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最新的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即“国家级贫困县”)名单对外发布，结果，38个县“挥泪痛别国家级贫困县”，38个县兴高采烈地戴上了“国家级贫困县”的破帽子，而554个县继续享受着贫困县的快乐。
从1 9 8 6年中国调整扶贫开发政策到现在，26年来，对于贫困县，人们的情感颇为纠结。曾有位去过滇西边境的记者说，那里真是你想不到的贫穷，有的家庭甚至连盐都吃不上。然而，近年来，关于贫困县的负面报道开始增多：湖北秭归县80万天价接待费、湖南新化县强扣水利款建旅游区、四川巴中四个区县政府领导严重超编等等，特别
是前不久湖南新邵县贴出“热烈祝贺新邵县成功纳入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LED宣传牌时，我们不禁好奇了，贫困县究竟什么
样？
“贫困县”怪相：以贫为荣
随着写有“热烈祝贺新邵县成功纳入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成为新时期国家扶贫攻坚的主战场”字样的电子大屏幕宣传语图片在网络上疯传。有网友一针见血地指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虽然，此标语后得到相关部门的澄清，证实“该宣传标语并没有经过新邵县委、县政府的授权发布”，并已责令“全部取消该宣传标语”。但标语中的“喜悦之情”却并非没有依据。
新邵县政府官方网站早就发布了一篇《新邵成功纳入国家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的文章，称“从国务院扶贫领导小组召开的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试点会上传来特大喜讯：新邵县被正式纳入国家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而且，这一“以贫为荣”的心态在新邵相关领导的讲话中也袒露无遗:“这几年，为了争取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扶贫开发重点县和武陵山经济协作区这两大政策，我们不图个人升迁，只想百姓实惠，特意压低了一些经济指标，并且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衔接协调工作，可以说是受尽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委屈……”
无独有偶。与新邵因被纳入国家级贫困县而庆祝相比，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一些已经被纳入贫困县的地区生怕因经济的发展而摘了贫困帽。
恒山脚下的大同市浑源县就是一例。浑源县城与大多数贫困县相比，显得有些“华贵”。县城不算太大，但也颇具规模，大街上不时闪过几辆悬挂外地牌照的高档轿车，恒山国际大酒店等几家星级酒店在县城中心格外惹眼。
2011年，受益于煤炭资源的快速发展，浑源县财政收入达到5.27亿元。在大同市的5个国家贫困县中，浑源被认为是仅次于灵丘的贫困县中的强县。因此，浑源县曾有过“摘帽”的传言，这令该县许多领导干部焦虑万分。有人甚至建议浑源县对外要低调，不能“露富”，要“炫穷”。
贫困，本非一件值得荣幸之事，但奇怪的是，在国家扶贫补助政策之下，贫困却异变成一件可喜之事，变成了一顶人人都想戴，戴了就不想摘的帽子，这是怎么回事？
“贫困县”为何成为“金饭碗”？
以跻身贫困县为荣为喜，这看似让人难以理解。但仔细探究，却自有其充分的理由与内在的逻辑。
首当其冲的便是巨大的经济利益。贫困县背后隐含了中央政府给予的巨大经济扶持，单从资金上来看，贫困县每年可获得国家财政扶贫资金、以工代赈、贴息贷款三项资助，省级财政也有补贴，除此之外在教育、科技、招商引资等方面都有政策优惠。并且申报贫困县是
一项“一劳永逸”之举，贫困县不需要年复一年跑政策跑资金，付出的成本相对低廉。
此次离开贫困队伍的河北涉县扶贫办副主任李运生就感觉很难过。李运生说，专项扶贫资金、以工代赈资金、“四税返还”加起来，扶贫资金每年能有一亿元，而涉县每年的财政收入也不过10亿元，这笔资金的重要显而易见。
其二是巨大的政治利益。贫困县政绩更容易取得。贫困县底子薄、贫困人口多，如果官员取得进步，更容获得政治利益，在相同经济发展成果的条件下，贫困县的成果会更加受到重视，政绩更好做。
其三是歪曲的政绩观。据了解，“贫困县”的帽子在一些地方，并不是经济发展缓慢的体现，而是个炙手可热、可带来种种实惠的宝贝称号。正如一位地方领导所说：一旦被摘下这顶帽子，中央及省市级财
政拨付的扶贫补助资金与一些政策优惠会随之消失，地方财政负担压力将会加大。于是，在一些地方领导思想中，能够戴上并保住“贫困县”的帽子是一种政绩，如果在哪一任领导手中丢了这顶得实惠的帽子反而会成为罪人。
“贫困县”脱贫之路有多远？
国家级贫困县闻着臭吃着香，谁也不愿意离开，但扶贫的效果却不好。按照此次调整，10年了，592个贫困县只有38个县被调出。这就意味着，在这10年里，有94%的县政府坐享国家财政，却在脱离贫困方面没有获得实质性进展。而从离开贫困队伍的县来看，大部分也
都是依靠资源脱贫，靠天上掉下的钱财发家致富，而不是真正的脱贫有功。
国家每年都为贫困县投入了大量的扶贫资金和优惠政策，为何还会出现这一现象呢？对于这一问题，我们从当前的扶贫模式上可见一斑。
首先，贫困县式的扶贫瞄准精度欠缺，极度贫困人群反被边缘化。在以县为单位的扶贫政策中，扶贫资源提供对象是整个县域，在这些资源的利用上，贫困人群本身也存在一个竞争：其中往往是拥有一定资源、有一定能力的那部分人能够将这部分资源充分利用起来，达到脱贫目的。而那些极度贫困人群因为资源匮乏、能力有限往往获得不了扶贫资源。
另外，官员追求政绩也在发挥作用。为了能够达到更好的效果，官员倾向于将资源用于易出政绩的地方。比如：不少地方政府在选择投资项目时，往往单纯强调经济增长，而曲解了扶贫之意。他们往往倾向于投资工业大项目，虽然拉动了区域经济增长，但该类项目难以辐射全县，尤其是偏僻地区贫困人群，甚至还会造成自然生态破坏，对贫困人群造成二次伤害。其次，以县作为扶贫的基本单位范围过大，从县级政府到贫困家庭中间环节过长，资金“跑冒滴漏”风险较大。现有的扶贫政策是将各项优惠条件下放到县一级为止，没有接触到最终扶持对象。而贫困家庭或者贫困人群恰恰是最需要各项扶持的。此外，从县级到具体农户，资金下拨的流动过程相当长，每一个环节上的部
门都会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在缺乏有效监督机制的情况下，资金流通会被环环设卡、层层剥离，最终到达贫困人群手中的资金已经大打折扣。而最终获利的是开始以及中间环节各部门，对解决当地贫困问题毫无裨益。
其三，易造成腐败滋生，扶贫资金流失率较大。10年才更换一次的国家级贫困县名单，已使部分贫困县官员养成了等、要、靠的惰性心理。而那些为了拿到贫困县帽子而殚精竭虑跑关系的官员，本身就做着腐败的事情。近年来被曝光的，关于贫困县的腐败例子比比皆是，其中国家级贫困县宕昌县原县委书记王先民2006至2010年在任期间，竟敛财1000余万元，让人不胜唏嘘。
国家每年支出数以百亿计的扶贫资金，却没有换来贫困县面貌的改变，却成了个别县腐败滋生的温床，这不能不成为让我们警醒、反思的现象。如果继续这样下去，10年、20以后，是不是国家级贫困县依旧顶着贫困的帽子吃空饷呢？我们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