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歌曲产生于国家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最集中地体现了中国人民的爱国意志，一经问世便迅疾在民众中产生出无比巨大的震撼力和感召力。
《松花江上》，因打动人心产生巨大力量
张寒晖1902年生于河北定县，1925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6年，张寒晖在定县做地下工作。这年秋天的一个晚上，一位在东北军中做地下工作的同乡孙志远给他带来一本东北军67军军部出版的《东望》杂志，封面上印着爱国将领王以哲军长的亲笔题字：“我们何时能返那美丽的田园？何时能慰我们的祖宗于地下？又何时能救我亲爱的父老兄弟姐妹于水火之中？”短短几句话表达了每个流亡者的心声，也激发了张寒晖的创作热情。
入夜，张寒晖开始了歌曲的构思。睡梦中，他眼前好像又浮现出了东北难民对故土的无限思念和泣血呼唤，耳边好像听到了东北妇女跪在坟前的啼哭，这啼哭继而又转变成了定县城南那寡妇哭坟的声调……他抓住妇女哭坟音调的素材不放，反复琢磨着、哼唱着……。试唱时，连张寒晖自己都忍不住泪流满面，呜咽得唱不下去，身旁的学生和东北难民也跟着恸哭，当唱到“爹娘啊，爹娘啊”时，大家哭作一团。
不久，周恩来在给武汉大学学生演讲《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时，感慨万端地说：“成千上万的青年无家可归，尤其是东北的青年一再地漂泊流浪，一再地尝受人世间的惨痛。一支名叫《松花江上》的歌曲真使人伤心断肠啊。”
由于《松花江上》悲哀的曲调及歌词催人泪下，结尾一连三个哭诉的问句更使人心碎。张寒晖心想，应该再写一首雄壮的歌曲，来鼓舞民众的信心。很快一首《干吗要悲伤》（又名《回答松花江上》）便酝酿成熟了。从此《松花江上》和《干吗要悲伤》便被当作姊妹篇一同演唱。就这样，伴随着歌声燃起的抗日烽火成为了燎原之势，更多的热血青年唱着《松花江上》走向了抗战沙场。
毛泽东：《游击队歌》写得很好啊！
抗日战争爆发后，贺绿汀参加了上海文化界救亡演出队第一队，从武汉、开封一直演到西安。在西安，贺绿汀应邀访问了八路军刚刚成立的一个炮兵团。指战员们指着一门门大炮兴奋地告诉他说：“咱们过去没有一门大炮，这些大炮都是缴获日本鬼子的。”此时，贺绿汀突然来了灵感，一串火热的音乐旋律在他的脑际响起。几天后，他在防空洞内完成了《游击队歌》的词曲创作：“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在密密的树林里，到处都安排同志们的宿营地；在高高的山冈上，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没有吃，没有穿，自有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我们生长在这里，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无论谁要强占去，我们就和他拼到底！”1938年新年，这首歌首次在山西洪洞县高庄八路军高级将领会议上演出，得到朱德、刘伯承、贺龙、任弼时等领导同志的赞扬。稍后当演出一队到八路军各部队演出时，这首歌早已在他们到达以前就传唱开了。
1946年4月贺绿汀被调回延安，在王家坪的一次晚会上，毛泽东亲切地对贺绿汀说：“你的《游击队歌》写得很好啊！你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这年11月党中央撤离延安时，毛泽东在繁忙中还关切地问：“还有个贺绿汀呢？”
冼星海、光未然，为抗战发出怒吼
1938年10月30日，青年诗人光未然带领着抗敌演剧三队的同志们准备东渡黄河转入吕梁山抗日根据地。在黄河壶口下游的圪滩渡口，原来较宽的河面突然被挤在仅有几丈宽的峡口里，向下怒奔狂泻，吼声震天动地。在渡船上，只见桨手和舵手们随着划桨的节奏，一呼一应地发出低沉有力的船工号子。此时，《黄河大合唱》的歌词已开始在光未然的心中酝酿。
1939年初，光未然在吕梁山行军时不慎坠马左臂骨折被送进了延安边区医院。2月26日冼星海到医院看望光未然，他向光未然透露了想谱写大型音乐作品的愿望。5天之后，光未然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全部歌词创作。
大约在3月底，冼星海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全部曲谱。4月13日晚上，在延安陕北公学大礼堂《黄河大合唱》首次亮相，光未然亲自登台朗诵了《黄河之水天上来》。他披着黑斗篷，盖住了受伤的左臂，挥舞着右臂，激情地倾诉着、高呼着。
1939年6月，周恩来从前方回到延安，观看了《黄河大合唱》演出后，立即为冼星海挥笔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周恩来从内心喜爱这部作品，他甚至还亲自指挥着一群热血青年，演唱过其中的《保卫黄河》。《黄河大合唱》传遍了延安，并飞向各大城市、各大战区，游击健儿、游击战士唱着它奔赴前线，驰骋敌后……
