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的春天，我刚10岁。这一年，我结束了在原平闫庄村小学的读书生活，回到了自己的故土山西原平忻口岭下的王家庄乡永兴小学继续读书。
记得那年快秋收的一天，日本的飞机在我们忻口上空盘旋。这时，全村的人都慌乱起来了，因为大家早就听说日本人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那年农历九月初八下午，街上的中央军突然集合起来往村东北方向去了，顷刻间，听得村东北方向枪炮声连成一片，震耳欲聋，持续了一个下午。那天，我看见一个当兵的小腿负伤，鲜血直流。我们家院中还落下了一颗炮弹，
这天早晨，母亲和三叔领上哥哥、弟弟和我，一行五人从永兴村起程去闫庄村姥姥家，叫上姥姥一同上山逃难。临行时，我们每个人都愁眉苦脸，不愿离开故土。
出村之后，我们径直向南。看到长势很好的庄稼，我们都不忍离开。
快到闫庄的时候，迎面走来一个男人，他对我们说：你们去闫庄吗？闫庄被中央军拦住进不去。我们只好往回返，心里真不是滋味。
走到本村村前的小河边，突然，朝我们方向打来两枪，随后听见两声吆喝声，怪声怪气的。随后，我们看到村边石灰窑处站着日本兵。看来，我们出村不久，日军就进村了。在村西阁外，我们被日军拦住，这时我才发现村里到处都是日本兵。他们个个都拿着枪，穿着黄色军服，满脸杀气。有个日本兵上来就抢三叔手中的一张红被子，还对三叔拳打脚踢。
我们回到家已经是晌午时分，我们又累又饿，加之心里害怕，全家人坐卧不安。
那天，我看到有一日本兵从二奶奶家大门进来，我急忙躲在石磨后，这个日本兵拿着一支枪，对着四个青年人：其中有我的五叔张海贵和六叔张海源。这个日本兵还打了六叔两个耳光。后来，这个日本兵在街上又抓了3个后生，他们7人均被带到墙南王高全土场处。一人被刀杀，头被割下，其余6人被枪杀。这是
初九的这天中午，我的母亲也几乎被日军杀死。那天我们全家人都在西窑北间坐着，有一日本兵进到院里抓鸡，吓得院子里的鸡乱飞乱跳，惹怒了这个日本兵，他就把怒气撒在母亲身上，一把将母亲推倒在西窑南间门口并用刺刀对准母亲的胸膛，母亲吓得大叫不止，日本兵看着这种情况竟然哈哈大笑而去。
点灯时分了，我们全家老小愁眉苦脸地都坐在西窑北间炕上，不敢走动。突然，我们听见日本兵又进来了，大家急忙把年轻人，特别是妇女往后面推，老人们都站在前面，我看见进来的是一个个子不高的日本兵，他腰间插着手枪，好在他只是稍站了一会儿便走了，这时人们才松了一口气。
夜静了，我们都不敢休息，生怕鬼子再进来。这时，我突然听到有人喊：“日本人放火了”。须臾，火光照亮了全下街，接着就听见日本兵高兴的尖叫声和汽车进进出出的声音。就在这一天鬼子进驻我村。
第二天下午，我们院又闯进了一群日本兵，他们把院里的干草搬到窖口边准备放火。正在这时，院子外边有人高喊：院子里没有人，没有人。日本兵信以为真，随后扬长而去。
就这样，我们每天担惊受怕，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随时都有死去的危险。
有一天，从村东头来了两位外村逃难的妇女，一个五十出头，一个二十上下。不巧，他们遇了一群日本兵，其中一个日本兵用刺刀将那位五十出头的妇女从前腹捅到后腰，另一个日本兵惨无人道地用刺刀把那个年轻妇女的阴部割下来，并拿在手中在众多的日本兵面前取乐大笑。
还有一天，日军把各户没有藏起来的村民不论老少男女都集中到一个院内，其中最小的有吃奶的，最老的有七八十岁，并叫所有成年人都跪下，约有三十多人，除刘治清一人外全部被杀。
我还记得当时，下街有一处新盖的五间西房，尚未装修。日军把四五十人，有男有女，统统逼在这五间房内，然后倒上汽油全部烧死。我的曾祖父张明七十多岁也被烧死。
我们四五十人躲藏在二奶奶家的一个又深又大的地窨子里。空气很难闻，但是为了活命，我们别无选择。
当时，村里很多人都藏在地窨子里，我三叔一家也藏在他们家的地窨子里，日本兵发现后，就用火烧地窖。多亏三叔当时用一块蘸满水的毡子堵住了外面的烟才没有把他们熏死，后来，他们连夜逃到茹庄村。
而我们则藏在地窨子里已有8个昼夜了，我们忍饥挨饿，有的人因渴得要命而喝尿。一天我实在渴得不行，想上去找水喝，不料刚爬出来就看见了日军，我急忙退了回来，再也没有敢出去。母亲说：“如果再不出去，不被日军杀死，也得饥渴而死”。母亲和哥哥再三考虑后，决定逃出去。一天夜里，我们从地窨子出来，从我家院北墙跳出，沿小路逃到庄稼地，当时田野里庄稼长得很高，不易被发现。一出庄稼地，我们直奔西北方向朝茹庄村跑去。在我们的脚下，有许多被日军打死的老百姓。沿途，我还看到田野里的庄稼无人收割，一派死气沉沉。
到了茹庄村姨姨家，我们终于缓了一口气，这里没有日本兵，村里住着八路军。
1941 年，年仅14岁的我，当上了看护兵，从此，我开始了自己的军旅生涯，面对鬼子，我不再害怕、逃亡，而是拿起武器，捍卫民族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