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洁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医学教育家和心脏内科专家。新中国成立以后，他长期从事中央首长包括毛泽东主席的医疗保健工作。本文作者系吴洁之子吴新生。

1972年1月10日下午，陈毅元帅的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毛泽东临时决定亲自参加。他穿着睡衣就走，身边工作人员在匆忙之间只能顺手给他披了件大衣，结果主席还是“着凉”了。从那以后，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就急转直下，但他仍不愿意看大夫。随后的几天，毛的病情加重，不能平卧，只能被迫在沙发上坐着睡觉，而且时睡时醒，已明显并发了“右心功能衰竭”和“二氧化碳潴留”。

在听取保健医生的汇报后，周总理也感到事关重大。他亲自到“游泳池”，说服毛泽东同意，立即为其正式组建一个专职医疗小组。

因为毛泽东一贯不希望周边的人太多，正式医疗小组的核心成员仅为3个人：一个是保健医师李志绥，一个是先前已到岗协助工作的专科医师胡旭东，这两人都隶属于中央警卫局，属于部队人员；另外一人便是多次参加会诊并主导医疗的我父亲吴洁。在这3人中，父亲最为年长，为著名心内科专家，学术带头人，一级教授。在毛泽东医疗小组成立之前，父亲也曾是周恩来医疗小组的非专职专家。

医疗小组成立后，父亲等3人被特许入住“游泳池”。1966年，毛泽东自菊香书屋搬到此地居住，最后10年的时光就是在此度过的。

毛泽东始终认为自己的病不像医生说得那样严重，不愿意接受过多的检查和药物，勉强同意口服抗生素，强心剂也只用了一次。医生们多次劝说他接受治疗，仍然无果。到了1月21日，也就是医疗小组成立3天后，血气分析提示缺氧和二氧化碳潴留严重，已经有了肺性脑病的先兆，而且心电图还有室性期前收缩和心肌缺血表现，几个医生商量后上报了病情。

当时，毛泽东的医疗小组和重大医疗等，都是由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和总负责的，由中共中央办公厅汪东兴主任等直接领导。被允许留在主席身边的，只有秘书、警卫人员、护士和护理勤务人员，以及个别医师等。即便是江青在未得到允许的情况下，也不能随便来见主席。这次因为医生报了病重，而且主席又不愿意进行过多的治疗，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不得不及时向江青通报病情。1月21日，周总理陪江青来“游泳池”见主席，意在让作为夫人的她对毛泽东的病情也有个了解，并一块儿劝说毛泽东对自己的疾病引起足够的重视，配合医疗。但事与愿违，江青不仅不相劝，反而火上浇油，甚至把矛头直接对准医生，“主席本来没病，完全是你们医生给弄出来的病”。

她之所以这样说，是有明显政治企图的。她把医生看作是汪东兴的爪牙，想要通过嫁祸医师，从而将矛头对准周恩来。

周总理在怀仁堂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主席健康问题。当时，姚文元也紧跟江青，污蔑医生谎报军情，动摇人心，在政治上制造混乱。当时，除了医疗组的3个主要医师应邀到会外，还特别邀请了之前曾参与过主席医疗的泌尿外科专家吴阶平和中南海门诊部主任卞志强。我父亲事先已经知道政治局的争论，并听到江、姚等人的指责，精神上处于极度紧张状态。原本周总理打算让医疗组直接向政治局成员汇报，之后进行讨论，统一意见，而在江青和姚文元等人危言耸听的直接干扰下，只得取消了医师的当面汇报而遣回待命。

1月25日，周恩来根据医生们的意见，专门就治疗问题写信给毛泽东：“您的健康，大家都在关心。治疗情况，我和东兴、耀祠、李志绥同志亦常商酌。昨晚，江青同志谈及主席休息事，在这几天，建议主席可否少看或缓看电影，以便保证室中新鲜空气，请主席定。”另根据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载文，也是这一天，毛泽东在气喘下，亲自指示张带领几个医师，到当时江青在钓鱼台国宾馆的居住地，向她通报病情。而江对此却提出质疑说：“主席的体质是好的，不可能有什么大病。”1月28日夜间，因为医师一直未能摸到主席的脉搏而虚惊一场，再次惊动了江青，因而她大闹了一场，说“医生护士谎报军情”，要追究责任，并再次说出“医生、护士是特务，是**”的话，气得主席彻底拒绝打针吃药，延误治疗20多天。

