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的从教生涯中，每当第一缕晨曦洒进校园，我便穿梭在天真无邪的孩子们中间;每当上课铃响起，我总是对学生们报以善意的微笑和无言的鼓励;每当夜幕降临，我依旧在堆满练习纸和作业本的办公室里埋头批改。退休后，我主动担当起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成员一职。在教育界，我也是个出了名的“意见篓子”，与孩子们有关的大事小事，从来都是一管到底；我喜欢在关爱工作中打抱不平，热衷志愿服务，只要是自己想做成的事，尽心尽力从来不含糊，退休10余年比“上班族”一点也不清闲。
出身教育世家，从小立志当教师
1948年，我出生在平原县恩城镇申庄村的一个教育世家，爷爷教过私塾，父亲师范毕业后从教10多年，并当上小学校长。懂事后，我的梦想就是像父辈们那样做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
1957年整风反右，我的父亲被错打成右派，我成为“黑五类”子女，万幸的是，1963年3月5日，毛主席提出 “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伟大号召，我坚持学雷锋，积极表现。冬天，我挨家挨户收集粪尿，为生产队挑粪桶，一天下来，几十斤重担子压得我的肩肿得像馒头，但我却坚持了两年。1967年五四青年节，我被恩城公社团委评为“学雷锋标兵”，并破格入团。
结婚时，我最重的嫁妆就是一箱书，婚后，我坚持每天5点早起跟着收音机学英语，时刻为当老师学习储备知识。孩子出生后，我怀抱着孩子，手里也不忘拿一本英语书。1978年恢复高考后，34岁的我报考了德州师专，在突击复习3个月后，仅以3.6分之差落榜。村里人嘲笑道：“别人学做饭、针线活，你却学这没用的外国话。”面对冷嘲热讽，我不为所动，一如既往地坚持学习。功夫不负有心人，不久，王打卦镇上招两名民办教师，我在20多名报考者中脱颖而出，成为王打卦镇东屯村小学一名民办老师。拿到通知书的那一刻，我对自己暗暗发誓：我一定要干好！
甘于奉献，当了25年全校“最傻老师”
踏入教室门口的第一堂课，当看到40多名学生一齐起立，齐声喊 “老师好”的那一刻，我激动得热泪盈眶……
我把大女儿送往幼儿园学习，把小女儿送到娘家照顾，全身心地投入到学生身上。每年分班，没有老师愿意接差班，我就主动接下这 “烫手山芋”，并对所有的学生都一视同仁，没有好差之分。通过开家长会，与家长面对面沟通交流，有的家长不来，我就逐一登门拜访，汇报孩子的情况。我对班里的单亲孩子，特殊关照：垫付学杂费；帮助孩子缝扣子、洗衣服、擦屁股、提裤子、剪指甲、洗头发……一个叫乔占岭的小男孩，感动地好几次冲我喊妈妈。渐渐地，我跟家长、学生 “打”成一片。我任教的差班年年受到表彰。
每到周末、寒暑假，我就为学校担负起看大门的责任；邮递员将全村3000多人的报刊、书信送到学校，然后逐一派发。没人愿意接这苦差事，我主动请缨，利用休息时间，干起了 “义务送报员”。一趟送不到就两趟，家里找不到人，就去地里找。这一送就是10多年，从来没出过差错。
因为民办教师工资很少，很多人都辞职了，但是我却从没有当 “逃兵”的念头，我暗暗发誓：“就算一分钱不给，我也要当老师！” 2003年，当了一辈子民办教师的我退休了。带着对学校的眷恋，对学生的不舍，我感慨万千：“如果有来生，我还要当一名光荣的人民老师！”
关心下一代，成为教育界的“不老传奇”
我有一个“特殊”的爱好：爱管闲事。有的小孩在小区草坪随地大便，污染了环境，我就亲切地跟三四岁的孩子讲道理，并带着一个小铲子，把粪便埋起来，甚至用几张卫生纸捏起来，用手挖坑埋起来。过春节时，有的孩子不知深浅，把鞭炮扔到住户储藏间，引起了火灾，我就大作声势，执意要找到惹祸的孩子。“其实，找也找不出来，就是弄点阵势，吓唬一下这些孩子，让他们知道犯了错，再也不敢这样做了。”处理起关于孩子的事情，我不是一条路走到底，也需要有些“智慧”。
在平原教育界，我也是个出了名的 “意见篓子”，在任教时，每学期，我主动写一份个人总结，内附建议；退休后，我还给所在乡镇教育分管领导提建议。甚至还给上任不久的教育局局长提了十条建议。刘局长回短信给我：我愿意和老前辈一起比赛学雷锋，比为党旗争光彩，比保健身体，这使我十分感动。现在，刘局长和我熟悉了，经常发短信征求我对教育的建议，我也多了一个职务：“平原县素质教育顾问”。
现在，退休后的我，比上班族还忙碌，当同龄人在看电视、喝茶、下棋、打麻将、遛弯、晒太阳时，我却穿梭在各种志愿服务活动中。我组织了200多人的社区文体队，还被县夕阳红艺术团聘为编委，被团长选为助手，组织人员，每天忙的不亦乐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