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习惯于把就业称作“饭碗”，找工作叫找“饭碗”，工作丢了叫“饭碗”砸了。没饭碗就没法吃饭，没饭吃也就没法生存，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就业问题，也是每个生命个体安身立命的根本、是一个国家的总体经济能否持续运转的“体温计”，它关系着一个国家的社会稳定，也是深化改革的“安全阀”之一。
随着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经济的下行压力不断增大，去除僵尸企业、拿掉过剩产能，势必影响着就业岗位数量的创造。尽管国家也在不断通过各种政策和方式，保证最大程度上的就业率稳定，但从现实的层面讲，就业压力依旧不小。尤其是那些原本被喻为“香饽饽”的大企业，裁员消息不绝于耳，一些过去的“铁饭碗”也在逐渐被一一打破，一定程度上说，“饭碗”问题似乎困局重重。但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固守老一辈所崇尚的“稳定”，他们不再迷恋“分碗”“给碗”，而是更愿意追求自由、乐意折腾，他们崇尚主动“造碗”，在国家鼓励全民创业的热潮下，他们用奋斗的姿态阐释着新时代的“饭碗观”。
那么，不断变化了的“饭碗”还能让我们吃饱吗？接纳越来越多样化的“饭碗观”，我们的心态和能力都准备好了吗？
中国人的“铁饭碗”情结
说到饭碗，不得不提的就是“铁饭碗”一词。在万事求“稳”的中国人的思维里，对于饭碗问题，一直有着浓重的“铁饭碗”情结。“铁饭碗”这个词源自改革开放之初，除了党政机关干部、科教文卫一些公益性事业单位，当时的企业也以国有成分为主，若捧得此碗，一旦端起来就丢不了，等同于一辈子有了饭吃，安身立命有了着落。而且“铁饭碗”往往还代表着“收入稳定”“高福利”“待遇优厚”，所以能挤进这些体制内单位，哪怕是当一名小小的工人，那也是吃上了“国库粮”，会令所有人羡慕嫉妒恨。
当时有个真实的例子就很能说明国人对“铁饭碗”的热衷：上世纪90年代，有家国企与新加坡合资成立了公司，全厂2000多名职工转入合资企业，岗位还是那些岗位，收入却比过去翻了一番。但半年试用期未满，就有300多人嚷嚷着又回到了原来的国企单位，党政工团挨家挨户做工作也不见效。后来，共有近千人“义无反顾”地“逃”回了原企业。是什么原因导致千名职工作出如此匪夷所思的决定呢？其主要原因是，合资企业是“泥饭碗”，说不定什么时间就打碎，而国有企业是“铁饭碗”，生老病死有保证。
即便在当下，国人对“铁饭碗”也还是青睐有加。前几年的国家公务员考试，每年都有百万之多的人争抢仅有的几千个职位，总的招录比例达到了几十比一。其中个别职位甚至达到了四五千比一的竞争热度。为什么吸引这么多人报考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稳定。毕竟，在正常情况下谁也不愿意工作被炒，谁也不想提心吊胆过日子。
但是这种“铁饭碗”里的稳定，却往往也不像看起来那么美好，在这种求稳观念之下，许多年轻人为了公务员和国企指标而争破头。许多人找工作不是找自己最喜欢的，而是找最有保障的。入职后，这些人往往也被抹去了个人色彩，在“大锅饭”中变得雷同。而这类工作看似轻松，其实特别伤人。好多优秀的人当初进去时都特别有干劲，有雄心壮志，但在这个大熔炉里炼一炼，消磨两年，人就基本丧失了斗志。
“饭碗”困局：下岗下岗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创造了世界第二的经济总量、保持着高速的增长速度，也让庞大人口基数里的大多数找到了工作，解决了饭碗问题，有了赖以生存的工作，令世界瞩目。但进入2016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开始备受关注。在2015年时GDP就已“破七”，经济到目前下行压力持续增大，供需失衡的大背景下，化解过剩产能，重新寻得供求平衡，成为产能行业当前脱困的核心任务。而其之所以受关注，还因为它关系着一个庞大群体的“饭碗”的未来。
在“三去一降一补”的结构性改革大布局下，钢铁、煤炭等行业都在开展去产能工作，一些企业不得不减少生产线，甚至一些效益差的企业直接被关停，随之而来的则是大批员工的下岗。可以说，目前的钢铁、煤炭等行业面临着严峻的形势，丢失饭碗的压力和隐忧似乎在沉寂了多年后再次袭来，而这些原来的“铁饭碗”单位首先被送上了饭碗困局的风口浪尖。
据《证券日报》对河北民营钢企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去1亿吨产能后，河北民营钢企的就业岗位减少了17万个。虽然部分企业为下岗职工做出了一些安排，也给予了相应的补偿，但是由于员工数众多，可能覆盖不到所有人。
