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如约走进93岁抗战老兵崔贺如的家门，老人立刻站了起来，拉住我们的手激动地说：“自从看到咱们杂志有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栏目，我就让女儿去找过你们了。”紧接着，老人用颤抖的声音自问自答：“今天是几号？今天是5月22号，你们知道吗？今天是我死里逃生的纪念日，真是巧了。”没有寒暄，老人直奔主题，打开了尘封的记忆，给我们讲起了他的抗战故事。
在老人的记忆里，最难忘的莫过于抗战期间没有回过家，八年里，没有一点儿亲人的消息。“我16岁当兵参加八路军，从1938年到1946年，我和家人生死两茫茫，我的妈妈以为我战死了，给我烧了几年的纸钱。”老人说到这里眼泛泪光，数度哽咽，“这段痛苦的历史，我永远不会忘掉。”
平复了情绪后，老人动情地说起了那八年的时光，他说他不会忘记那段血和泪的民族历史。亲历过八年抗战，老人很庆幸自己能生存下来，他说：“我的很多战友都牺牲在了鬼子的枪炮下，如果5月22号那天，我也牺牲了，我们就没有今天的见面了。”
老人回忆道：“1942年5月22日，我们得到情报，日伪军集合了三万余人，围攻我根据地与首脑机关，从潞安、黎城、武乡、辽县、河北武安几面围攻，向总部驻地发起进攻。我们接到命令行军并召开动员大会，指导员任玉祥在动员大会上说，这次战斗非常残酷，对共产党员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大会刚开完，我们就开始行军转移。途中，日本鬼子六架飞机扫射追踪我军部队，当时我们的部队有一万多人，还有马匹，人多路窄，再加上伪军在地面的进攻，使得我们的转移速度非常缓慢。当时，我骑的是青马，白天飞机轰炸扫射时，我们正好走在武安与涉县交界处，十字岭沟的半山腰，子弹不停地从我身边穿过，大青马被惊吓得乱蹦乱跳并且不停地嘶叫着。到了晚上，我们队伍爬上了十字岭。就这样，我们日夜兼程，到达武安柏草坪山时，突然和日伪军遭遇，日军机关枪对着我们就是一顿扫射，我立即俯下身子和战友赵恒士、会计张进才向高处爬去。当时，张进才在我的左边，赵恒士在我右边，突然，一颗子弹射中了张进才，鲜血从他的胸口流出，我给他包扎后，立即又返回战场。这时，赵恒士看见了日军的阵地射击指挥官，我们瞄准日军指挥官，一个排子枪放过去，日军指挥官滚了下去。我们终于打退了日军的进攻。”说到这里，老兵崔贺如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似乎这场战争就发生在昨天。接着，他换了个姿势，又声情并茂地说：“天黑后，我们继续前行，刚到半山腰，又遭到日军埋伏，子弹在我身边嗖嗖穿过，当时，我已经做好牺牲的准备。不知何时，我身边已经没有其他战友了，我一个人继续在山沟里爬行，眼看日本鬼子就要靠近我了，我急忙爬上一棵大树。在大树上，我居高临下，看着日本鬼子从树下走过，我屏住呼吸，手中提着手榴弹随时准备与鬼子同归于尽。一直坚持到天黑，我终于突围到河北梁沟山附近。我来到一户人家，家里只有母女二人，他们一听说我是打鬼子的，就急忙给我端饭。吃饭时，女孩的妈妈告诉我，日伪军每天都搜查八路军，并帮助我把枪、子弹、衣服都埋到地里，还把我认成她的干儿子。就这样，在老百姓的掩护下，我躲过了鬼子的搜查。几天后，我离开了她们母女二人，开始寻找失散的部队。一路上，惊险不断，我一次次死里逃生，在山脚下的墓地里躲藏过，吃过野生的果子和野菜，还和伪军便衣交过手。我日夜兼程，边走边打听，终于打听到了我军攻打敌占区的消息，顺利回到了下常会村后勤总部。后来，我和一起参军的徐群土同志被调到八路军总部后勤部长杨立三身边做了贴身警卫员。”
在崔贺如家里，我们见到了他此生最珍贵的东西——开国将士奖章。他指着奖章告诉我们：“这是我一生的荣耀！”
最后，抗战老兵崔贺如说：“能够看到日本投降，我就非常欣慰了。我们这些抗战老兵只要活一日就是活证据，日本军国主义就不能否认侵华事实。我们要牢记那段历史，勿忘国耻。”
【简历】
抗战老兵崔贺如生于1923年，山西晋城人，1938年1月参加革命工作，1943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离休前曾任山西省送变电公司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抗日战争期间，崔贺如参加过百团大战、1942年反扫荡战斗、1943年北地垴突围战等，曾多次受到刘伯承、罗瑞卿、杨立三等领导表扬。
抗战老兵崔贺如给记者讲抗战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