这一时期，随着群众性救亡歌咏运动的蓬勃高涨，进一步激发了冼星海的创作灵感和创作激情。他又相继创作完成了一大批新的抗战歌曲，其中影响最突出的有《送棉衣》《江南三月》《太行山上》《到敌人后方去》《游击军》《赞美新中国》等。这些歌曲坚定了全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信念。
《新四军军歌》震霄汉
1939年春，何士德被任命为新四军军部文化队队长。在新四军军部大礼堂举行的欢迎会上，何士德被点名独唱了一首《歌八百壮士》，他那浑厚雄壮的歌声，那一句高过一句的“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不会亡，不会亡，不会亡”引起了强烈反响。当时，在场的陈毅感慨地说：“要是有我们新四军自己的一支歌就好了！”身旁的周恩来点头说：“好呀！你是诗人，你就写个歌词吧！”陈毅慨然应允。他以《十年》为题赋诗，后经叶挺、项英、袁国平、周子昆、李一氓等集体修改定稿，于6月发表在《抗敌》杂志上，署名为“集体创作，陈毅执笔”。
不久，何士德便接受了为新四军谱曲军歌的任务。何士德为军歌谱曲先后共写了3稿。在最后一稿的结尾处，他用“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和“前进！前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来表现人民军队一往无前的抗击精神和争取胜利的决心与信心。
《新四军军歌》谱曲完成，在建党18周年纪念大会上进行了试唱，陈毅司令员也赶来聆听。何士德兴致勃勃地登台指挥。从此《新四军军歌》传遍了大江南北，几十年来成为许多文艺团体的保留节目。解放后，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曾长期以这首歌作为“开始曲”！皖南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和泾县革命烈士纪念碑都刻有《新四军军歌》，以表示缅怀与纪念。
《义勇军进行曲》吹响抗日救亡的进军号角
1935年2月，聂耳听说上海电通公司已经开拍的影片《风云儿女》的结尾处还需要一首主题歌，便找到了该片的编剧夏衍，要求为此写歌。据夏衍回忆：“我给他看了电影台本，这个剧本的故事他早就知道，所以他一拿到手就找到了最后那一首歌词。他连着念了两遍，很快地说，‘作曲交给我，我干。’等不及我开口，他已经伸出手来和我握手了。‘我干！交给我。’之后他又重复了一遍，‘田先生（田汉）一定会同意的。”为音乐表达的需要，聂耳在歌词中加进了三个“起来”，并在结尾处“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又加进了“前进！进！”使整个歌曲节奏更加浑然一体、铿锵有力。聂耳成功地把他对祖国的爱、对侵略者的满腔仇恨及全国人民奋起抗战的时代呼声，全部凝聚在了这首杰出的战歌之中。这首歌就是后来唱响全中国、闻名于全世界的《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歌的词作者田汉是剧作家、诗人，中国现代戏剧的奠基人。
影片《风云儿女》上映后，这首表达了全国亿万人民共同心愿的歌曲迅速传播到四面八方。新中国成立后，《义勇军进行曲》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1978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正式将《义勇军进行曲》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最解恨的抗战歌曲——《大刀进行曲》
作曲家、音乐活动家麦新1914年生于上海。麦新的创作实践是从写作歌词开始的。他创作的第一批歌词作品中就有冼星海谱曲的《九·一八纪念歌》《妇女进行曲》和儿童歌曲《只怕不抵抗》；吕骥谱曲的《保卫马德里》以及《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等。
这一时期，麦新最成功的作品就是由他一人词曲的《大刀进行曲》。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几天后，我29军大刀队与日本侵略军在宛平大王庙激战。据报载，“日军200余名，被宋部大刀队迎头痛击，被斩首者占1/3。”“29军大刀队急向日军冲锋，相与肉搏，白刃下处，日军头颅落地，遂获大胜。”“迨日军行近，大刀队突起，挥刀大杀，日军头颅随刀而下……日军伤亡无数。”
29军的胜利捷报和大刀队奋勇杀敌的事迹迅速传遍各地，北京、上海的学生们纷纷走上街头进行募捐，为前方的将士赶制大刀，掀起了一个“献刀运动”。大刀队抗日卫国的英勇精神，更深深地震撼了年仅23岁的麦新。大刀队的英雄气概，在他心中化为艺术形象，他几乎一气呵成地谱写出这首气壮山河的抗日战歌。出于对29军大刀队的爱慕、感激和崇敬之情，又写下了“献给29军大刀队”的副标题。歌曲7月完成，8月在上海浦东大厦由麦新亲自指挥了首场演出，激起了听众强烈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