2月底，中石油发布的上年度年报相关数据也显示，2015年中石油实现营收约17254亿元，同比下降了24.4%，可以说这一利润水平是自1999年以来中石油所取得的最差的业绩。而与不景气的行业业绩相伴的是持续不断的企业减员。据悉，截止到2015年底，中石油集团员工数量减少了近1.3万人。
宏大数据常常遮蔽个体感受，在数据背后，最终影响的还是普通老百姓的饭碗，从他们身上更能感受到国家宏观经济的每一丝律动之于普通人的意义。因为在这些传统“铁饭碗”行业里的一些人那里，保住饭碗，或许正在慢慢成为难题。
除了因化解过剩产能而产生的“保饭碗”压力之外，新增饭碗的压力也巨大——在就业人群刚性增长方面，2016年高校毕业生达到765万人，比去年增加16万人。再加上中职毕业生和初高中毕业以后不再继续升学的学生，青年就业群体约有1500万左右。这让饭碗问题更加严峻。
这样看来，似乎就业困局在于岗位少、就业人数多，但现实却往往不是这样。有招聘网站调查数据显示，春节以来，北京用工缺口达到52%，上海缺口为44%，广东省用工缺口为46%。就业市场上就业难和用工荒并存，许多企业的用人成本不断提高，却苦于找不到合适的人才。
现实反映出我国就业供需不匹配的结构性矛盾，如岗位和个人之间的不匹配，地域上的不匹配等也成为就业压力增大的一大因素。在国内目前仍以制造业为主的经济模式下，一方面是以高校毕业生为代表的青年群体不愿从事低薪劳动密集型工作，一方面是实体经济所需的蓝领技术工人、中高端工程师群体稀缺，就业供需矛盾多年未解。
找对象不再提钢厂职工的标签
赵洪秀 鞍钢工人
80后的我，是土生土长的鞍山人，我父母就是老鞍钢人，家里都希望我毕业后进鞍钢。所以，我大学读的阜新煤矿学院（现辽宁工程技术大学），毕业后，按部就班地回到鞍山，成为一名鞍钢人。当时我觉得，爸妈一辈子的经验摆在眼前：只要是“全民”（即全民所有制员工），鞍钢给的回报相当丰厚。
说实话，以前鞍钢的人收入、待遇确实不错，厂子里食堂、医院、学校，各种设施一应俱全，单位对员工也是百般照顾。就拿附近开饭店的来说，以前员工们工资都高，也舍得花，吃顿饭动不动两百多，啤酒放开喝，现在连人影都没了。周边的那些饭店以前得到晚九点才打烊呢，现在七点半就关门了，比以前冷清了许多。
真没想到世事变化这么快，昔日的“钢铁工业的长子”已经今非昔比，加上这几年的连年亏损，效益不好，很多一线工人工资已经从前些年高峰期的每月4000元至5000元降低到现在的2000元至2500元；车间主任、副主任级别从之前的每月7000元以上降低到了现在的4000元。我爸的退休金现在一个月能拿到4500元钱，我现在拿两千多，比之前多的时候少了一半。现在我家里每天都不开火，我和爱人下班了直接去我爸妈家里吃饭，女儿也是父母帮着带。几年间，我们从小康之家变成了啃老族了。更有意思的是，我姨家小妹前年找对象非鞍钢的不嫁，到了今年却说鞍钢工资太低，再不提这茬了。
煤炭业风光不再
纪 群 煤矿工人
我出生在“大跃进”前夕，一家三代都在煤矿。因为煤炭，我的家乡——山西太原赶上了历史快车，成为改革开放后较早发展起来的省会城市。我1980年正式进煤矿，结婚生子。我父亲退休，我提干，儿子进单位，现在我也要退了，在煤矿真是干了一辈子！
最早的时候，单位效益确实不错，待遇各方面也是没得说，集团内部体制封闭，从澡堂、派出所到法院，应有尽有，不出大院就能解决吃喝拉撒一切问题。尤其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可以说开启了煤炭的“黄金十年”。那个时候开始，身边的一线职工随便挑出来一个，那可都是“万元户”。
然而，独特的封闭体制也继而导致腐败滋生。十八大前后，山西掀起反腐风暴，山西焦煤、山煤集团、潞安集团、晋能集团、同煤集团等五家煤矿集团原任“一把手”均告落马。2014年和201 5年两年间，煤炭价格也一落千丈。2015年价格的腰斩，将煤炭行业推向了全行业亏损的境地。2016年春节前夕，相继亏损的山西五大煤炭集团响应中央号召，开启减员分流及兼并重组，步入艰难的“去产能”过程。从2015年开始，集团已经开始实施减员分流和停薪留职等措施。
这些，对我这样即将退休的影响算是不大，但对于那些年轻职工来说，可能异常艰难。有些有能力的人主动离开了，但更多留下的人很难离开体制。因为缺乏其他技能，许多人离开本职工作到了外面的世界，发现自己除了拧拧螺丝、糊糊纸盒之外啥也不会。“铁饭碗”的好日子不再。
职业变动加快，越来越多样化的职业观
尽管抱守稳定和“铁饭碗”观念的还大有人在，但饭碗困局也倒逼着国人或被动或主动，不断调整着自己的心态和能力，去适应变化了的“饭碗观”。
