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运城夏县车寺后村一处非常普通的院落里，我们见到了抗战老兵傅毅，她和孙子生活在一起，居住在一间只有七八平米的耳房里，但收拾得相当干净。老人今年已是98岁高龄了，但身体相当硬朗，记忆清晰，思维缜密，看上去像80岁的。
3月份的夏县，气温还是比较低的，再加上是阴天，老人住的屋子比较寒冷。老人却开玩笑说：“有记者来采访，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心里特温暖，一点儿都不冷。”
落座以后，傅毅老人便和我们聊起了她的故事和抗战经历。1918年，傅毅出生在夏县的一户穷苦人家里，原名傅喜云。傅毅的父亲早亡，傅毅靠着母亲做针线活读完了小学、初中。1934年，16岁的她来到夏县女子初级学校，成为了一名小学教员。
1937年，抗日烽火遍及全国，进步青年纷纷弃笔从戎。当年6月，傅毅和她的17位同学一起离开了学校，加入了夏县牺盟会，在妇女救国会任秘书。她回忆道：“当时，我的主要工作就是组织妇女写抗日标语，教他们认字、唱抗日歌曲。我们写的最多的标语就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誓死不当亡国奴’等。”一说到抗日，老人的话匣子就打开了，她的声音铿锵有力，令我们吃惊的是老人的记忆力非常好。她告诉我们：“那时，为了躲避鬼子的烧杀抢掠，我们就组织泗交村、土崖头村、南沟村等七八个村子的村民躲进中条山，在山里，我们为咱们抗日军队做军鞋，我们做的军鞋多得数不清，我们还慰劳伤兵，帮他们打水、洗衣、做饭。虽说生活很艰苦，但我们都没有怨言，我们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把日本鬼子赶出去。”老人详细地回忆了抗战时期的艰苦生活，从她的目光里我们看到了她对抗战岁月的刻骨铭心。
“为了表示坚定革命，我改了名字，改成了傅毅，毛主席的专职摄影师侯波原名叫阎千金，也是我的同学，她改成了阎锋，到延安后又改成侯波。”
“1938年5月，麦子正熟，日寇逼近运城，牺盟会的组织从夏县县城转移到中条山，当时，我们妇救会有十多个人，我带着小姐妹每天早晨揣着一个馒头，到附近的村子里进行抗日宣传，我们唱歌、演讲、说快板、演话剧，以各种形式宣传抗日。”
“1938年9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任山西牺盟会夏县妇救会秘书。同年10月，我在参加牺盟干部训练班时，认识了指导员车范轩。车范轩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夏县的第一批共产党党员之一。后经组织介绍，我们结为了夫妻。”
“1939年12月，中条山事变发生，因为车范轩在抗日县政府任秘书，组织决定让我们夫妻在夏县留守维持，不随大部队转移。之后，我丈夫车范轩被国民党政府派来的军警逮捕，后虽经当地进步绅士营救保释，但我们却从此和组织失去了联系。”
“1941年，日寇扫荡中条山，我和丈夫渡过黄河进入河南，并踏上了寻找党组织之路。”
采访中，老人还向我们展示了她的日记本和保存多年的战友书信。其中包括解放后曾经任云南省省委书记的孙雨亭、曾任辽宁省省委书记的李涛等人的书信。来往的书信中，战友申英、李坚的最多，申英在世的时候，多年坚持给老人汇钱，资助其生活。
如今，傅毅老人仍然坚持记日记，在她的日记本上，我们看到了老人的座右铭：愿做春蚕吐丝尽，留得温暖给人间。
采访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我们深怕老人太劳累，可老人家并没有表现出一点儿倦意。老人一再说：“你们从省城来看我，谢谢你们。”当我们离开的时候，她坚持把我们送到大门口，并朝我们挥挥手，笑意盈盈地说：“后会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