛一样撞了过来，冲出屋去。
“那家伙身量不高，可是特别壮实。坦克车两百来斤的大电瓶，我们要两个人抬，他一个人就能扛起来。”董来扶回忆。他和高克都被撞倒在地，起身拔枪再追，那个日本人已经在夜色中踪迹不见。（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