江青等人反复质疑的夸大病情之说，不久就被无情的事实所证实。

2月11日的北京，寒风刺骨。午夜时分，毛泽东的精神状态急转直下。他除了原有的咳喘和呼吸困难外，先是出汗很多，脉搏细弱，随后发生昏厥，应该称为上述的“二氧化碳潴留”。在“游泳池”值班的胡旭东医师最先到达现场，呼叫不应，以为是心跳骤停，急得差点没哭出来，匆忙间赶紧做心脏叩击，实施心脏复苏术。我父亲判断为在肺气肿、肺心病的基础之上，合并肺性脑病，由二氧化碳潴留和严重缺氧造成昏厥，立即组织按呼吸衰竭、肺性脑病进行抢救。

随后，周恩来总理也赶到现场。

根据周总理当时的保健医师张佐良回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政治局会议的周恩来闻讯后，当即离开赶往“游泳池”。此时叶剑英与张春桥也已赶到。周总理用双手握住毛的一只手，大声呼喊时，“毛泽东没有丝毫反应……毛泽东的脸色青紫，呼吸极其微弱，几乎看不到胸部的起伏”。我父亲等简单地报告了病情并汇报了实施之中的抢救措施。周总理立即到怀仁堂向全体政治局委员通报病情。之后，他代表党中央，表示同意医生的治疗方案，要求继续组织全力抢救。治疗一段时间后，“毛泽东的面部由青紫渐渐泛起淡红色，胸部起伏的呼吸动作也隐约可见”，血压、脉搏、心电图恢复了正常。又经过一段时间的抢救，毛逐步清醒过来。他睁开眼睛，用手去扯氧气面罩，说：“你们在干什么?”当得知自己刚从死亡线上被抢救过来时，说：“我好像是睡了一觉。”又说，“我差点见阎王去了。”医生们说：“如果您见阎王去了，我们就都要见阎王去了。”在毛泽东的追问下，大家才说明了原因。随后，时任中办主任汪东兴也向主席汇报了事件的详细经过。毛听后很激动，说：“如果我死了，一定要把病情告诉大家，说明是抢救无效而死，不是医生们的责任，不能像江青那样。”

当晚，周总理再次来到“游泳池”，看到治疗见效十分高兴。他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张耀祠副主任的陪同下，主动和医疗组的主要医师照了一张合影，并对几个医生说“你们为我党立了一功”，又提出要求，“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到北京，你们一定要让主席恢复到能够会见。”

经过两天的治疗，毛泽东的病况有了明显的好转。实际上输液治疗只进行了3天，主席就不同意了，也就是从春节开始，只好改为口服用药。一次他向医生询问自己的病情后说：“看来这个病可以治好。美国的尼克松总统要来，你们知道吗?”医生们回答：“总理讲过了。”毛泽东说：“就在这个月21日来，我能在这个日子以前好吗?”医生们回答：“只要坚持治疗下去，会见尼克松没问题。”毛主席说：“那好，你们给我治下去。”然后他请几个医生在“游泳池”吃晚饭，菜中有清蒸武昌鱼和火锅，大家共贺春节，并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作陪。

趁着毛泽东同意接受治疗的大好契机，在我父亲的具体主持下，医疗小组根据毛泽东的病情变化随时修改医疗方案。经过精心治疗，2月中旬，已经困扰毛泽东多日的下肢水肿症状开始逐步消退，心律及精神状态都明显好转。到了2月17日左右，多时不能在床上平卧而眠的毛泽东，又能够重新躺在木板床上睡觉了。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抵达中国的当天，清晨毛泽东已经能够在住地小范围行走了。

之前，虽然已经确定了毛泽东与尼克松的会见，但是并未确定是哪一天。没想到这一天，毛泽东早晨起床后试了试，自我感觉还可以，高兴之下，突然提出立即安排与尼克松总统的会见。

根据我父亲等医生的建议，周总理打电话通知所有参加会见的工作人员、翻译待命。父亲让胡旭东医师给毛泽东开了相关预防用药，医嘱提前服用药物，防患于未然。医疗组则处于一级战备状态，全体人员都集中起来，备齐各种急救设备和药品，并将设备隐藏在距离会见地点——书房兼会客厅最近的地方，随时应对可能出现的意外。

毛泽东主席终于如期顺利完成了这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见，打破了23年的中美关系僵局，为双方进一步发展关系奠定了基础。此后，西方众多国家都纷纷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所以说，它也是改变中国与世界的一次会见。当时主席的联络员和翻译唐闻生是这样评价此前的抢救和这次会见的：“如若这次主席没有抢救过来，中国历史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了。因为当时‘四人帮’还有实权，对抗的力量还不成熟，没有形成力量。中国的历史将会迟缓多久?如果主席不能会见尼克松总统，中美关系何时能打开局面?谁有这个权力?世界的格局又会推迟多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