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运款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被调到淮南银行工作，先后在华中银行、山东北海银行、华东区发行局，前后工作四年多，一直在银行担任“提款员”，负责押运钞票工作。解放战争期间，敌强我弱，军队大踏步后退，我们银行机关搬迁频繁，由淮南撤退到苏北，再由苏北撤退到山东。由此运送钞票的任务十分繁重。在党组织领导下，在苏北山东各级政府支持下，我们提款的同志胜利地完成了押运钞票工作，有力地保障了部队财经供给，对过去的运款情况作些简要的回忆：
一、 不负党的信任和重托，坚决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
解放战争初期形势不断地恶化，为了适应战争形势需要，华中银行总行决定在银行发行局下面专门成立了一个运输科，由原淮阴支行行长王有成同志任科长，科内有七八个提款员，其主要任务：
一是将印钞厂印制的货币先转送到总行“金库”，印钞厂的驻地与“金库”的驻地距离一般有几十华里。部队需要货币时送到部队供给部，（有时部队直接到金库提取也有）。
二是在印钞厂转移迁厂时，我们利用汽车及其他运输工具帮助搬运，有时我们运输科还要接送高级干部来往于苏北和山东，如曾山同志、方亲、李人俊等领导同志，领导坐在大卡车前面驾驶员旁边，我们和警卫员站在大卡车上面。提款人员按照上级的要求，在政治上可靠、在思想作风上要正派，我们提款员七八个人基本上都是由老红军和新四军老战士组成，有徐海东大将，警卫员柏玉发同志、老红军黄建华同志，方毅的警卫员易怀保同志，后来又调来项冀的警卫员丁上淮同志任我们运输副科长。当时在提款员中数我年纪最轻、资历最嫩。我能担任提款员是党组织对我信任和培养，我在运钞票工作中，时刻小心谨慎，生怕出纰漏，因为运输钞票数量多，基本上都是用汽车装或者帆船运。万一闪失轻则坐牢、重则杀头，更重要的将会造成党和人民重大经济损失。我在老同志帮助下，在运送钞票工作从未出差错，在1947年立功运动中，我荣获由山东北海银行行长陈穆签署的立四等功奖状。
二、 一颗红心忠于党，在押款工作中克服艰难险阻
1947年初，我们从苏北撤退到山东南莒县十字路口，首先遇到生活上的困难，生活不习惯、气候不适应、话听不懂。我们运输科基本上都是南方人，一直以大米为主食，而到山东后，吃小米、窝窝头，像吃药一样，早上洗脸跑到沙河边用2只手捧水洗，整个大冬天没洗澡，夏天到沙河里去洗。有一次我在山东威海发高烧没有开水，只好喝冷水，经过几年的磨练，从不习惯到习惯。
在运款和印钞器材中有三件事，至今难以忘怀：一是海上晕船，三天没吃饭；二是汽车走错路，差一点送掉性命；三是海上运器材，遭敌人抢劫。约在1949年初，我奉命从山东到苏北射阳合德镇运送钞票和印钞器材，我带着陈穆行长给苏北银行行长忻元锡同志亲笔信，这批印钞器材是由华中银行副行长徐雪寒在上海做地下工作通过上海地下党以商人的身份采购的。由三只民船海运，我从苏北射阳合德意运往青岛，在海中突遇狂风大浪，我因晕船呕吐不止，连续三天没有吃饭，船老大看见风浪太大，就在海中抛锚，将大帆船停在海中，等到风浪小的时候才开船，我回到济南生了病，住招待所半月余。
第二件事，约在1947年我从山东日聪县押运印钞机器到水县，因为驾驶员是近视眼，又是晚上，他看见一座小桥似乎太狭窄，在桥前面停了一下，就减速驾驶，走到桥中间一只前轮胎突然滑到桥面边沿下，形成前低后高，他一个急刹车把我从睡中惊醒。我找了当地村干部发动一批人，用绳索将汽车拉回，如果车子翻下，驾驶员和我不死至少是重伤，其实桥已损坏，战争年代也没有什么指路标牌。第三件事是海上运器材遭敌人抢劫：1947年8月中旬，国民党疯狂进攻胶东半岛，胶东的县城几乎全部被敌人占领，北海银行和印钞厂驻在山东乳山县岸子镇。发行局杨秉超同志接到总行陈穆行长紧急电话，将胶东印钞票的版和一大批印钞器材转运渤海惠民地区，因为胶东陆地已被敌人封锁，只有进行海运。杨局长指示我们运输科提款员经过长征的老红军黄建华，另外还有周玉华等三人，他们打扮成商人的服装，带着曾山给在渤海的李人俊同志亲笔信，从山东烟台出发，向渤海地区航行共计大小帆船11条，船中带的印钞票凹凸版及印钞纸和印刷器材，虽然是同时出发，但由于船有大小航速有快慢，在海中船速将逐步拉开距离，到第三天后面四条船发现前面七条船不见踪影，经过17天航行后面四条船到了渤海惠民。银行领导在听国民党电台广播时：“在渤海缴获共军大批重要物资”和“七条船被国民党抢劫去了”，押船人黄建华同志被俘，关在青岛国民党牢房里，上过八次酷刑、上过老虎凳、肉体、精神受到严重的摧残，这位老红军经受了生死的考验。 人们常说：“人在河边走，难免不湿鞋”，可是我们提款人员常常与钞票打交道，但从来没有贪污一分钱。山东的济南烟台等解放后，我和张振国同志经常到城市采购印钞器材，有一次在烟台市五金店老板给我们送来二双袜子，二张戏票等小礼品，我们都婉言谢绝。1947年是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多处被敌人包围，我们运输科汽车十多部，全部拆掉零部件，在昆瑜县三甲村山坡旁挖了坑，将汽车零部件埋在地下，每天吃三顿饭，几个汤圆大小高粱园子，加上一碗汤，生活虽然艰苦，但大家的精神饱满，从不叫苦。到了1948年形势逐步好转，1948年春天我们几个提款员南下，从山东五莲县出发，经过半个多月行军，每天平均行程80余华里，脚后跟起了泡忍痛行路，此次跟军队到苏北目的地，是将部队用的剩余的“北海币”带回山东，因为当时山东与苏北货币不能通用。我们回山东时要经过陇海敌人据点，由滨海县委派了30多个民工，将北海币捆在扁担上，每人二小包并派了100多人武装在晚间通过敌人封锁线。
在建党90周年大庆即将来临之际，回忆过去的历程，实际上对自己是一次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