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我从高检院全国高级检察官培训中心结业，回到单位不久，检察长找我谈话，组织决定要我担任起诉处（即现在的公诉处）处长。

公诉处是检察院的一个大处，主要承担着代表国家指控犯罪向法院提起公诉的任务，是检察院的门面。作为市一级检察机关的公诉部门，既直接办理全市的大案要案，又负责七个县区院的业务指导，任务十分繁重。由于当时的信息手段比较落后，还没有网络，对一些复杂疑难个案指导主要靠当面听取县区院的办案人员来市院汇报，然后市院提出指导意见。又加上当时的司法解释滞后，县区院请示汇报的案件特别多，差不多每周有两天的时间用来接待基层院的同志。对工作上的压力，我到不在乎，对基层院的接待，倒使我犯了难。由于当时院里经费紧张，对各业务部门的接待不提供经费，有各部门自己解决。于是，各部门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我的前任是一位很正统的老同志，采取的办法是为了节约开支，处里买了炊具，在办公室里自己加工一些简单的饭菜。只要县里来汇报案件，就派出两名同志上街采购食材，然后在另一间办公室里起灶，弥漫着饭菜的气味。

我上任后，感到这样做不仅使两名同志不能听案件汇报，减弱指导力度，而且影响办公室的办公环境，有损检察机关的形象。当时就这么个条件，不这样做，又有什么好办法？真让我左右为难。要不，召集几位副处长开个碰头会，听听他们的意见。当时，公诉处有四位副处长，他们分别是韩相寅、宋文其、延寿金和付建国。我虽是乍来初到，但他们对我都真诚相待，出于对工作的关心，你一言，我一语，谈得很投机。我忘记了不知是谁说了一句“要不咱们几位处长轮流坐庄，在自己家中招待”。我说“这样会增加家庭负担，怕家属不理解”。他们说：“我们处是个十几人的大处，五个处长一年也轮不了几次，将来有条件了，可适当给点补贴”。我说：“那拜托各位做好家属的配合工作，饭菜也别做的很复杂，一般家常便饭即可。我是处长，先带个头。为了减少基层院来汇报的次数，能电话请示的尽量不来市院汇报，能在下基层时解决的问题，进行面对面指导，减少人来人往，提高办事效率”。我和各县区院起诉科长通报了后，他们纷纷表示，我们去市院汇报案件，最大的心愿就是取得上级机关的正确指导，帮我们解决难题，使案件定性准确，处理妥当，比什么都高兴。至于吃的好赖，那是次要的。他们说的是真心话，看一个机关的水平，不是看接待如何，而是靠过硬的指导水平和真诚的服务。解放战争毛主席在平山一个穷乡僻壤，指挥了三大战役的胜利，成为世界战争史上的经典，靠的是人心齐，泰山移。。

大概过了几天，一个县来汇报案件。我就给我的爱人打电话说，中午在家中准备三四个人的饭。她是一个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工作也很忙，她又这项任务交给了我岳母。中午，我领着县院的同志回到家中时，老岳母已经做了三四个菜，忙得满头大汗。县里的同志过意不去，表示感谢。她却说，谢什么？我又没有什么事，他们工作都忙，能帮忙，就帮忙。做的不好，请担待。朴实的几句话，说的我心里热乎乎的。至今，她老人家离开人世快二十年了，她一个老共产党员的音容笑貌时常在我的脑海中浮现，默默对检察工作的支持，使我终身不忘。开饭时，我拿出一瓶珍藏的好酒，说“你们汇报了一上午案件，辛苦了，喝杯酒解解乏，准备下午继续工作”。县里的同志说“好！”不一会一瓶酒就在说说笑笑中一饮而尽。后来，我就打提前量，提前告诉我爱人，她安排好单位的工作，提前下班准备。我对她说对不起时，她说：“谁让我是检察官的妻子”。

我们一位副处长的家属没有工作，在家给人家织毛衣。轮到这位副处长招待时，他的家属停下正在赶制的毛活，上街采购食材，准备可口的饭菜。吃饭时，我说：“嫂子，你辛苦了，我代表全处谢谢你！”她笑着说：“你们检察官也不容易。一家人不说两家话，等以后条件好了就行了”。还有一位副处长的家属在单位顶班，上班时间紧。听说轮到她家接待，她就和别人调班。我说：“将来我们处要是受了奖，奖章也有你的一半”。她只是微微点头。我心头却热热乎的。后来，处里的其他同志也主动要求在家中接待基层院的同志，全处形成了心齐风正的良好氛围。，

投之一桃，报之以李。一个小小的变动，可能引起大局的改变。由于把县区院的同志当客人在家中接待，他们非常受感动，对市院的同志更加尊重。上行下效，他们也时常把我处到县区院出差的同志请到家里去做客，上下级之间就象走亲戚一样。每当市院的人下去办案，他们热情接待，全程陪同，积极配合，有效地提高了办案效率。对市院部署的工作都积极主动地完成。由于上下气顺，互相尊重，政令畅通，全市起诉工作连续多年创造起诉准确率达100%，抗诉工作跃入全省一流。特别是副处长宋文其主办的马增德故意杀人案，一审被判处无罪后，我处集思广益，认真研究，正确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在惠民县院的配合下，做了大量的调查补正，向山东省高级法院提出抗诉。省高院二审采纳了我们的意见，改判马死刑立即执行。这一抗诉案例，在全国引起轰动。检察日报在头版用整版作了报道，这份报纸至今我还保存着。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刘复之在当年的全国人大报告中，引用了这个案例，成为我市检察工作史上最大的亮点。

风气正，出干部。由于公诉处廉洁公道，形成了良好的干部成长氛围，培养了一批德才兼备的好干部。和我一起共事的四名副处长，除了一名因年龄超龄外，其他三名都陆续提拔到别的部门担任正职，恋恋不舍地离开那个充满友情的集体。几年后，我也离开了公诉处，那段同志间的和谐相处使我常常怀念。

    随着形势的发展，1993年院里经费保障有了好转，县区院来汇报案件，由院里按标准统一安排，这样的接待大概搞了近两年就结束了，每个处长轮流坐庄接待有不下二十次。虽然卸掉了负担，在酒店饭馆享受了美味珍馐，但同志间的那股浓浓深情，却渐渐地淡化了。那段简朴和谐的生活，却成了我三十年检察生涯中永远的记忆。由于条件不允许，当初立下给处长们适当补贴的许诺，也没兑现。没有一个处长提起这件事。后来，回忆起这段往事时，我们共同的认识是，作为一名肩负法律监督责任的检察官，就应当在困难之际敢于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