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初期，四川宜宾李庄镇以一纸电文“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应”，迎来了国立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中国营造学社、金陵大学、文科研究所等十余家高等学府、科研机构的迁驻。
一下子，大批学子云集李庄，使这个不足3000人的弹丸之地，新增人口1.1万余人。知名专家学者李济、傅斯年、陶孟和、吴定良、梁思成、林徽因、童第周等人，自此在李庄生活、工作达6年之久。
6年间，这个四川小镇为学者们安置了一张张平静的书桌，给战时的中国人文科学的生存发展提供了养分。李庄也由此与重庆、昆明、成都并列成为“抗战后方中国四大文化中心”，更成为当时具有国际影响的学术重镇。
“镇首”罗南陔
成就弹丸小镇千古壮举
李庄抗战文化陈列馆档案资料透露，当时，成就“同大迁川”这一壮举的关键人物，是李庄的罗南陔先生。罗南陔时任国民党李庄区党部书记，属国民党中的左派。罗家在李庄也是个很有威望的大族。当时，罗南陔的大儿子、二儿子、三女儿和五儿媳妇，都是中共地下党员。
四川文史资料记载，1938年前后，全国各个车站、码头挤满了拥向大后方逃难的人们，其中也包括许多学术、文化上的巨擘。逃难者开始是把昆明作为栖身之所，然而，昆明并非一方静土，1940年，日军逼进长沙、宜昌，日军飞机同时对昆明也进行了持久的大轰炸。当时，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兼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等人心急如焚，他们开始酝酿把史语所、社会所和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等机构，从昆明迁到四川的事宜。
1940年8月，四川宜宾中元造纸厂厂长钱子宁，意外地收到同济大学寄来的一封求助信函。和傅斯年一样，同济大学也在焦急地四处寻找新校址。
钱子宁曾就读于同济大学，他义不容辞地为母校奔忙。钱子宁的行动引起罗南陔的注意，罗南陔马上约请代理区长张官周、镇长杨君惠及李庄的社会名流来共同商议。
商议会上，罗南陔说：虽然这些文化教育单位迁来，物价可能会上涨，但同时也会提供一些就业机会，最主要的是能够给李庄的青少年创造一个很好的学习、教育环境。凭着自己在地方上的威望和权力，罗南陔终于说服了大家。
李庄人好客
“九宫十八庙”全被腾空
于是，李庄的士绅们公推罗南陔草拟了一份电文：“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应。”这16字，掷地有声。一个仅有3000人的四川江边小镇，开始接纳一万多名外省籍的文化名流和学子们。
面积不到一平方公里的李庄，一夜之间陡增这么多外来人，在当时环境下，面临的困难可想而知。那时的李庄有“九宫十八庙”之说，为了待客，镇上把所有庙宇祠堂大院全部腾空，改建成大学学府和科研机构：中央博物院连同数千箱珍贵文物搬进了张家祠，祖师殿成了同济大学医学院的课堂，东岳庙安置了同济大学工学院，面积最大的禹王宫成了同济大学的校本部……
李庄热闹了，人们开始习惯和“下江人”在一个镇上和睦相处。不少李庄人自己搬到乡下，把房子让出来免费给学生们住。农民为学者们送来最新鲜的蔬菜；而工学院日夜不停的发电机也让古镇第一次见到了光明。
据李庄抗战文化陈列馆的资料记载，当时，涌入李庄并生活在这里的知识分子中，有不少人找不到老婆。对此，罗南陔毅然决定，将自己的两个女儿许配给下江人：一个嫁给了中央研究院的学者，另一个和同济大学的学生结了婚。很快，更多的女子开始效仿，有知识的学子光棍们陆续娶上了媳妇。
病中林徽因
帮梁思成完成建筑学巨著
当时内迁李庄的名人大师中，有我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和他的夫人林徽因。
李庄抗战文化陈列馆档案资料介绍，梁思成夫妇的居住旧址位于镇西1公里外上坝村的月亮田。梁思成在李庄的日子，除了研究李庄的古建筑，还跑到重庆、乐山、宜宾、眉山等地研究古墓、古塔、古民居。当时，梁思成脊背有伤，他穿着钢背心，走路不方便，下乡时，就由弟子搀扶。他的两个徒弟，一人负责绘图，一人协助走路。
在李庄，梁思成夫妇度过了一段极其艰苦的时光。林徽因到李庄不久，身体就越来越虚弱，她经常连续几周高烧40度不退。上坝村无医无药，梁思成只好去李庄镇请来医生，自己还学会了打针。两人的工资大部分买了药品。实在没钱时，梁思成就到委托商行去典当衣物。衣服当完了，最后他将珍藏的派克金笔和手表也拿去典当，结果只在市场上买回两条草鱼。回家后他幽默地说：“把这支派克笔清炖了吧，把这块金表拿去红烧了吧。”
林徽因的病情稍微好转，就躺在帆布床上为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作案头准备。1944年夏，《中国建筑史》终于完成，这部著作后来在美国出版，享誉世界。书中，林徽因没有署名，但全书融入了她的心血，所有文字都经她的加工润色，集科学家的谨严、史学家的清明、艺术家的诗情于一体。
大师也“打架”
弹丸之地的艰难文化融合
四川文化学者岱峻在《发现李庄》一书中，透露了当年中国考古学开创人李济、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等人在李庄的矛盾，颇为有趣。
当时，国家最高学术科研机构迁在西南边陲一个小小的村庄，这种事恐怕是空前绝后的，其间遇到的困难，诸如环境的落差、贫病兵匪的威胁、科学与迷信的冲突、精英学术与乡邦文化的隔膜等，也是层出不穷，难以想象的。
于是，名人们“彼此误会”可以说司空见惯。当时，在外来者中，有德日学派（同济大学）和英美学派（史语所、社会所等）的学术分歧，在中研院内部，有陶孟和与傅斯年“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扬言；有傅斯年与李济在板栗坳的拳脚相向，还有吴定良苦心孤诣筹备多年的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终成泡影……但最终，这些显示人性丰富性的各种矛盾，统摄服从于全民抗战这个大背景。大家彼此妥协、沟通、融合，朝着一个大的目标艰难前行。
岱峻说，李济后来还是很感激傅斯年，他曾说，“我是因受傅斯年之聘主持殷墟发掘而得以施展抱负的，如果没有傅斯年的帮助，自己在考古学方面的成绩肯定要小得多。”
万箱文物竟没丢失一件
李庄抗战文化遗迹主要集中在该镇的顺河街一带。这里，张家祠、东岳庙、梁林旧居文物保护单位内，主要陈列了抗战时期的书籍、照片、文章等。
张家祠堂，是一座四合院式木结构建筑，现在是“中国李庄抗战文化陈列馆”。陈列馆图文资料记载，抗战初期，故宫博物院的数千箱珍贵文物曾转运到李庄，在张家祠内保存长达五六年之久——当年血腥战火中，辗转几千公里南迁李庄的中央博物院的一万箱文物，居然没有丢失一件，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