到如今，从各个单位，包括机关公务员都在逐步推行聘用制，一些原来的“铁饭碗”正在被逐渐打破。延续几十年的“铁饭碗”和“大锅饭”虽然不可能从中国人的思维里一下子除掉，但慢慢走远却是必然趋势。
2014年9月，李克强总理在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首次向世界宣告，中国要在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掀起“大众创业”新浪潮，形成“万众创业”新态势。仅半年后，这种理念上的宣示，就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施政纲要。2015年两会期间，“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双引擎”正式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中，以期激发民族的创业精神和创新基因。
在此影响之下，就业观、“饭碗观”在国人思维中也在慢慢发生变化，尤其是在年轻一代那里。大批毕业生或即将毕业的在校生，对当下的就业形势，不再翘首以盼、坐以待毙，而是选择主动出击，在政府支持创新创业的鼓励下，大批创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相对于父辈们坐等“分碗”“给碗”，年轻一代更倾向于自己主动“造碗”。
而且，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再固守老一辈所迷恋的“稳定”，且越来越喜欢在自己的从业观念中融入个人理想。上海一项“青年发展报告”调查显示，在职青年职业流动率达23.8％，从职业流动的预期来看更高达56.3％。北大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在《转型期的中国人》中披露，北京和深圳的抽样调查显示，45％的人有过职业变动，且90％以上是主动“跳槽”。
90后大学生小许：我去年从复旦大学毕业，到现在一年之内已换了5次工作，先后去过出版社、广告公司和媒体，现在又在自学法律，准备参加司法考试做一名律师。如此频繁的角色转换，一切原因只是“我喜欢”。我是在不断地尝试，以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我对自己的职业前途信心十足，我觉得人不能一辈子只从事一种职业，那太无趣了，像父母那样捧着“铁饭碗”一干到底一辈子，我觉得很不可思议。在我看来，正常的思维逻辑是：30岁以前，就要可劲地折腾，多方位地挖掘自己的潜力，如果混到30岁，还狗屁不是，那再考虑踏踏实实上班或者进车间也不晚。
李光，41岁：我遵从父母要求，大学毕业后就报考公务员，并成功考取一个不错的职位。然而，随着改革、反腐的深入，公务员身份已不如过去那样光鲜，而且福利也减少了，几千元死工资，在北京这样的高消费城市，让我过着捉襟见肘的生活。我最终决定在仕途一片大好，马上要晋升处长前辞职，开始了创业生涯，和朋友一起创办了一间外贸公司。现在虽然刚刚起步，甚至前路很多困难，但是我有信心，我觉得跳出体制，投入创业大潮，也是以另一种方式回报社会。
唐亚楠，32岁：随着集团去产能的结构性改革，收入大大缩水，待遇大不如前。身在国企8年，相比其他人的清闲和按部就班，我始终有一种“温水煮青蛙”的危机感。所以，工作以来我从没停止过学习，每个月我都会抽出一部分收入用来买书或者学习。两个月前，我离职了，凭着自己钻研的技术，快速到了一家私营企业上班，因为我的技术到家，给我的薪水是原单位的两倍。其实我觉得，不管处于什么浪潮之下，不管怎么改革，在别人都还在担心自己是否饭碗不保的时候，只要你有本事、有能力、有技术，就总能站在高岗，不受下岗潮的丝毫影响。毕竟，“铁饭碗”不是一辈子待在一个地方吃饭，而应该是一辈子走到哪里都有饭吃。
结语：“饭碗观”的变化，职业变动的加快，其实体现的是国人自主意识的强烈回归。人们通过有计划的变动工作，规划自己的职业发展道路，并将其看作一个逐渐改善个人生存环境、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这是一种可喜的进步。越来越不拘泥于过去的观念、越来越多元化的“饭碗观”、职业观，也是社会更加崇尚公平、尊重能力、鼓励创新的体现。即便是在当前产能过剩、急需去除的领域里，李克强总理也曾同时强调，“产能必须要去，但大量职工的饭碗不能丢，要争取让他们拿上新饭碗。”对于他们，这个“新饭碗”应该怎么拿？想必，从这随时代变化了的、且越来越多样化的职业观里，应该也能找到答案和出路。